考古学的发现告诉我们，中国文化与欧亚大陆文化的联系，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在鄂毕河与叶尼塞河上游以及贝加尔湖周围地区发现的旧石器晚期文化与多伦、满洲里、海拉尔及北京山顶洞人的文化颇有相似之处。苏联学者就曾明确认为这是蒙古人种所创造的，其发祥地可能在中国的北部。李琪指出：
中亚地区东邻亚洲的中国及蒙古人民共和国，西北连东欧的俄罗斯，南接阿富汗、伊朗，处于东西交通要冲。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上，晚期旧石器时代的文化，可以说存在两种类型。一种属于欧洲石器时代类型；另一种属于亚洲石器时代类型。前者反映了在某一阶段迁徙和流动的痕迹；后者则表现为当地文化的演化。[9]
在新石器时代，从仰韶文化开始的中原彩陶文化，在中国境内曾广泛扩散，其西支由甘肃、宁夏西入新疆，上起前5000年，下迄前1000年，新疆西部的和阗、皮山、沙雅、伊犁河流域是现在所知道的中原彩陶文化西传的终端。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发祥地，中原文化诞生以后，呈现出向周围扩散的趋势，在西部地区，表现出由东而西的传播方向。[10]
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者发现，仰韶文化的彩陶和西方各地彩陶文化十分相似，说明这些新石器时代居民是有往来、有一定联系的。捷克学者赫罗兹尼（B.Hrozny）指出：“约公元前2000年的中国仰韶文化，其新石器时代彩陶，与基辅以南的特里波里（螺旋形）彩陶，土耳其斯坦的安诺文化，甚至与巴比伦尼亚、亚述、阿兰的彩陶，同其风格。在这方面，其居间者或许是印欧语的吐火罗人或其他移入中亚的居民之在土耳其斯坦，且居于里海与帕未尔、阿尔泰山之间者。”赫罗兹尼认为：“主要是由于这些民族移徙，彩陶从土耳其斯坦向其他方面扩张。”[11]有些西方学者从仰韶文化彩陶图案同西亚各地彩陶图案的相似性，提出中国文化“西来说”。而中国考古学家则坚决认为，仰韶新石器文化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根本不可能是“西来”的，至于某些型制和图案，同外地彩陶相互交流，相互影响，那是可能的。历史学家翦伯赞指出：“陶器之发明，乃人类定住生活之表征，任何人种，只要达到定住生活的阶段，皆能发明陶器。至于由单色陶器发展到彩色陶器，更为一定之历史的步骤。……中国的彩陶，不一定是由中亚传播而来，只能谓其有着某种相互之影响。”[12]
但是，在新石器时代文化中确也有域外文化自西东来的痕迹。内蒙古翁牛特旗石棚山的红山文化晚期遗址中出土的陶器上有中国最早的“卐”形纹饰，此种纹饰在青海乐都县柳湾马家窑文化的马厂类型的墓葬中出土的陶壶上大量出现。中国出土的带有此种纹饰的陶器最早的年代在前2000多年。同样的纹饰在亚洲其他地区和非洲、欧洲等地也大量出现，最早的“卐”纹饰则见于前3000年的埃及第十二王朝时期的塞浦路斯和卡里亚陶器残片上。在巴基斯坦前3000年到前2000年的摩亨佐·达罗遗址中出土的印章也见有此纹饰，其“卐”形符号笔画有左折的，也有右折的。从年代早晚和地域上看，中国西北地区发现的“卐”形符号极有可能是从西域传入的。有学者研究，“卐”形符号代表着某种抽象的意义，据说有的代表太阳的光芒四射，有的是女性的标志，有的代表雷电或其他自然现象，其中表达着先民们某种心理和观念。[13]
在广大欧亚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中，有陶塑的裸体女像。在辽宁喀左县的红山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大量泥塑人像残块，可辨别出至少分属6个人像个体，有头、肩、手以及乳房等部位的残块，均属女性。头部真人大小，面涂红彩，双眼镶嵌青色玉片。玉质为地方墨玉，黑色中泛有棕黄、紫红等沁丝。女神裸体，五官清晰，双目橄榄形，凸硕，鼻额凸隆。鼻下与唇下琢双凹，以凸显唇与下颌。面目肃穆，双手曲抚于腹部，肥大的躯干，硕大的乳房以及宽臀大腹等特征醒目。考古学界认为这是中国最早的女神像。这种史前裸体女像，在西到比利牛斯山，东到贝加尔湖的广大欧亚地区有不少发现，人们通常称之为“早期维纳斯像”。欧洲的裸女雕像早在旧石器时期就出现了。可以认为，女性裸体陶塑造型艺术和表现出来的生殖崇拜文化观念在广大地区互相传播和交流。(www.xing528.com)
我国有研究民族文化的学者发现，在我国盘古创世神话和彝族创世神话中都有左眼为日、右眼为月的描述，并认为这两个神话实际上是同出一源的变体，源于西亚巴比伦混沌之神的传说。还有彝族英雄神话支格阿龙中关于鹰和马的母题以及支格阿龙所使用的武器三叉戟有浓厚的西方色彩（西亚、埃及、希腊）。我国学者在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上还发现了与上述神话有关联的证据。在陕西临潼姜寨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一个虎头类人面彩陶葫芦瓶上（距今5000—6000年）和西亚萨马腊文化（在伊拉克北部，距今约7000年）遗址出土的一个人面瓮上发现了“左眼睁”（表示太阳）、“右眼闭”（表示月亮）的人面图像。地处西北的古羌戎与西亚的文化交流从地理条件上来看应该是方便的，两地发现的“左眼开、右眼合”这样一种母题的神面像，说明盘古神话、彝族创世神话以及姜寨虎头变型葫芦瓶，可能受到过来自西亚文化的某些影响。彝族古老的“变体彝文宗教示意书”中，反映支格阿龙形象的彝族古代民间艺术、甘肃青海地区辛店文化（青铜时代）彩陶、新疆阿尔泰山洞岩画、伊朗西南部彩陶（距今约6000—7000年）和伊拉克萨马腊（距今约7000年）彩陶上的人物造型，其画法和艺术风格完全一致。由此可见，彝族文化融入了西羌、西亚文化因素。
自新石器时代起，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充当着重要中介的是我国西部古民族尤其是古羌族。彝族是西羌先人南迁的后裔，彝族文化与甘青陕地区的马家窑文化、辛店文化等远古文化息息相通。彝族文化除了具有深厚的中国文化积淀外，也融入了西亚等外来文化因素。
在居住造屋方面，也可以看出东西方交流的痕迹。砖是人类建筑史上首项重大发明。西亚特别是两河流域缺乏天然石头，新石器时代的西亚人于发明陶器的同时发明了砖。“生砖”指砖坯、黏土砖或泥砖，又称“日晒砖”，可追根溯源到近万年前，苏美尔时代大量使用生砖。制砖是苏美尔人重要的日常工作，阳光充足的夏季第一个月称之为“砖月”。“熟砖”即烧砖或烤砖也开始出现。巴比伦时代流行釉砖和琉璃砖，砖雕或画像砖亦应运而生。西亚地区用多种砖建造神庙、宫殿、围墙、道路、桥梁、水渠和居民住宅。西亚的砖砌建筑技术在4000年前传播到了印度河、尼罗河流域和地中海地区，希腊罗马时期传播到了整个欧洲。新石器时代中国北方流行半地穴式住房，南方流行干栏式建筑，中原发明了窑洞建筑。在龙山文化末期如平粮台遗址已出现砖坯和排水管，东灰山四坝文化日晒土坯砖可能是中国最早的土砖。镇原县齐家文化房基发现了上百米陶水管，每节水管长53厘米，设有子母口，可互相衔接，已接近当时的世界水平。陕西周原西周遗址出土了砖瓦等建筑材料，证明3000年前周人已经生产和使用砖瓦以及制作难度较大的排水管道。据此可知，周代已有砖踪瓦迹，春秋战国时期陆续出现了长方形黏土薄砖，大型空心砖，断面成几字形的花砖，长方形凹槽砖和拦板砖等。秦汉时期黏土砖的制作技术已成熟，样式亦相对固定。不过，虽然“秦砖汉瓦” 可追溯到四坝、齐家文化，但砖瓦建筑到秦汉时代才开始普及。所以学者们认为，生砖和熟砖制作技术均可追溯到西亚，唯有空心砖可能是中国的发明。
通过上面的描述，我们大致可以知道，在史前时代，在广袤的欧亚大陆上，就有了某种程度的流动、迁徙、交换和交流。在这样的流动和交流中，中国的远古文化已经和欧亚大陆另一端的文化有着对话与互动，并且引进了许多其他民族的文化因素。正是这样的迁徙和交流，奠定了欧亚各民族文明时代的生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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