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指出:“有一件事情是非常清楚的:国家民族之间的文化传播早于文字记载。在普遍使用文字之前,尽管有无数的艰难险阻,比如大海和大山,但是人民间还是有往来的。”[5]日本学者石田干之助在《中西文化之交流》中提出,新石器时代,欧亚大陆之间即有交通,并推测其路线为:
(1)沿帕米尔南边东行入新疆,再由南路或北路而至甘肃西端,以达于黄河流域;
(2)由帕米尔西部高原,溯阿姆河上游,出其东北隅而入新疆;
(3)经帕米尔之北,由拔加那(Bergana)盆地,而出阿赖(Alai)谷地。[6]
我们的先民可能很早就通过这些交通路线,与北部和西部的其他民族交流往来,互相交换物质文明的成果和文化信息。在中国的古史传说中,就可见中国人与域外联系的早期踪迹。如《竹书纪年》说:神农时“南至交趾,北至幽都,东至旸谷,西至三危,莫不服从其化”。《史记·五帝本纪》也说:“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同,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这里都提到黄帝西巡的事迹。
中国古籍载黄帝西巡之行踪,尚有昆仑。《山海经·海内西经》说:“海内昆仑之墟在西北,帝下之都。”又,《山海经·西山经》说:“昆仑之丘,实惟帝王之下都。”《穆天子传》记周穆王“升于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宫”,说的是穆王西巡时曾到昆仑山瞻仰黄帝当年的行宫。“昆仑”之名,首见于《尚书·禹贡》,原文说:“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尚书·正义疏》引郑玄注,说渠搜与昆仑、析支乃三山名。《尔雅》也说到昆仑,称为“河所自出”,也就是大河的源头。
还有黄帝使伶伦西之昆仑的传说。相传伶伦是黄帝时代的乐官,是发明律吕据以制乐的始祖。黄帝派伶伦去找竹子制作笛子,《史记》记载:“黄帝使伶伦伐竹于昆谿,斩而作笛,吹之作凤鸣。”但《吕氏春秋》说:“黄帝使伶伦伐昆仑之竹为笛。”伶伦去的地方是昆仑。(www.xing528.com)
中国西北地区与黄帝有关的,尚有“扶伏”一名,见《太平御览》卷七九八,说黄帝之臣茄丰有罪,放于玉门关外二万五千里,以扶伏而去,称“扶伏民”。
古代传说中还有西域人来华的记载。《山海经·海外西经》说:“长股之国在雒常北,被发,一曰长脚。”历史学家张星烺认为:“长股在黑水之河,亦中央亚细亚民族也。”[7]《拾遗记》卷一记载,颛顼时,“溟海之北,有勃鞮之国。……献黑玉之环,色如淳漆。贡玄驹千匹”。同书同卷还记载,帝喾时,“有丹丘之国,献玛瑙瓮,以盛甘露”。
尧舜时期与域外的联系就更多了。《淮南子·修务训》说:尧“西教沃民,东至黑齿。北抚幽都,南道交趾。放讙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流共工于幽州,殛鲧于羽山”。《史记·五帝本纪》说:帝舜“南抚交趾、北发,西戎、析枝、渠廋、氐、羌,北山戎、发、息慎,东长、鸟夷”。刘向《新序》亦称:舜“立为天子,天下化之,蛮夷率服,北发、渠搜,南抚交趾,莫不慕义,麟凤在郊”。《大戴礼记·少闲》还说到大禹时代:“舜崩,有禹代兴,禹卒受命……民明教,通于四海,海之外,肃慎、北发、渠搜、氐、羌来服。”
关于黄帝西至昆仑和空同以及尧舜等与西域的关系,大概是关于中国先民最早向西域方向联系的传说。于右任在《黄帝功德记》之序中说:“于史,黄帝即战胜蚩尤,东至于海,西登昆仑,南及交趾,北出幽陵。而开拓中华民族已有之疆土。”张星烺指出:“黄帝开国,四征不庭,西登昆仑之邱。此强盛时代也。后经少昊、颛顼、高辛三世之守成,而至尧、舜、禹三君,皆英主也。国势复振,疆土远拓。尧禹皆尝西游,见西王母。舜时,则西王母亲宾于天子。”[8]
中国的古籍中,如《尚书》《礼记》《吕氏春秋》《楚辞》《论衡》等书,还有关于神农、颛顼、尧、舜等“南抚交趾”或“南至交趾”的传说,可以看做是向南面开拓。《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帝颛顼高阳者……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唯禹之功为大。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职来贡,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抚交趾。”按《史记》的说法,颛顼已“南至于交趾”,舜时大禹已“南抚交趾”。刘向《说苑》卷一九说:“南抚交趾……四海之内皆戴帝舜之功,于是禹乃兴九韶之乐,致异物,凤凰来翔,天下明徳也。”
以上所引文献讲的“南抚交趾”,都概言在五帝时代,据此可以认为,不能排除五帝传说时代中原与岭南发生交往的可能性。在古代,由于“道路悠远,山川阻深”,交南一直被视为“炎荒”“徼外”,原是一片冥茫状态,但通过后来的不断探索,情况才逐渐明朗。如尧、舜等“南抚交趾”“南巡狩”,似乎可以认为正是为了开拓中原与交南的交通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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