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从原生到国际

所谓“文明古国”指的是产生原生型文化的国度。

在世界文化的初创时期，栖息在不同地区的上古初民，各自独立地创造出具有特色的原生文化形态，发展起各自的地区性文明。这种在不同地区独立地产生出来的文化被称为“第一代文明”或“原生型文化”。这些原生的文化形态是以后世代人类文化进化发展的历史性起源和基础。当时世界上存在着几个彼此互相独立的文化形态或文化区域，处于不同的地理自然环境的各个文化都有其独特的历史过程。而由于人类在初级阶段就表现出来的趋同性，当不同民族发展到一定的阶段，需要某些发明的时候，许多重大的文化成就在彼此距离遥远的地区、间隔漫长的时间，一次又一次地被不同民族创造出来。

所谓“四大文明古国”即产生“第一代文明”或“原生型文化”的埃及、巴比伦、印度和中国。此外，在中南美洲还有玛雅、阿兹特克和印加等属于印第安文明的原生型文化，但直到15世纪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发现”新大陆以前，印第安文明大体是在隔绝于东半球诸文明之外发展起来的。所以在讨论人类文明的起源和早期世界文化格局的时候，一般忽略印第安文明而只谈欧亚北非大陆的“四大文明古国”。这当然是片面的说法。较为正确的说法是，在世界文化的早期发展阶段，存在着欧亚北非大陆和中南美洲两大文化区，它们是并行存在而又相互隔绝、各自独立发展的。

在欧亚北非大陆这个广大的文明区，又并行存在着几个文化发祥地，即所谓“四大文明古国”。这几种文明互相之间有程度不同的联系，但又各自独立发展起来，形成各自的文化特性和文化模式。

文明滋生于尼罗河第一瀑布（今阿斯旺附近）下游。埃及人创造的辉煌的古代文化，主要依托于一片由大海和沙漠围护着，由尼罗河所滋润的三四万平方千米的冲积平原。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说：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埃及文化乃是尼罗河的恩赐，埃及是尼罗河的女儿”^[1]。大约在前3200年，埃及形成统一的国家，创造了初期的埃及文明，从此埃及文明繁荣发展了近2000年，以后逐渐走向衰落，一直到前332年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征服埃及为止。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埃及人发展了高度的农业、完整的灌溉系统、王权神授及一套国家机构、复杂的宗教思想等文化成就。大约在前4245—前4238年，埃及人就知道使用相当准确的太阳历。约在前3200年，埃及人就有了象形文字。太阳历、金字塔、狮身人面像和神庙、土地的测量以及木乃伊等分别标志着古埃及人在天文学、几何学、医学和艺术上所达到的水平。

巴比伦文明又称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是希腊人对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河谷的称呼，意即“两河之间的地方”。美索不达米亚发轫于两河流域上游的扇形山麓地带，后来生活在这里的苏美尔人迁入两河河谷，开垦两河流域中下游平原。美索不达米亚文化得以繁衍的区域，大体在两河流域适宜农耕的地带加上地中海东岸滨海地区，组成所谓“肥沃新月带”。约在前3000年，苏美尔人建立了12个独立的城邦，奠定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最初基础。自前2135年至前2027年，苏美尔经历了经济增长及文化发展的阶段。苏美尔人发展了农业生产和灌溉系统，还发展了各种手工业生产，并与其他民族开展商业贸易。他们发明了系统的能表达思想的泥版文字（楔形文字），制定了法典和太阴历，在数学和天文学上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前1750年以前，巴比伦统治者汉谟拉比（Hammurabi）征服了苏美尔，苏美尔民族在历史上的显著地位逐渐消失，但他们的文化成就却延续下来了。苏美尔人的传统成为美索不达米亚文化的基础，这种文化作为一种有特殊风格的文化延续了近3000年之久。

印度文化起源于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巴和摩享佐·达罗周围10余万平方千米的地区，以后又扩展到恒河流域及德干高原。早在前3000年，印度已经存在早期文明。前1700年左右，一支操雅利安语的游牧民族进入印度，征服了当地人，发展起农业和畜牧业，手工业和商业也有一定的发展。作于前1200年左右的诗集《梨俱吠陀》是最早的印度文献。印度早期的宗教是婆罗门教。约在前550年诞生的乔达摩（Gautame，即佛陀，Buddha）创立了佛教，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www.xing528.com)

总之，中国与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四种原生型文化，在从东到西广阔的欧亚北非大陆上并行发展，相映生辉。它们同中南美洲的印第安文化一起，共同孕育了人类文明，构成了世界文化原创期的基本格局。那么，这样的文化格局中，与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印度文化相比，中国文化有哪些特点呢？

首先，中国文化具有无与伦比的延续力，得到最为连贯的继承和发展。其他原生型文化，如埃及文化和美洲的玛雅文化，早已后继无人；美索不达米亚文化和印度文化，经过多次的异族入侵，深深叠压在后起文明世代的底层，成为考古学研究的对象。唯有中国文化没有出现这样的中绝现象，经历数千年而持续不断，这在世界文化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其次，中国文化初创时期的活动区域要比其他几个古老文化更为广阔。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文化的活动区域不过几万平方千米，印度文化的范围基本上限于印度半岛之内。中华文化最重要的发祥地黄河流域则有七八十万平方千米的黄土高原和冲积平原。而中华文化的发祥地又不限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辽河流域乃至西南的崇山峻岭，有长达四五千年的文明史，这些区域的总面积约有500万平方千米。这样广阔的领域作为中华文化繁衍滋生之地，既使它具有多元发生的丰富性，也使它在遇到异族入侵的情况下，仍有广阔的回旋空间。中华文化延绵不辍与这种地理形势有很大关系。

再次，中华文化的发生期大体上是在与其他文明区少有联系的情况下度过的，中华文化是在未受到或很少受到其他文化影响的情况下独自完成文化发生过程的。这种情况与其他几大文明不同。例如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相距不过1000千米，也没有难以逾越的地理障碍，这两个古老的文明历来声息相通，彼此之间形成繁复的文化传播—接受机制，农业和手工业技术、数学、天文历法知识等多有交汇，埃及的象形文字最初受到美索不达米亚图画文字的启发。印度文化与美索不达米亚文化、埃及文化也很早就有直接的交流。它们之间虽有伊朗高原相隔，但其间通道纵横，交通还算方便。最早的美索不达米亚图画文字经伊朗高原传到印度河流域，而两河流域也发现印度河流域哈拉巴文化的印章，说明这两个古老文化早在前3000年即已建立起实质性的联系。前6世纪的希腊和波斯间的战争，前4世纪亚历山大大帝的东征以及其后建立的亚历山大帝国，更加强了从地中海到南亚次大陆之间的文化交流和融合。与之不同的是，在文化的发生期，中华文化很少与其他文化有直接的或实质性的来往。亚历山大东征时至印度河而向南折返，因为再往东就是巨大的地理屏障帕米尔高原。中国人生活的东亚大陆，远离其他文明中心，周边又多有难以逾越的地理屏障，因而很少可能与其他文化相接触或获得有关的文化信息。而正是在这一时期的文化创造，决定了中华文化的文化特性和文化风格。英国历史学家韦尔斯（H.G.Wells）认为：“中国似乎是自发地和没有外助地发展了他们的文化。”^[2]因而，中华民族是一个颇具原初性的民族，中华文化有着鲜明的独特性和自主性。

但是，这并不是说，中华文化的发生期是完全封闭的，与其他文化完全隔绝的。实际上，中华先民很早就开始寻找与其他民族的文化沟通和联系，试图打破地理的屏障，参与早期世界文化总体格局中的对话。从考古发现来看，商代的青铜文化乃至更早的彩陶文化，与欧亚大陆其他一些文化有某种联系和相似之处，虽然我们现在还不十分清楚这种联系的性质。积极向海外开拓，发展与其他民族文化的接触、对话与交流，是中华文化在其发生期就形成的一种传统（这一点又是与中南美洲玛雅文化等印第安文化不同的，它们完全与外部隔绝，因而最后湮没在丛林和荒原之中）。但就实质性的文化交流而言，中华文化是在大体完成文化发生过程，文字、思维方式、社会结构的基本风格和定势确立以后，才渐次与其他古老文化相接触、交汇和碰撞。虽然这种接触和交流对双方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但中华文化的系统和态势已经确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