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早期世界的文化图景中：接收海外文化史

在遥远的上古时代，栖息在东亚大陆上的原始初民，进行着极为艰难而又极为雄壮的文化创造，开辟了中华文化的历史源头。

这些原始初民繁衍生息于东亚大陆的年代极为悠久。根据考古学的研究，早在180万年前开始的旧石器时代，中国的史前文化就已经形成了华北和华南两大谱系。在这一时代，中华先民在极为困苦的条件下，以石器的研磨敲打，演出中华文化史诗的前奏，迎来初升的中华文化曙光。

距今7000年开始，中华先民进入了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遍布全国各地，最有代表性的包括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大汶口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马家滨文化、红山文化等等。在那个久远的过去，上古初民们在顽强的生存斗争中，创造了绚丽壮观的原始文化，并逐渐凝结成最初的文化共同体。中华初民的文化创造中蕴涵了民族历史文化的源泉，成为中国人智慧的起点。

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华文化的起源是多元化的，而不只是有一个“黄河源”或者再加一个“长江源”，这不仅表现在新石器时代，而且表现在旧石器时代。这就是说，中华文化的“多元源头”是年代久远的，因此是具有历史深度的。多元起源，而后能够不是各自独立、分道扬镳，而是逐渐融合，互相取长补短，以某一种或几种强大文明为核心，广受博取，而形成一个文化统一体，这个统一体既为全体文化单元所认同，而各文化单元又保持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和自身大同中的小异以至中异。

这种漫长的融合的文化史迹表明了两点：

（1）各个文化单元的开放性，实质上也反映了文化的开放性，所以能够多维度延伸、展开、开拓，然后相遇、交叉、碰撞，然后交汇融合，提升结晶出文化共性和文化共同体。文化的多元起源，在源头上决定了中华文化的一个基本特质，就是它的开放性和融合性，为中华文化在以后漫长的历史中吸收、接受、融合域外文化提供了文化基因。

（2）中华文化的凝聚力。这样分布于东南西北广袤土地上的多元文化源头和文化的多元分枝，却能够逐渐凝聚起来，形成整体文化，这表现了强大的文化内聚力。这种内聚力和聚合过程，源自如此久远的历史而又流经如此长远的历史时期，自然越发展越强大，形成中华文化的一种不同于其他文明的强大的凝聚力。凝聚力也就是吸收、融合的能力和文化的创造力。本土文化多元发生的凝聚力，形成了中华文化强大的本体，而面对域外其他民族文化，也同样具有强大的吸收和融合能力。(www.xing528.com)

所以，在中华文化的源头，在中华文化最初的多元发生的机制中，已经包含了中华文化对外开放、大规模接受和吸收外来文化的能力。或者说，中华文化多元发生的机制蕴涵了对外来文化的接受、吸收、融合的机制。

学术界一般把文字的发明、城市的建立和金属器具（青铜器或铁器）的制造作为一个原生型文化形成的标志。这三种文化标志出现在殷商西周时期。

商周时期是从原始文化时代向文明时代的迈进，脚步之巨大以至踏出了未来中华文化的基本走向，这也是中华文化史上初现辉煌的重要时代。商周文化的繁荣，标志着中华文化已开始自成体系和独立发展，因而自立于古代世界文化的格局中。

文字的创制、城市的出现和青铜器的使用，说明商周时代是在没有外来文化强大影响下，自成体系地独自发展起来，商周时代文化已具备了原生型文化的基本特征。商周时代也是文化全面发展、繁荣和进步的时代，取得了当时世界上很先进、很丰富、很辉煌的成就，并且表现出鲜明的文化个性和与其他文化的差异性。一方面，自身文化发展的个性和水平，是吸收、接受外来文化的前提。当自身文化是一片空白的时候，外来文化传来，或者是不理解、不懂得、不接受而拒之门外，或者是被外来文化的滔滔洪水所淹没，丧失了自己的文化个性和存在的理由。另一方面，文化的差异性是进行文化交流的前提条件，如果自身文化和外来文化没有什么区别，外来文化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新内容、新价值、新意义，那么就没有进行文化交流的必要。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一次巨大动荡的时期。周朝的权威和统治力量下降，以致最后名存实亡。各诸侯国在经济、政治、军事力量上逐渐强大，群雄割据争霸，兼并战争不断，社会生活也处在大变动之中。然而，春秋战国也是文化大发展的时代，正是经过春秋战国社会动荡中的文化繁荣，才迎来了秦汉盛世中国文化史上的黄金时代。

春秋战国从学术思想到文学艺术，从生产技术到科学知识，从精神成果到物质文明，出现了前代所不能比拟的发展，文化的各个领域空前活跃，群星璀璨，百花齐放，气象万千，为秦汉文化盛世的来临奠定了基础，也为第一个对外文化交流高潮的到来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