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接受海外文化的开放与创造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从全球史的角度、中外文化交流史的角度来反观中华文化的本身，使我们对中华文化的特质有一些新的认识。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虽然有过激烈的文化冲突和抗拒，但是，中外文化交流并没有停止过，引进和接受、吸收外来文化从来没有停止过，因此才有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才有了中华文化的生生不息、持续发展。那么，为什么中华文化能够在如此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能对外来文化有这样多的引进和吸收，并使之内化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中华文化本身的开放性特征。开放性是中华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

近代以来，不断有人批评中华文化封闭、保守，说中华文化是一种封闭的文化。这是片面的，不对的。纵观几千年中华文化发展的总趋势，开放是主流，是本质性的特征。中华文化在自身的成长过程中，形成了健全的传播和接受机制，具有全面开放的广阔胸襟和兼容世界文明的恢宏气度，与世界各国、各民族进行了范围广泛的交通往来和文化交流。中华文化不是在自我封闭中而是在与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广泛交流中成长的。开放性使中华文化保持了一种健全的文化交流的态势、文化传播和文化输入机制，而这正是中华文化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原因所在。虽然中国历史上也有过海禁、闭关锁国的时期，但毕竟是短暂的和暂时的。从整个中国历史来考察，开放的时代远远超过封闭的时代。即使在封闭时代里，也不是完全割断了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完全中断了与外来文化的接触和交流。因为文化交流是一种自然的历史现象，总是要找到接触和交流的渠道。在文化的开放和交流中，大规模地吸收、接受和融合世界各民族文化，使中华文化系统处于一种“坐集千古之智”“人耕我获”的佳境，使整个机体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为中华文化发展提供了源头活水和创新动力。

海外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和发生影响，不只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不只是一个被动的受容过程，而且还包含着中国人主动去认识世界、主动走向世界的过程，是历代中国先贤披荆斩棘，筚路蓝缕，不畏艰险，主动地走出国门，去寻求知识，追求真理，把在外国所见所闻的交通和历史地理知识，把他们所了解的各民族、各国家创造的先进文化，把他们所接受的信仰和他们所认可的生活真理，介绍给自己国家的人们，从而大大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开阔了中国人对世界的认知，丰富了中国人的知识系统。我们的先人在很早的时候便致力于走向世界的努力，张骞、法显、玄奘、王玄策、郑和，等等，代不乏人。他们不避艰难险阻，越关山，渡重洋，与各国、各族人民建立起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联系，搭起友谊的桥梁。这是一种宏阔的胸怀和气度。钱穆指出：“中国人对外族异文化，常抱一种活泼广大的兴趣，常愿接受而消化之，把外面的新材料，来营养自己的旧传统。中国人常抱着一个‘天人合一’的大理想，觉得外面一切异样的新鲜的所见所闻，都可以融会协调，和凝为一。这是中国文化精神最主要的一个特性。”^[26]正是由于中华文化的开放性，在大规模文化输出的同时也广泛地吸收、接受、融合域外文化，使自身不断丰富起来，更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正如鲁迅所说，汉唐时代的中国人有一种“放开度量，大胆地，无畏地，将新文化尽量地吸收”的气魄。“那时我们的祖先对自己的文化抱有极坚强的把握，决不轻易动摇他们的自信心，同时对于别系文化抱有极恢廓与精严的抉择，决不轻易地崇拜或轻易地唾弃。”^[27]也由于中华文化的这种积极的输出和吸纳运动，使自己获得了强大的生命力，即便是在近代西方文化大规模和强有力的冲击之下，中华文化也能通过自身的重整而使自己走向现代化。

如果从文化起源的方面来考察，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开放性是中华文化的一个原始基因。现在学术界基本认为，中华文化的起源是有多个源头的，是“多元共生”的。在大的文化区域的范围内来看，中华文化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下出现的原生型文明，但这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又是一个极其广大的范围，包含着多区域的文化形态，多民族的文化样式，呈现了丰富的文化多样性。中华文化就是在这种多样性的条件下不断交流、互动和融合而最后成为统一的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即使在中华文化共同体形成以后，各地域文化、各民族文化仍然保持着自身的特点和传统，并在不同的地域和民族之间进行着广泛的和持续的交流。因此，中华文化对于不断有外来文化进入并不会感到新奇和不习惯，而是抱着积极热烈的态度欢迎各种形式的外来文化进入，并且有能力将它们融合到中华民族文化的大系统之中。因此，开放性是中华文化的原始基因，在中华文化起源上就已经孕育了开放性的特质。

中华文化能够持续地接受和引进外来文化，并且能够使其本土化，吸收到中华文化大系统之中，使之成为中华文化有机组成部分，是由于中华文化具有巨大的吸收能力。这种能力来源于中华文化本身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来源于其巨大的“体量”。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中华民族以其伟大的智慧，进行了雄伟壮观的文化创造。中国曾经在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艺术文化诸领域中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使中华文化成为世界文明发展史上的主要源流之一。古代中国人不仅创造了发达的科技文化和物质文化，而且在哲学、艺术、政治等许多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文学艺术领域，中国传统文化艺术极为丰富多彩，各种艺术形式应有尽有，而且有很高的造诣。中国有神奇瑰丽的上古神话，堪与古希腊、古罗马神话相媲美；西安的兵马俑号称世界“第八奇迹”，蔚为壮观，反映了极高的艺术水平；中国的音乐、书法、绘画艺术，更是独树一帜，美不胜收，反映了中国人丰富的情感世界和中华文化的人文传统；中国的诗歌、散文、小说和戏剧，在很早的时候就达到极高的艺术水平，成为世界性的宝贵的文学艺术遗产；中国的园林艺术更是早入佳境，令人叹为观止。在学术领域，中国有发达的史学和治史传统，一部卷帙浩繁的“二十四史”，集几十代人的集体智慧，完整地记录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足迹。以孔子儒学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哲学，包含了极高的人生智慧，闪烁着人类文明的理性之光。总之，在人类文化所发展出来的各个方面，中华文化有巨大的成就，有丰富的内容。中华文化是一个巨大的“文化体”。这个体量巨大的文化体同时就具有了强大的吸收能力，能够将外来文化吸收到这个文化体中来，与其中相应的部分相对接。这就是在大规模引进外来文化的同时又不丧失本民族文化核心价值和基本特质的原因。

能够大规模引进和吸收外来文化，还表现了中华文化强大的创造性能力。任何外来文化被引到中国，不论是直接“拿来”的，还是需要加工、改造的，都需要有强大的创造性能力，是一种再创造。中华文化对于引进的外来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对外来文化引起的激励和推动，进行创新性发展。中华文化的创造性、创新性，使得中华文化如滔滔江水奔流不息，永保旺盛的生命活力，从而描画出中华文化辉煌灿烂、色彩斑斓、波澜壮阔、大气恢宏的发展历史。

【注释】

[1]［英］贝尔纳著，伍况甫等译：《历史上的科学》，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中译本序言。

[2]［英］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194页。

[3]［美］史景迁著，黄纯艳译：《追寻现代中国：1600—1912年的中国历史》，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年版，序言。

[4]许倬云：《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页。

[5]［英］泰勒著，连树声译：《原始文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6]［美］V.巴尔诺著，周晓虹等译：《人格：文化的积淀》，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页　。

[7]［美］马文·哈里斯著，高地译：《文化人类学》，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12页。

[8]［美］马文·哈里斯著，高地译：《文化人类学》，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12—13页。

[9]引自周晓明：《人类交流与传播》，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10页。

[10]［英］罗素著，秦悦译：《中国问题》，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146页。(www.xing528.com)

[11]季羡林：《交光互影的中外文化交流》，中国文化书院讲演录编委会：《中外文化比较研究》，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8页。

[12]季羡林：《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序》，张岱年、汤一介等：《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13]万明：《明代中外关系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31—332页。

[14]方豪：《中西交通史》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15]［日］源了圆著，郭连友译：《日本文化与日本人性格的形成》，北京出版社1992年版，第8页。

[16]阎宗临：《中西交通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17]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2页。

[18]［英］李约瑟著，袁翰青译：《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卷，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54—255页。

[19]［德］海德格尔著，陈嘉映、王庆节译：《存在与时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84页。

[20]［德］哈贝马斯著，高地等译：《解释学要求的普遍适用》，《哲学译丛》1986年第3期。

[21]此处用了德国学者赫施（Eric Donald Hirsch）所使用的文本的“含义”和读者所赋予的“意义”的术语，概念相类，但涵盖面更广泛。参见［德］赫施著，王才勇译：《解释的有效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

[22]［日］源了圆著，郭连友译：《日本文化与日本人性格的形成》，北京出版社1992年版，第66—67页。

[23]［澳大利亚］秦家懿、［瑞士］孔汉思著，吴华译：《中国宗教与基督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179—180页。

[24]参见汤一介：《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张岱年、汤一介等：《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4页。

[25]［美］马文·哈里斯著，高地译：《文化人类学》，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13页。

[26]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05页。

[27]郑连根：《极简中国史》，齐鲁书社2017年版，第1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