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化交流的内容是相当丰富的。
民族之迁徙与移植；血统、语言、习俗之混合；宗教之传播；神话、寓言之流传；文字之借用；科学之交流；艺术之影响；著述之翻译；商货之交易；生物之移植；海陆空之特殊旅行；和平之维系（使节之往还，条约之缔结等）；和平之破坏（纠纷、争执与大小规模之战争等）。[14]
可见，无论是在物质文化层面，还是在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层面，其他民族文化的各种成就、各种文化要素，都曾在中国有所传播和影响。
但是，各层面文化要素的传播并不是平行推进的，不是平衡发展的。事实上，物质文化、技术文化的传播更容易一些，传播的范围更广泛一些。在外国文化向中国传播的历史上，最先传播和输入的往往是各地的物产和技术发明。在本书的论述中，我们将看到，地方物产和技术发明很早就开始向中国传播，这一过程一直没有中断。最早的例子可以举小麦，早在五千年前就从西亚一带传入中国，并且成为中国人的主要粮食作物。此外还有马、牛、羊原产于中亚或西亚地区的家畜，也陆续进入中原地区。有了小麦，有了马牛羊，才有了中国人生活中“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社会理想。甚至到汉代，汉武帝还一直有着对西域“天马”的追求和梦想。还有大量的植物，包括蔬菜瓜果，在不同时期陆续传入中国，丰富了中国人的饮食生活。比如以“胡”字命名的蔬菜水果，就是在汉唐时期来自于西域的。再比如我们生活中常见的菠菜，是在唐太宗时期从尼泊尔输入的；西瓜是在宋辽时期从阿拉伯输入的。至于到了欧亚大陆与美洲大陆交通以后的大航海时代，原产于美洲的玉米、马铃薯、红薯、花生，等等，被成功地移植到中国，在广阔的范围得到传播和推广，成为中国人的主要食物。这些高产的植物在救荒时期甚至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生产技术方面，更有许多其他民族发明的先进技术传播进来并得到推广和应用。比如古代的玻璃制作技术，就是在南北朝时期传到中国，并使得中国的玻璃制造工艺得到巨大的发展；葡萄酒酿制技术、糖的提炼与制作技术，是在唐太宗时期分别从西域和印度传播来的。再比如商代的青铜制造技术，虽然还没有充分的证据说是从国外传来的，但无论是技术还是艺术形式，其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是很明显的。再比如中国古代掌管历法、天文的国家机构先后叫过司天台、司天监、钦天监，等等，自唐以后，许多时候这个机构的主持人为外国人，如在唐代为印度人、元代为回回即波斯人或阿拉伯人，明代则任用元代回回的后裔，到了清代的钦天监则长期由欧洲传教士主持。在医学方面，中医有着悠久的和一以贯之的传统，但在历史上，印度、阿拉伯医学对中国医学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外来的药物被纳入中医用药体系，丰富了中医的药典。
丰富的来自世界各地的物产、先进的生产技术，部分地改变着中国人的生产、生活方式，改变着中国人的生活形态和生活场景，甚至在日常的民间生活领域，会感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这在古代的许多文学作品中有所反映。比如汉代大赋里面记载的珍禽异兽、奇花异草；唐诗中的“胡姬”和“酒家胡”；宋代关于用香时尚的各种诗文；清代《红楼梦》里面的自鸣钟、貂皮、西药的记载，等等，说明那些来自域外的物产和技术，是怎样丰富着、装点着中国人的生活。
与物质文化、技术文化相比，艺术文化、制度文化的传播和接受要缓慢一些，传播的力度也相对弱一些；而作为文化核心内容的价值观和意义体系，其传播和影响受到的限制就更多一些。
在文化的传播上，存在着较易传播的部分和较为困难的部分，如科学技术是前者的代表，而形而上学则是后者的代表。与此似乎矛盾的是，文化包含着如下倾向，即某一要素一旦被接受，它便会超越接受者的意愿，作为文化整体而传播。[15](www.xing528.com)
日本学者源了圆的上述论断中的第二点，则是说明了文化传播中的这样一种情况，即物质文化、技术文化的传播，其意义不仅仅局限于物质的、技术的领域，它们还可能影响人们的精神世界和生活方式，甚至产生意料之外的效果。因为这些物产和技术发明，还体现了创造者、发明者的精神理念、审美趣味和价值追求，体现了他们作为某一文化共同体成员所接受的文化传统的濡染和教育。而物质文化和技术文化的输出，间接地传达了这种物质产品和技术所包含的精神内容和文化内涵，因而也就使其成为文化整体的代表而传播和发生影响。
物质文化和技术文化的传播，在域外文化向中国传播中起到了前锋的作用。与此同时，其他民族所创造的各种艺术形式也大规模地传播过来，丰富着中国人的艺术形式和精神文化生活。汉唐以前，西域的音乐舞蹈一直是激励中国音乐舞蹈艺术的主要源泉，早在西周时期，西域歌舞就已传播到中原，成为宫廷乐舞的组成部分。到了汉唐，这种西域民族的乐舞更是大规模地在中原流传普及，成为相当流行的艺术形式。多种西域乐器成为中国音乐家们喜好的乐器。上自宫廷，下至里巷，弥漫着绚丽多姿的西域风情。印度的佛教音乐也在中原流传并有很大影响力。其他的艺术形式，如壁画、雕塑、建筑艺术，在中原大地传播开来，举世闻名的四大石窟，处处显示出中国与印度、西域艺术文化的大交汇。特别是敦煌莫高窟，就是东西文化交流汇合和交融的巨大的艺术宝库。敦煌的艺术不仅包含着中国艺术家的巨大的文化创造，更体现着对西域艺术的接受、吸收和融合。
在精神文化层面，外来文化影响最突出的是宗教。中国古代宗教并不发达，并没有形成严密的、自成体系的宗教形态，作为中国宗教的代表道教还是在佛教传入以后、在其激励下进行改造和完善的。但是，自汉代以后，印度佛教持续地向中国传播，并且在中国落地生根，发展演化成为中国化佛教，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不仅是一种信仰体系，不仅是一种关于彼岸世界的玄想，更是一个巨大的文化群落，是一个巨大的文化丛。与佛教一起而来的，还有绘画与雕塑、音乐与舞蹈、建筑与医药、哲学与思想等方面的内容，它们随着佛教的传播一起被传播、一起被吸收到中华文化的体系之中。直到今天，我们还会感受到两千多年的佛教传播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无所不在。宋元时期传入的阿拉伯的伊斯兰教、明清之际传入的天主教，至今仍然是部分人群的信仰。
书籍的传播是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和主要形式，各类书籍所包含的内容，就是各民族文化的精华部分。历代僧侣“西天取经”，主要就是到佛教的发祥地寻求那些记载着佛教文化精华的典籍。从佛教开始传播到中国时起，就出现了规模宏大的译经事业，一直持续了上千年，并且是由国家政权来主导的，国家出资金、组织力量、安排场所，形成庞大的译经队伍。从汉代最早的译经开始，一直到宋代，有五六千卷佛经被翻译成汉文，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化典籍的宝库。宋代开始的《大藏经》的编纂和刊刻，更是凝聚了国家政权、佛教人士和民间文化界的共同力量。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如利玛窦等人，也把西书的翻译作为文化传播的主要手段。他们译介的西书包括当时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许多方面的最新成果，是一次比较系统的西方文化的传播。这些翻译的西书在当时就很有影响，其中有许多被收入到《四库全书》或写进《四库全书提要》，这意味着被正式纳入中国文化典籍体系里面。本书会提到，传教士们对于译介西书是很自觉的、主动的，其中最感人的是“七千部书入华”。他们投入大量的精力和资金，收集当时欧洲出版的各方面书籍7000部，托运到中国来。在那个时代，7000部是一个欧洲大型图书馆的藏书规模，可以说把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全都搬过来了。
在文化交流中还有一种文化倒流的现象。所谓“文化倒流”，就是指原本属于中国文化的内容和技术等，传播到其他国家，在那里得到了保存和传承，得到了改造和发展，后来又传回到中国，起到补充、丰富和推动中华文化发展的作用。这一点在东亚地区的文化交流中表现得比较明显。历史上，大批中国的典籍，包括佛教典籍和其他学术著作、文学作品传播到日本、朝鲜，在那里得到了很好的保存，但其中有一些在中国却失传了、湮灭了，这些典籍后来又传回中国。这些情况在宋代就已经开始出现了，青花瓷更是一个有趣的文化倒流的例子。中国的瓷器和制瓷技术传播到波斯和阿拉伯地区，那里的人们加进了当地的青花颜料和图案，再传回中国，出现了中国的青花瓷，而青花瓷又成为中国瓷器最突出的代表。
对于域外文化在中国传播的内容，在此仅是一个比较宏观的概括。本书各卷各章，对这丰富的文化传播作了比较具体和展开式的说明。所以，本书所述内容，涉及科学、技术、哲学、思想、艺术、文化等多个领域，并且延伸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医药卫生、饮食起居、宗教信仰等等，虽然尽量提纲挈领，但追溯源流起来，仍然体系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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