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接纳海外文化：促进交流的历史

本书论述的是域外文化与中华文化的交流，即是一种“不同社会之间日益增长的交流”。这“不同社会之间”，也就是不同的文化系统、文化体系之间的交流。这首先意味着“之间”有一定的空间的距离，否则，就不会是“不同社会”“不同文化体系”“不同文化系统”了。空间的距离是保持各民族文化相对独立性和原生性的基本条件。这也就意味着，不同民族、不同社会之间的文化交流，首要的前提就是交通问题。交通是人类生活的基本前提之一，也是文化交流得以实现的最根本的条件。交通状况决定和制约了文化交流的规模和程度；反过来，文化交流繁荣与否，也对交通状况起着促进或滞碍的作用。有了交通，就有了物质和文化方面的交流，就有了相互之间的你来我往，相互的认识和了解，就有了文化上的传播和接受，形成世界文化交流的大图景。

自古以来，生活在欧亚大陆的各民族，不断地突破各种技术障碍，为开拓大陆的交通做出不懈的努力。为此，人们不断地发明和改进交通工具，探索交通路线，甚至可以说，交通工具的发明和改进是人类主要的技术创新之一。因此，从东往西，自西徂东，都在努力开辟交往的通道。因此，就有了草原丝绸之路，有了绿洲丝绸之路，有了海上丝绸之路和西南丝绸之路。这样的“丝绸之路”，并不是哪个民族独自开辟的，也不是单一的交通路线，而是一个贯穿欧亚大陆、延伸到非洲的连接各民族、各地区的巨大的交通网络。正是有了这样的交通网络，古代各民族、各地区才有了联系，互通气息，实现了民族和地区间的，亦即“不同社会之间”日益增长的文化交流。随着技术的不断突破，交通工具不断的改进，交通道路的更加畅通，各民族和各地区之间的交流呈现日益增长的状态，交流更频繁，来往更密切，相互的了解和认识也就更多，吸收其他民族、地区的文化也就更丰富。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传播，是通过多种途径进行的。以海外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史来考察，我们看到，文化交流最主要的形式是人员的往来，文化交流的前提条件是交通。而道路是人开辟出来的，是要有人来走的。人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传播的主要媒介。在所有的关于“文化”的概念中，“人”是题中应有之意，没有“人”就没有所谓“文化”。文化传播是通过人员的接触和交流进行的。历朝历代行走在丝绸之路上的各国、各民族的人们，是文化交流的主要贡献者，是向中国传播各民族文化的主要载体。

从历史上来看，为文化交流作出贡献的人员大致有六类群体：

（1）官方的使节。与域外国家或政权建立外交关系，互派使节往来，是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渠道。官方使节的往来，除了解决国家之间的争端，密切双边关系外，还增进了彼此的了解和认识。从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开始，中国历代王朝逐步与许多国家建立起官方的正式联系，互派使节往来。人们对张骞的贡献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因为他不仅打通了中原与西域地区的正式交通路线，还通过实地考察，对西域的政事人情、风俗文化都有了直观的、详细的了解，并给汉武帝提供了一份内容翔实的出使报告。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对西域有了比较准确的知识。此后，不断有出使外国的官方使节回国后提供出使报告，或撰写游记等。历史上最大的官方使团是“郑和下西洋”，不仅路途遥远，所到国家数量多，带回丰硕的“西洋”方物和关于当地风土人情的知识，还有马欢等撰写的“郑和三书”流传于世。与此同时有大批的外国使节来到中国，如在唐代，日本派出遣唐使十多次，其他国家如新罗、大食等国也向唐朝遣使十多次甚至几十次，有的使团规模十分庞大，明初甚至还有几个国家的国王亲率使团入华。他们在学习、了解中华文化的同时，也带来了他们民族的文化信息。

（2）留学生和旅行家。梁启超把汉唐时期中国僧人赴印度取经求法说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留学运动。那个时期的佛教僧人，不辞劳苦，跋山涉水，前赴后继，怀着宗教信仰的赤诚和求知的渴望，一代又一代地通过西域陆路或者南洋海路奔赴印度。正是他们的努力，将印度的各类佛经带回中国。近代以来，从容闳开始，一直到20世纪前期，一批又一批留学生奔赴欧洲、美国、日本、俄罗斯等地，形成规模浩大的留学运动，他们成为学习和移植外国先进文化的骨干力量。中国古代，以旅行家身份游历海外的人不多，只有杜环、周达观、汪大渊等数人，他们的足迹有的远达西亚和非洲，在国外游历、与各国人民接触中，获得了许多外国文化的信息，回国后撰著的游记等资料，是中国人了解外部世界的重要文献。(www.xing528.com)

（3）移民。移民是文化传播的主要途径之一。中国自古就不断有外国人进入中国活动，甚至定居。自汉代到南北朝时期，就不断有“胡人”的记载，到了唐代，更是全面地对外开放，大批外国人到中国来传教、经商和从事其他文化活动。唐代的外国移民数量是很大的，当时除了日本人和朝鲜人外，文献上称之为“胡人”，有“胡姬”“酒家胡”“胡医”“胡商”等，主要是粟特人、波斯人、阿拉伯人等。波斯王朝在被阿拉伯人灭亡后，整个王室逃亡到中国，在长安定居，成为一个很大的移民集团。这些移民在中国的广州等地建立了“番坊”，形成相对封闭的居住区，成为中国最早的外国人居住区。但他们大部分与当地居民杂居相处，把他们民族的生产技术、生活方式、宗教信仰乃至民族文化精神带到中国，为海外文化在中国传播作出了重大贡献。元代是另一个全面对外开放的时代，大批外国人来到中国，有西域人、波斯人、阿拉伯人甚至欧洲人，形成了“色目人”阶层，分散在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领域，发挥了很大的影响作用。

（4）商人。贸易历来是文化交流最重要并且是最早的途径。经济活动一向是交往的最主要动力和方式。商业的沟通从来就是文化的交流。商品的形式无论是以自然形态出现的物产、原料，还是赋予劳动价值和文化要素的人工产品，都会对交易的双方产生文化的影响。自然产品，可以丰富和改善人们的生活，同时也造成了生活习惯的变迁；人工产品，更是直接传递了不同文明的文化信息，不但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且在更深层次的领域对人们的理念、情感产生重要影响。中国自古就与世界上许多国家有着频繁而发达的贸易关系。著名的丝绸之路，最初就是为了国际性的丝绸贸易而由商人开辟的。中国古代的对外贸易主要有官方和民间两种形式。官方贸易即所谓“朝贡贸易”，中国朝廷以对各国使节的“贡品”的“回赐”形式进行贸易，有的外国使节的主要使命就是来进行贸易；另外，外国使节还携带一些本国物产进行私人交易。除官方贸易外，民间贸易也十分活跃。在西北陆路，各国商队络绎不绝、相望于道，甚至还有粟特、回回等专事对华贸易的商业民族；在南洋海路，中国商船在宋代时就已驶抵印度洋，阿拉伯商船更是十分活跃。在朝鲜、日本等东亚国家，与中国的传统贸易关系更是持续不断。大航海时代以后，西欧各国建立东印度公司，展开了大规模的对华贸易，又经菲律宾开辟了通往美洲的航线。通过这些直接或间接贸易关系，丰盈的中华物产如丝绸、瓷器、漆器、铁器以及其他生产工具、茶叶、中药材、工艺美术品等大批地、源源不断地输往国外。而大量来自其他民族的物产也通过同样渠道输入中国，丰富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这些从事国际贸易的中国和外国商人，除了进行商业贸易活动外，有时还承担一些外交使命和文化使命。

（5）僧侣和传教士。宗教本身即是一种文化，所以宗教的传播即属于文化传播的范围。宗教热忱是人类历史上促进各大文明交往的主要动力之一。起源于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国后，经过中华文化的改造和剪裁，变成中国化佛教，成为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前文提到，汉唐时期中国僧人负笈西行，取经求法，成为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极为壮丽的景观。与此同时，也有许多来自印度和西域的僧人来到东方，传播佛教，翻译佛经，为佛教东传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明清之际，西欧基督教会派遣大批传教士来华，他们为了传播“福音”而来，前赴后继，不绝于途，也带来了西方的文化、艺术与科学，成为这一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主题。

（6）军人。古代中国与其他国家既有友好交往，也时有战事争端。从文化交流的角度看，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俘虏和战利品，也是文化传播的途径之一。13世纪时，蒙古军队三次西征，横扫欧亚大陆，建立起庞大的蒙古帝国，同时也为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交流开辟了广泛的途径。正是在这个时代，中国发明的火器及其制造技术在历次战争中传播到阿拉伯和欧洲各国。而这一时期正是阿拉伯文化在中国传播最多、影响最大的时期，阿拉伯的火炮和火炮部队也被蒙古军队应用到战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