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文化交流总是相互的,文化的传播也是双向的。在漫长的中外文化交流历程中,外部世界的文化源源不断地传向中国本土,并对中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影响。中亚游牧文化、波斯文化、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欧洲文化等通过不同的渠道,不同程度地传播到中国,被中华文化所吸收和融合,纳入自己的文化体系中。中华文化的丰富和发展,在许多方面得益于对其他民族文化的摄取和借用,得益于外国文化向中国的传播。
我们在本书中将会看到,中华文化的对外交流是全方位的,是对于整个世界文化的开放,所以我们所说的其他民族的文化,既有周边民族的文化,也有更远的如印度、波斯、阿拉伯和欧洲民族所创造的文化。
在历史上,欧亚大陆是人类文明的主要活动舞台。尽管我们要时时注意文化的多样性和避免文化的民族偏见,但今天人们所理解的世界的历史仍然是以欧亚大陆为主的,而中国地处欧亚大陆的东端。由于这样特殊的地理位置,主要的交通路径是自东往西,在历史上与其他民族的交流与交往,主要是面对西方,是与西面的国家和民族的交往和交流。当然,也不仅仅是如此,如在我国的东边还有朝鲜半岛和日本,南边还有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中国与这些地区的文化交流也比较频繁。但从文化交流的基本态势来看,这些地区的文化向中国的传播,远不如中华文化向它们传播得丰富。与周边地区相比,中华文化是一种高势能文化,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家长期处于中华文化圈的范围内,主要是学习和接受中华文化的影响。对于中华文化来说,外来文化的影响主要来自“西方”。
所以,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对“西方”给予了极高的重视。
中国古代向西方的寻求,可谓源远流长。
亚欧大陆的大河和平原,孕育了伟大的文明,在诸文明之间,如中国文明、印度文明、西亚文明和欧洲文明,自古具有一种互动关系,而互动的中心,一直是在亚欧大陆上,按地理位置,指向中国的西方。(www.xing528.com)
中国自古以来向西方的寻求,经历了几千年不曾改变。中外交往史上以“西域”的陆路交通居主导地位,也经历了上千年不曾改变。[13]
但是,对于中国来说,“西方”是一个历史概念。随着交通的逐渐发达,随着人们对世界的认知的不断扩大,中国人所说之“西方”也是不断延伸、不断变化的。秦汉及以前的“西方”主要是指“西域”即中亚一带,那时候的中外文化交流,与西域的交流占了很大的比重。在当时的中国人眼中,“西域”是一个很大的外部世界。张骞通西域被认为是一个了不起的文化创举。到唐朝时,中国人所说的“西方”主要是指印度,“西学”指来自印度的佛学,那时候人们把印度看做是文化的圣地,一代又一代的僧人到“西天取经”,形成了如梁启超所说的第一批海外“留学运动”。他们取回的不仅是佛教经典,还有印度医学、天文学等科学文化知识。宋元时期已经和欧洲有所交流,但此时的“西方”主要是指阿拉伯和波斯,此时对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是阿拉伯文化。元代在中国政治文化舞台上,活跃着很多的“色目人”,其中大部分是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他们充当了那个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主角。明初郑和所“下”的“西洋”,指的是印度洋沿岸及波斯湾、北非、红海一带的海域和国家。这是中国人在大航海时代以前最远的“西方”。
晚明欧洲传教士来华后,中国交往的“西方”开始指向欧洲。来自欧洲各国的传教士和商船成为文化交流的主要载体。到了后来,特别是19世纪中期,中国人世界观念里的“西洋”和“西方”指的就是欧洲,后来又加上了美洲,这就是我们今天通用的“西方”的概念。这个时代的中外文化交流,主要是指与欧美各国包括俄罗斯等各民族的交流,“西学”主要是指工业革命以后在欧美发展起来的近代文化科学、宗教艺术等。“西学”东渐成为这个时代中外文化交流的主要景观。
这样,面对广阔的欧亚大陆,中外文化交流的范围就极为广泛了。自东徂西,中国人对外交往的范围不断扩大,中西交通的道路不断延伸,中国人的世界眼光不断开阔。这样,中华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交流的历史,就是中国人不断向外开拓的历史,就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不断走向世界的历史,就是中国人的世界眼光和世界意识不断开阔、不断强化的历史。而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世界走向了我们,世界各民族所创造的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和科技、艺术、宗教、思想文化源源不断地传播进来,既有异域风情的新奇性,又有充满智慧的先进性,更有走向日常生活的大众性。总之,内容多样、形态多样的文化,开阔着中国人的眼界,震撼着中国人的心灵,让人们去学习、去模仿、去“拿来”和去融汇。正是这种文化交流、传播中的吸收和借鉴,才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同时为其与世界其他文化的进一步交流和融汇提供了现实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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