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接受海外文化史：全球史视角中的中华文化史

近些年来，全球史作为一种史学观念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按照有关学者的论述，全球史所注重的是对宏观空间的研究，特别是考察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区域性差异及各种要素在不同区域间的流动。有学者将全球史的写作分为两个不同又互相联系的路径，一是把全球当成一种整体性的地域，即unified history的研究；另一是聚焦在全球不同地域，即connected history的“跨国”互动研究。全球史的基本学术出发点是强调在世界历史发展的任何一个阶段，全球发展的整体趋势只体现在所有社会的三大过程之中。这三大过程即是人口增长、技术的进步与传播、不同社会之间日益增长的交流。而在这个三大过程中，最重要的是“不同社会之间日益增长的交流”。

按照全球史的观点来看中华文化的发展历史，我们将获得一种新的视野和眼光，就是不只是在中国的范围内、在中华文化自身发展的历史中看中华文化，而是从世界文化的范围来看中华文化，即中华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之间日益增长的交流。这也将中华文化的“过去”“全球化”，使之赋予世界文化的价值和意义。

对中华文化自身的认识，我们一直强调中华文化的原生性和独创性。这是认识中华文化史的出发点。只有这样的出发点，才能更好地说明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重要意义。

这个界定包含时间和空间两层含义。从时间上来说，中华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自文化曙光时代的草创开始，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各个发展阶段上，中华文化均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直至近代以来虽经历了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和现代化的历史性嬗变，中华文化始终道统不绝，在不断的自我更新中绵延发展，传承不断，历几千年而不衰，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从空间上来说，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繁衍生息在广袤而丰饶的东亚大陆上，中国疆域之广和中华文化辐射范围之大，在世界上也是不多的。不仅如此，东亚地区的其他国家如朝鲜、日本和越南，在历史上长期受到中华文化的影响，是以中国本土为中心的“中华文化圈” 的组成部分。可以说，整个东亚地区在中华文化的辐射范围之内，是广义的中华文化区。

世界文化的总体格局是在人类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并不断发展变化的。在世界文化的初创时期，栖息在不同地区的上古初民，各自独立地创造出具有自己特色的原生文化形态，发展起各自的地区性文明。这种在不同地区独立地产生出来的文化被称为“第一代文明”或“原生型文化”。当时世界文化的基本格局或总体图景是：欧亚大陆和中南美洲两大文化区是并行存在而又相互隔绝、各自独立发展的。在中南美洲，有玛雅、阿兹特克和印加等属于印第安文明的原生型文化；在欧亚大陆，有埃及、巴比伦、印度和中国四大文明发祥地，或称为“四大文明古国”。

虽然在全球史的叙述中，比较排斥“四大文明古国”的概念，认为这样不足以说明世界文化起源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并且容易形成某种“文化中心主义”的立场，但是在笔者看来，“四大文明古国”作为一种对早期文化起源的概括性描述，是具有简便和容易理解的价值，也大体符合对古代文明的认知。那么，按照这样的论述，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所孕育的中华文化作为早期世界文化格局中的一极而自立于东方，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底蕴和传统。

中华民族生活的东亚大陆，远离其他文明中心，周边又多有难以逾越的地理屏障，因而很少可能与其他文化相接触或获得有关的文化信息。在旧石器时代，中国先民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以石器的研磨敲打，演出中华文化史诗的前奏，迎来初升的中华文化曙光；进入新石器时代，农业、畜牧业逐渐发展起来并取代采集、狩猎经济的地位，成为首要的生产门类，原始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领域有了重大的进步，并进而在距今5000年开始，迈入文明时代的门槛。殷商西周时期，通过创制文字、建立宗法制度以及相应的礼乐制度和观念文化，独自完成了文化发生时期的中华文化创造。中华文化在未受到或很少受到其他文化影响的情况下独自完成文化发生与创建的过程，确立了自己的文字、思维方式、社会结构的基本风格和定势，在此之后才渐次与其他文化相接触、交汇和碰撞。虽然这种接触、交流和碰撞对双方产生很大的影响，但中华文化的系统和态势已经确立了。

中华文化发生和发展的独立性，使其具有无与伦比的延续力，得到最为连贯的继承和发展。其他原生型文化，如埃及文化、玛雅文化，早已后继无人；巴比伦文化、印度文化，经过多次的异族入侵，深深叠压在后起文明世代的底层，基本上成为考古学研究的对象。唯有中华文化没有出现这样的中绝现象。经历数千年而持续不断，这在世界文化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公元前5世纪前后，即相当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世界文化格局发生了一次重要变动，进入了德国哲学家雅斯尔贝斯（Karl Jaspers）所说的“轴心时代”。当时古埃及和古巴比伦文明正在走向衰落，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正在兴起；波斯文化日益引人注目；印度和中国文化经历着历史性的转变。在这个充满变革的时代，中华文化不是像埃及文化和巴比伦文化那样衰落下去，也不是像印度那样由佛教的新传统取代婆罗门教的老传统，而是以自我更新的力量，在商周时期文化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对商周文化的反省与总结，发展出完全可以与希腊文化、希伯来文化以及其他文化相媲美的中国智慧。经过春秋战国时代的文化变迁，至秦汉大帝国的建立而奠定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格局。在这个新时代的世界文化格局中，中华文化仍像此前那个时期一样，成为几大文化中心之一，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中华文化不仅始终保持着独立的、一以贯之的发展系统，而且长久以来其总体水平明显高于周边地区。所以，中华文化的发展并不限于中国本土，它还扩散到周边的东亚各国，形成了包括朝鲜、日本、越南在内的“中华文化圈”。“中华文化圈”大约在隋唐时期完成了它的总体构造。当时的东亚世界，在地理上以中国本土为中心，在文化上以中华文化为轴心，直到19世纪西方殖民主义势力进入东亚地区以前，基本上保持这样的格局和态势。中国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一直是东亚历史舞台的主角，中华文化以其强大的文化力度向周边地区辐射和扩散。朝鲜、日本和越南以中国为文化母国，大规模地吸收和融合中华文化，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起符合本民族特性的文化体系。(www.xing528.com)

在欧亚大陆的文化发展、传播和交流的过程中，从西到东还形成了基督教文化圈、伊斯兰教文化圈和印度文化圈。中华文化圈与之一起并称为“四大文化圈”。这“四大文化圈”在非常辽阔的地域，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对本文化圈内的国家和民族有很大的影响。与此同时，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四大文化圈”之间存在着互相交流、互相渗透、互相影响的关系。虽然各个文化圈保持着各自独立的文化体系和基本文化的特色，辐射到一定的区域范围。然而，一个文化圈从其中心地区向周边地区传播，逐渐便会与另一文化圈的文化要素发生接触，并在一定的程度和范围接受其影响。有时候这种接触、交流和影响甚至是很频繁的。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陆路与海上交通日益发达，各民族之间、各文化圈所属地区之间的接触越来越频繁，联系越来越紧密，文化交流与传播的渠道越来越通达。各民族的文化创造成果通过各种渠道传播到其他民族、其他文化圈，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因此，各民族的文化、各文化圈的文化，不仅具有民族性、区域性和特殊性，而且也具有同一性、普遍性和世界性。

不过，各民族的文化和各文化圈的文化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它们对于世界文明的贡献也不尽相同。就文化发展的总体水平而言，在近代以前，在世界史的中世纪时期，中华文化不仅明显高于周边地区，而且高于其他文化圈，在世界文化总体格局中属于领先地位。特别是在唐代的世界性文化交流中，中华文化处于中心地位。在整个欧亚大陆上，唐朝是国力最强盛、文化最发达的大帝国，是当时世界文化总体格局的重心所在。正如英国科学史学家贝尔纳（J.D.Bernal）指出的，中国在“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人类文明和科学的巨大中心之一”^[1]。

17世纪以后，世界文化的总体格局又发生了一次重大变化。一方面，南欧、西欧先后迈入近代社会的门槛，发展起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工业文明，创造了巨大的社会生产力，并逐渐确立起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与新兴的、正在成长着的西方文化相比，仍然以农业经济为依托的、体现中世纪发展水平的中华文化就显得落后了一个历史发展阶段。因此，曾在世界文化格局中居于领先地位的中华文化渐次落伍，世界文化交流的态势也发生了变化，由以前主要是西方向东方学习，变为主要是东方向西方学习。另一方面，西方近代工业文明的兴起，伴随着殖民主义势力向世界各地的渗透和扩张。新大陆的发现和新航路的开通，把整个世界连成一片。正像18世纪英国经济学家和哲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所指出的：“美洲的发现及绕好望角到东印度通路的发现，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而又最重要的两件事。”^[2]这两件大事对于世界文化发展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打破了各个文化圈的界限，打破了各民族文化体系独自发展的状况，把它们纳入统一的文化大系统中，促进了世界文化体系的形成。任何民族的文化都不能游离于统一的世界文化体系，或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那样，文化成为世界的文化。中华文化也不再是独立发展着的，而是被纳入统一的全球文化体系中，作为世界文化体系中的一部分，与世界文化共同发展。

按照西方学界普遍的看法，中国自16世纪末或17世纪初，就已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全球化的潮流。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在鸦片战争以前很久，中国经济就已深深地卷入了经济全球化，并在其中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一些学者如德国的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甚至认为，在1800年以前，中国在世界市场上具有异乎寻常的巨大的和不断增长的生产能力、技术生产效率、竞争力和出口能力，这是世界其他地区望尘莫及的。中国巨大的出口量，把当时世界主要“硬通货”白银的一半吸引到中国。美国汉学家史景迁（Jonathan D.Spence）则认为：“从1600年以后，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命运，就和其他国家交织在一起了，不得不和其他国家一道去搜寻稀有资源，交换货物，扩大知识。”^[3]

近代以来世界文化的发展，就是统一的世界文化体系形成和发展的过程。这个时代的世界文化基本格局，不是再划分为几个并存的文化区或文化圈，而是纳入统一世界文化体系的各民族文化的相互渗透和融合，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全球性”的文化，“全人类性”的文化。这是一种全局性的变化。各民族的文化被纳入统一的世界文化体系中，不论原来的发展水平如何，在同一起点上获得了同时代性。也就是说，一方面，像中华文化这样有着悠久历史的传统文化，在进入现代世界文化体系的时候，必须经历现代化的改造和更新，成为与现代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与世界文化发展步调相一致的现代性文化。另一方面，说中华传统文化在近代以来落后了，是就其整体所处的文化历史发展阶段而言，并不是说它在一切方面、一切领域都是落后的。文化具有时代性，因而有发展水平的高低之分；文化还具有永续性和继承性，历代文化发展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层层积累为我们今天所继承的文化遗产，是我们今天文化创造的前提和基础。这样，中华传统文化中许多成就和要素，经过现代化的创造性转化，仍然是现代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仍然会在现代社会生活焕发其诱人的魅力和灿烂的光辉，继续在世界文化总体格局中发挥其作用。

建立统一的世界文化体系，并不是否定文化的民族性和区域性。在统一的世界文化体系中，仍然要保持文化发展的无限丰富的多样性。文化的民族性和多样性与文化的世界性和普遍性并不是必然矛盾着的，毋宁说是一个问题的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不过，这个时代的文化多样性不是相互隔绝的多样性，而是在世界性和普遍性之中的多样性。各民族的文化是世界文化的组成部分，共同参与着世界文化的创造性发展。正是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和繁荣，促进着世界文化的无限丰富的发展和繁荣。

历史学家许倬云曾提出一个文化发展的“网络体系”说，也可称“道路体系”说。他指出，中国文化的发展，有它的“体系结构”：“在空间的平面上，中国的各个部分，由若干中心地区，放射为树枝形的连线，树枝的枝柯，又因接触日益频繁，编织为一个有纲有目的网络体系。几个地区的网络体系，逐渐因为体系的扩大，终于连接重叠成为更庞大的体系。中国的道路系统，经过数千年的演变，将中国整合为一个整体。近数百年来，全球若干原本独立的体系，也因接触与交往，正在走向更大的整合，合为全球性的体系。”^[4]

人类文化固然是在近数百年来，才“走向更大的整合，合为全球性的体系”，但事实上，在此以前的数千年中，人类文化就已经发生长期的接触与交往，不断走向整合，并早就合为全球性的体系，只是其整合性不如近现代这样强。

近代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西方文化在发展的总体水平上居于领先地位，东方各民族的现代化首先面临的是如何接受西方的挑战、如何学习西方的问题；也由于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在世界各地强行推行文化扩张，力图把世界文化都纳入西方文化的势力范围，致使世界文化发展出现了不平衡和不和谐，似乎唯有西方文化和西方人的价值观可以独步天下。这种情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随着人类文化整体水平的提高以及交流传播手段的扩大，随着西方殖民主义体系的瓦解和东方世界的复兴，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各民族文化出现了共同发展繁荣的新态势。走向未来的世界文化格局，将是丰富的和普遍的，具有鲜明的时代性而又有无限发展的蓬勃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