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朱熹讲学，正统派极盛的时候，陆九渊提出相反的主张与朱熹对立。
朱熹主道问学，下学而上达（从小事做起）；陆九渊主尊德性，先立乎其大（先要立大志，明本心）。朱熹主格物致知，陆九渊主先发明人的本心。朱熹主归纳，由博反约，陆九渊主演绎，执简驭繁。朱熹主读书讲学，陆九渊主实践中（人情事势物理上做工夫）提撕省察（指点出道理），悟得本心，不必多读书（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朱陆鹅湖大会，陆作诗说：“易简工夫终久大（自称），支离事业竟浮沉（讥朱）。”朱答诗道：“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朱陆治学方法不同，两派相争主要就在这一点。
陆九渊学问宗旨也“主静”同时颇有主动的趋向。他教学生下棋，说可以长人精神，又教弹琴，说可以养人德性，又说“精神不运（动）则愚，血脉不运则病”，他把俗人喜声色，喜富贵，喜文章技艺，与朱派专在口头上谈学问同样轻视，认为说空话，不理会实际行事，丝毫没有意义，这是陆学胜朱学的地方。
陆九渊主张先明本心，所谓本心，就是本人主观的判断。杨敬仲问九渊什么是本心，九渊说，你刚才判断两个卖扇人争讼，你知道是的是是，非的是非，这就是你的本心。统治阶级认定剥削压迫是是，人民反抗是非，所以九渊的学说，虽然没有正统派那样更容易利用，但并不妨害皇帝士大夫尊严的“天理”和“正义”。
陆九渊死后，学派衰落，传授乏人。朱熹死后，门徒转相标榜，声势大盛。赵昀是南宋的昏君，信任贾似道，是祸国殃民的奸相，他们表扬朱注四书，送朱熹木主入孔庙，用道学家（程朱学）做官，道学家大欢喜，传授更盛。元末修宋史，特立道学传（周程朱），表示朱熹直接孔孟的道统。明朱元璋提倡程朱学，做八股文必需依照朱注语气，才算合格。朱棣命儒臣胡广等撰《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等书，结集宋儒正统派学说，颁布全国，士人头脑中，除了读朱注四书，做八股求官，再没有别的思想。所谓儒者，也止取程朱旧说，屋下架屋地敷衍一番，名儒薛瑄说：“自考亭（朱熹号）以来，圣道已大明，不烦后人发挥，照他说的做去就成。”思想界昏腐到这个地步，穷极必变，定要发生新的反抗思想。
陆九渊与朱熹对立，明儒反朱，自然向九渊求援。陈献章（正统、弘治时人）首创近乎陆学的白沙（献章广东新会县白沙里人）学派，他的学问宗旨在“自得”，反对依墙靠壁。曾对弟子陈庸说：“我说不是你也说不是，我说是你也说是，不是是都由我说，你有些什么呢？”他教人“做学问该从静坐中养出个头绪（明本心）来，才有商量处”，又说“理会得这个（理），那末，天地由我立，万化由我出，宇宙全在我了”。又说“人除了这个心这个理，便无可贵，浑是一包脓血里一大块骨头，吃饭着衣，争权夺利，与禽兽无异”。这些显然是陆学的话头，但他并不标明陆学对程朱挑衅。(www.xing528.com)
王守仁（弘治、嘉靖时人）比陈献章后起，发挥陆学，建立姚江学派（守仁浙江余姚县人），在思想界推倒腐朽空虚的程朱派，称霸南方（北方儒者仍讲程朱学）。王学影响不仅鼓动了思想界，不仅鼓动了政治界，而且传入日本（明亡后，义士朱之瑜留居日本，为幕府德川光国宾师，传授王学），成为明治维新的一个力量。
阳明有四有教义：“无善无恶心之体（静），有善有恶意之动（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又有“无善无恶理之静，有善有恶气之动”二句，意谓心体本静，无善恶可言，善恶是在感动以后才发生。阳明在日，门下大弟子钱德洪、王畿已发生争议。王畿说：“先生说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怕不是究竟话头。”德洪问：“为什么？”畿说：“心体既是无善无恶，意也应该是无善无恶，知也应该是无善无恶，物也应该是无善无恶。如果说有善有恶，毕究心也未是无善无恶。”德洪说：“心体原来是无善无恶，因为习染已久，觉心体上见有善恶在，为善去恶，正是复那本体功夫。”王畿这段主张称为四无教义，阳明死后，弟子各分派别，在浙江、广东、福建、江西传播致良知的学说。
中派——钱德洪笃守阳明四句教义，又加一个“戒惧”（敬）功夫。他说：“戒惧就是良知，觉得多这戒惧，就是功夫生了。久后本体（心）功夫，自然融合无间，做到‘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只是一个‘熟’字罢了。”
右派——右派在江西盛行。邹守益说“独知”（不杂人欲的知）就是良知，必需“戒惧”“谨独”才能致良知。聂豹、罗洪先等发挥阳明主静的一部分学说，拈出“收敛保聚”作培养功夫，阳明学说活生生的一部分，被右派完全抹煞。
王畿提出四无教义，认阳明四有是教中等以下人的说法，所以要用为善去恶功夫；他自己的四无，是教上等（最聪明人）人的说法，明本体便是功夫，好比禅宗的顿悟。他说：“吾心有良知，遇父自能知孝，遇兄自能知悌，遇君上自能知敬，推扩为五常，百行，万物变化，不可计数，我心都能随来照应，足见万物包含在我的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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