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从南北朝广泛流行,到唐朝发展已达最高点,同时统治阶级某些先觉者,发现佛教流弊的可怕,感到复兴儒学有无可比拟的必要了。中唐时代,开始了复兴儒学运动。
儒家说:“我们圣人的大道理,在于确立仁义礼智为道德的基本,忠孝爱敬为人伦的精髓,慈祥(和平)恭俭为对人的态度,理财设官为治民的要旨,死生任命为人生的究竟。那佛教却大不然。佛教只把‘自了生死’算作大事,背弃君亲,灭绝天理;不娶不嫁,断绝人类;不耕不织,废弃人事。因为怕死,专打算死后安顿,一切心性知识以至山河大地都看作空无所有,善恶、是非,人情世事全被毁灭。尤可痛心的是轮回邪说,以为父母只是今生偶然遭遇,死后各投轮回,不再相见,这样说来,儿子不必爱亲行孝了。又设天堂地狱种种荒唐怪妄的谬谈,欺惑人心,把国法、人品(等级)看作不是永久的决定的常道。佛教所以是异端,原因在这里。”
唐朝统治阶级几乎全体是崇信佛老的,只有韩愈是他们中间最先觉的一人,韩愈河内南阳(河南孟县)人,师事梁肃学古文,肃好佛学,师事天台大师元浩。愈攻佛老,因而讳言自己是梁肃门人。照白居易(中唐末期诗人)说:“退之(韩愈字)服硫黄(仙丹),一病竟不痊。”照陶谷(北宋初人)说,愈晚年(官至吏部侍郎)好色(有绛桃、柳枝二爱妾),吃火灵库(用硫黄喂雄鸡,人食鸡壮阳)病死,愈寄周循州诗中也说:“乞丹药救病身。”可见韩愈攻佛老,实际只是攻佛。他对僧徒毫不加辞色,有机会便痛骂。著名的《原道》《谏迎佛骨表》,是攻佛教最有力的文章。儒学复兴运动,韩愈确是唯一发动人。
韩愈的战术很高明,他把道统(儒学传授)、文统(古文对四六文革命)连接起来,提出“文以载道”的主张。因为古文运动从六朝以来,逐渐开展,唐朝陈子昂、元结、独孤及、梁肃诸人,卓著成绩,古文运动的力量远比新发生的复兴儒学运动大得多。韩愈是古文最大作者,提奖门徒(愈门徒甚众),运用“文以载道”的笔锋,向佛老(主要是攻佛)四六文同时猛击,文统中人成了道统中人,道统势力扩大了。
性的解释,是儒佛重要分歧处,韩愈作《原性》篇,弟子李翱作《复性书》,不仅攻佛,并建设儒学自己的哲学基础。他们自然不及宋儒性理学那样精深,但创始的功绩却永受宋儒的推崇。
韩愈弟子传授至北宋初,有穆修(兼传无极图、先天图),修讲古文及春秋学,传尹洙,洙传邵雍、欧阳修。凡北宋初古文家都兼儒学,所讲义理并不深入,攻佛老四六也不甚显著。
与穆修同时有孙复,讲《春秋》学兼做古文,是宋儒理学的正式创始人。他的弟子石介,作《怪说》两篇,上篇排佛老,下篇攻杨亿(四六文重要作者),又作尊韩(愈)篇,提倡韩愈猛攻佛老四六的勇气,在当时士大夫间激起了极大的纷扰(石介死后几乎剖棺戮尸)。
北宋初文统与道统不分,至周敦颐与欧阳修,渐各有偏重,再至二程与苏轼,文道二统完全分立。程认文学是“玩物丧志”,苏认佛老都是至理妙文,蜀(苏轼)洛(二程)二党互相指斥,仇怨极深。道统文统经一百多年的联合,因佛老四六逐渐衰落,二统也随着分裂,程苏时佛老四六完全败退,二统联合也完全破坏。
五代篡弑剧烈,人伦大坏,尤其是君臣一伦,几乎不再存在。赵匡胤篡夺称帝,竭力奖励儒学,恢复三纲五常,企图巩固自己的统治权。崇儒成为宋朝的国策,后代皇帝继续执行,儒学发展势不可遏止,佛教从此衰落。道教祖师之一姓赵(玄武大帝),赵匡胤自认是他的子孙,道教仍保持相当的地位。
春秋是孔子讲名分(纲常)的儒家圣经,北宋初期儒者目光集注到这部圣经上,非常合时宜。穆修首先提倡春秋学,说“春秋有贬而无褒”。孙复著《尊王发微》十二篇,宗旨是“春秋无褒”(在孔子笔法下,全是乱臣贼子,无一人可褒赏),凡是人臣,都该受皇帝的诛罚。春秋一部分“攘夷”大义却被宋儒完全抹煞了。孙复创立宋学的规模,只讲“尊尊(君臣)亲亲(父子)”,有利君父片面的伦理,此后任何统治者(包括入主中国的异族)把表扬宋学,当作急务,原因就在这里。
宋初儒者严定君臣名分,但缺乏哲学的根据,不能制成完整的理论。周敦颐开始采取佛老,建设儒家的哲学。韩愈以来不曾想到夺敌人武器武装自己的方法,周敦颐这一成就,怪不得儒者认作巨大的功绩,甚至说孔子比他还差十分之一。(www.xing528.com)
正统派宋学的主干是濂、洛、关、闽四大家,他们的学说极简单地说一些在下面。
周敦颐——他首先改造陈挎的无极图为太极图。他要提出“主静”(敦颐自注:无欲故静)作为全部学说的宗旨(无欲主静立人极,人极是人类道德的最高型式),用“没有天地以前,已经存在着的无极原来是静的”来证明人的天性是静的,应该是无欲的。宋朝统治者急求稳定五代以来纷乱争夺的恶习,主静学说当然有极大的意义。
敦颐第二大著作是《通书》,《通书》提出一个“诚”字,说诚是“圣人之本,性命之源,五常之本,百行之原”。诚是“无为”的,是“寂然不动”的,所以诚是静的。人应该诚(不自欺,不欺人),这是毫无疑问的真理,可是周敦颐所谓诚却要人诚心诚意丝毫不怀疑三纲是永恒不变的真理。
程颢——颢及弟颐,年幼时从周敦颐问学,后来二程否认自己是敦颐的学生,大概敦颐道教气味太重(二程不谈太极图,又轻视邵雍的先天数),在二程看来,周邵不能算醇儒。二程开始从《礼记》中提出《大学》《中庸》两篇,配《论语》《孟子》称四书。《大学》讲“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庸》讲“天命之谓性”,“君子中庸(守常道听天命)、小人反中庸”、“诚者天之道也”,这都是理学最方便的依据,不必再求道教无极图的援助了。二程理学比周敦颐确推进一步,可以说理学的建设,到二程才真正完成。
程颢学问的宗旨叫作“识仁”(认识做人的道理。义礼智信都是仁的一体)。功夫是“诚敬以存之”(用诚心敬心保持这个认识了的仁)。仁是静的,怕被外物所惑诱,所以要“诚敬”来监视自己,这种功夫称为“慎独”。
程颐——程颐学问的宗旨是“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意思是说修养功夫要“主敬”,不可有自欺心怠惰心;学问前进的方法,必需格物。深究(穷理)事物的理性(集义),才能得真知,有了真知,才能确信自己的道理,力行不惑。“知行合一”说,程颐已经指出了。他又主张“学者先要会疑”,把疑当作进学的第一步功夫,最是精切。
张载——张载学问的宗旨是求仁。作《西铭》一篇,大意说“人是天地的儿子,凡是人都是我的同胞兄弟,万物都是我的朋友,皇帝是我们父母(天地)的宗子(长子总管家务),百官是宗子的助手。所以天下困苦人,都是我们的穷兄弟,应该让他们有好的生活”。张载学说(合天地万物为一体)在宋儒中最为切实广大,对宗子残虐人民,认为“害天地之仁,是父母之贼”,他的学说推行起来,可以发生不利统治阶级的危险(墨家兼爱无差等,儒家说仁有亲疏,西铭意思接近墨家),因此很少人提倡关学,比周、程、朱只算是一个配角。
张载经常留心一般人民的生活,路上见饿死人尸骸,回家后总是整天嗟叹,吃不下饭。他以为行仁政定要从经界(划分疆界分配土地)开始,经界不正,自然贫富不均,穷人衣食窘迫,还说什么教育和生活,所谓政治,只是些空谈罢了。他计划买田一方,试行井田制度,还没有实行,病死。
朱熹——朱熹是正统派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继承周敦颐的太极图(熹称文王谈易,不知有太极,孔子知太极,不知有无极),邵雍的先天图(雍著《皇极经世》,推演天地运命),魏伯阳的炼丹术(熹改名邹䜣,注参同契求长生术),以及儒经佛典诸子,无不泛览精研,在宋儒中学问最称博大。朱学宗旨在“主敬”在“道问学”。教人从平时言语行动等小事做起,必需格物穷理求得知,反躬实践见诸(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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