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经济状况：负担轻小农民安心耕地着

少数的满洲人统治广大的汉族，战战兢兢，只怕汉人有机可乘，起来推翻自己的政权。因此“兴一利即生一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玄烨说），成为朝廷至高无上的政治思想。这就是说，清朝采取消极的，保守的，防御性的，反对进步的维持现状政策，一切可能撼动封建制度的新趋势，不惜竭全力与以阻止。在经济方面，着重地主利益的巩固（永不加赋），若干年来发育起的资本主义的幼芽，被闭关政策所摧残，以致奄奄无生气了。

全国田地分民田、官庄、官田、屯田四大类。

民田——占耕种地面积大部分，种类约有二十余项。最多的是民赋田（民间私产，准许自由买卖转移的赋税地），次多的是更名田（明朝藩王所领田地，清朝给与原承佃人，作为世业，称更名田或更名地）以及明朝江南省苏州、松江两府，浙江省嘉兴、湖州两府的官田（事实上明季已转成民田，清朝承认业主所有权作为民田，赋税仍照旧额征收）。民田中产物丰富，首推海边斥卤地（沙地），如果气候适时，种稻每亩可收五六石或四五石。

官庄——满人入关，自皇帝下至八旗兵丁，各圈占土地，总称官庄，依性质可分四类：1.皇室庄田，又称内务府官庄；2.宗室庄田；3.八旗庄田（驻京畿旗兵所占田地，多在近畿各州县）；4.驻防庄田（各地驻防旗兵所占田地）。旗人不论贵贱，都不耕种田地，招汉人代佃，收取租息。

官田——有牧地、学田、籍田（皇帝亲耕地）、祭田（赐圣贤后裔，供祭祀用）等名目。

屯田——新疆入版图后，裁绿营兵屯田，每二兵给牛一头，农具一副。乾隆三十年，新疆屯田凡三十余万亩，乌鲁木齐（迪化县）一处多至十万三千余亩。

由于清朝采用“丁随地派”制度，地主的利益不像明以前那样优厚，因之土地兼并也不像明以前那样剧烈，大地主减少（皇帝及贵族庄田比明朝小得多，可以例推其余），中小地主以及小土地所有者极大地增加（子孙分度，也是一个原因）了。清朝赋税比较轻微，人民又免差徭烦扰，这使占人口最大部分的小农民，得保守一小块耕地，安心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

顺治十年辽东招募垦民，每户给牛一只（牛价不详。按乾隆四十六年新疆屯田每二兵给牛一只，价银十两五钱三厘七毫），犁等农具一副价银五两，雇觅人工银二两。内地农具价与雇工价比辽东荒远地方，当更低廉，这也是维持小农生产的一个原因。

田赋与差徭是人民两个重大负担，差徭害民尤甚。多尔衮入关，首采范文程建议，照万历定额征收钱粮，尽废天启崇祯各种加派。又采用一条鞭法（人民纳一定赋税后，所有运输募役等费由官自办，民不预闻），免去杂徭。这些措置，对明末穷困劳倦的人民确是一种宽政。康熙五十年，规定“以后滋生人口，永不加赋”。从此丁银（人头税）有定额（用康熙五十年丁口税作为定额），广东开始将丁银随地亩摊征，每地银一两，摊丁银一钱六厘四毫不等。雍正时推行各省，每地银一两，摊丁银通常在一二钱间。历代相沿的田赋（土地税）和丁税（人头税）归并为“地丁”一种赋税，无田人民得免纳丁税，有田人民，摊派并不过分苛重，清朝赋税制度比前代优良，是不容否认的。

地丁是国家岁收的大宗，顺治时代约在二千万两左右，康雍时代增至二千五六百万两，乾隆至清末，约在三千万两左右。乾嘉以后，岁收总数约四千三四百万两，地丁占三千万两，有土地人负担国用四分之三稍弱，兼并比较和缓的原因在此。

丁税摊入田赋，人民免徭役的烦扰，无须隐匿户口，官府对新增人丁无利可图，也就不再追究户口实数，清朝纸面上的户口数，因此超越了过去任何时代。

康熙五十年全国人丁二千四百六十二万一千三百二十四口，比顺治十八年止增三百五十五万余口。玄烨知道地方官编查不实，特下谕声明永不加征丁银，令具报人丁实数。六十年，全国人丁二千五百三十八万六千二百零九口。十年间仅增四十六万余口。雍正元年以后，各省丁银摊入地粮内征收，又令各省贱民如山西等省乐户、浙江惰民、安徽伴挡、世仆、江苏丐户、广东疍户，一律编入保甲，作为良民，可是户口增加依然极微，雍正八年，仅二千五百四十八万八十口。人民和官府都不愿朝廷确知户口实数，免遭加征钱粮的危险，足见玄烨、胤禛号称清朝最好的皇帝，对人民甚至对官吏并没有什么信用（玄烨斥责官吏不肯实报）。乾隆五年户部奏称：“每岁造报民数，未免烦扰，请按保甲（官府每岁发给每户门牌一张，上写家长姓名职业，附注丁男名数，不记妇女。十户为牌，立牌长，十牌为甲，立甲长，十甲为保，立保长）册籍申报。”

清朝商税非常轻微。顺治元年，定买入牲畜，每银一两，收税三分。四年，定买田地房屋，每两收税三分。康熙三年，定当铺每年收税银五两，大兴宛平（京师）大行店铺税同当铺。十五年，定京城行铺税例，上等每年五两，中等二两五钱，十六年，定各省契税，大县最高额六百两，小县三十两。乾隆时太平关（在广东）税额，珍珠每斤仅收课银二钱，玉器收课银四分，玉每斤收课银一分七厘，哆啰、哔叽、蜜蜡、琥珀每百斤各收课银一二两，香楠、黄杨每百斤收课银一分至五分。商税中最大宗的关税，道光时代，每年收入不过四五百万两（比较地丁约得六分之一），清朝关税率，不到十分取一，如果按百分之七点五计算，每年过关商货，约当值银六七千万两。“会馆”“公所”“行”“帮”等商人基尔特组织，在社会经济方面，占有很大的势力。

鸦片战争以前，海关只江海、闽海、浙海、粤海四处，其余全是内地常关，看下表，可知国际贸易止占国内贸易的极小部分。

京师——崇文门、左翼、右翼、通州 一三四八一五两

直隶——天津、张家口、山海关、龙泉关、紫荆关、独石关、蟠桃口、古北口 一四三六八八两

盛京——奉天关、湖纳湖河、辉发莫钦、白都纳、中江关 二四一一九两

山东——临清关、东海关 四三二○五两

山西——杀虎口、归化城 一六九一九两

江苏——江海关、浒墅关、淮安关、扬州关、西新关 一二二九七二一两

安徽——凤阳关、芜湖关 六○四七四五两

江西——九江关、赣关 四四四九一六两

福建——闽海关 三三七八一三两

浙江——浙海关、北新关 三○四二一六两

湖北——武昌关、荆紫关 九五五八四两(www.xing528.com)

湖南——辰关 一六四二二两

四川——夔关、打箭炉 一八二七八九两

广东——粤海关、太平关、北海关 六五二四八五两

广西——梧厂、寻厂 一○八八二九两

合计四百三十二万四千九百七十七两（乾隆时代据雍正十三年征收数规定各关正额）。

广东是唯一的国际贸易口岸，连海关常关在内，税收只得江苏的半数。道光时代粤海关定额已增至八十九万九千零六十四两，道光二十五年（鸦片战争后）激增至二百三十六万二千一百六十四两，几乎占全国关税（五百二十三万两）的半数了。

闭关时代最富的商人，首推扬州盐商和山西票号。

盐商——清朝销售官盐，通行官督商销制。官给商人引票（贩盐特许证。引盐卖有特定地区，票盐得通行各地），商人据引买盐，运到引地（专卖区域）出卖。盐商与官吏勾结，通同作弊，剥削人民，获取额外的大利。乾隆时代，淮商（扬州盐商）报效（献给皇帝）动辄数百万两，弘历赏给官衔，当作报酬，凡较大盐商无一不是朝廷命官，盐商实际就是卖盐的官吏。

票号——山西人善于经商，足迹遍全国，凡驻有大官的地方，山西票号也随着设立。票号办理汇兑、存款、放款、代官府解钱粮、收捐税等业务。营业的主要主顾，就是官员。满汉官员或候补或升调，需要运动费、路费、上任费等由票号借垫，到任后，票号派人监督财政（所谓账房师爷），归还欠款本利，多余的赃款，票号代为汇兑或存放生息。吏治愈腐败，票号营业愈发达，清朝灭亡，票号也就破产。

商业资本家最豪富的盐商和票号都是依靠政府才能获利，所以只能起维持封建统治的作用。

与小农业结合的家庭手工业以及乡村中单独经营的手工业者，在全国范围内是普遍地存在着。他们不需要较大的市场，也就不可能达到手工工场的分工。他们生产结构的简单，使中国社会长期保持旧面貌，不发生变化。

在大都市的工业，尤其是某些官营工业，分工却相当细密，规模也相当宏大了。

窑业——窑业中心地的景德镇，明末曾遭破坏，康熙时代逐渐修复。康熙十七年，派遣内务府官员，驻御器厂督造各式瓷器，非常精美。新创一种“素三彩”瓷器，尤称名贵。传至同治时代，制品名目还有五十余种。每一瓷器造成的程序中，要经过许多劳力的协作，通常经过五人以至十人的手，才造成一件器物。

铸钱业——京师有宝泉局，每一卯（期）用滇铜五万一千四百二十八斤九两一钱四分，用白铅四万二千六百八十五斤十一两四钱二分，用黑铅六千六百八十五斤十一两四钱二分，用点锡二千五十七斤二两二钱八分，铸钱一万二千四百九十八串（一千），除工价外得钱一万一千三百二十四串二百文。每炉设炉头一人，所需工匠有八行（专门技术）：1.看火匠；2.翻沙匠；3.刷灰匠；4.杂作匠；5.锉边匠；6.滚边匠；7.磨钱匠；8.洗眼匠。各匠工资按月支给。

印刷业——玄烨编纂《古今图书集成》，刻铜字为活版，排印成书。乾隆初年毁铜字铸钱。弘历修《四库全书》成，刻木字二十五万个，改称活字版为聚珍版，印全书中“应刻”的书籍。

纺织业在长江流域最发达，四川的蜀锦，江苏浙江的绸缎，销行全国。纺织业较次的广东地方，道光时代，广州附近有二千五百纺织工场，工人约五万，平均一工场约二十人；又一制茶场，有男女工童工五百人。这种工场部分的使用机械，并且进行不完全的分业，可以说，工业资本主义的萌芽至少在广东地方已经发生了。

明朝矿税害民，清矫明弊，一切禁止开采，臣下进言矿利，多被朝廷斥责。可是利源所在，事实上不能遏止，康熙十八年，定开采铜铅税例，官取十之二，其余八分听矿商发卖。嗣后矿业渐兴，据《大清会典》所载，广西、云南、贵州有黄金、银、铜、锡、铅、铁、水银、丹砂、雄黄等矿，山西、四川、广东有铜、锡、铅、铁等矿，湖南有铜、锡、铅、铁、水银、丹砂、雄黄等矿。税二分，官买四分，矿商得四分，或官抽税一分，抽税三成，余听商自卖，或官发工本，招商承办，银矿抽税较重，大抵官得四分，商得六分。

开矿必须官府查明无碍民田房屋坟墓，才得开采。坟墓有关风水，好风水的坟墓，一定是士大夫人家所有，因此开矿以及鸦片战后各种生利新事业，凡有碍风水的，士大夫反对不遗余力，顽强阻止资本主义的发展。

官府管理矿场，非常严格。每天所采矿砂，挨次堆积，填入流水簿，如某日煎炼某堆某日矿砂若干斤，炉头报明官商，督同煎炼，分别铜铅金银，分记块数斤两，驻册登填串票。所有矿山，只限连山处许一商兼采，隔远不相连的矿山，每山只许一商承办，藉便管束工丁，免生纠纷。资本较小商人，得合股经营。矿商请求开采，先得缴出银二千或三千两，存矿山所在州县官库，陆续支领。矿脉微薄，不容商人包采的小矿，准附近民人呈请开采，照例纳税。

明朝中期白银正式作为货币。清朝钱银兼用，铜钱行用尤广。京师设宝泉、宝源二局，外省各设铸局，制造制钱。顺治钱每文重一钱，每十钱准银一分，二年改定每文重一钱二分，按七文准银一分计算。四年，改定十文准银一分，八年，改定每文重一钱二分五厘，仍照旧例每百文准银一钱。十四年，改定每文重一钱四分。玄烨以后，各朝制钱重量不外一钱、一钱二分、一钱四分三种，随时增减，保持一千文准银一两的价格。乾隆五年，铸青铜钱（红铜、白铅、黑铅加点锡成青铜）。青铜熔化后，不能再造器物，奸商无法私毁求利，二三千年来沿用的黄钱从此改为青钱。

银两通行纹银。各地用银名色不一，有元丝（江浙通用）、盐撒（两湖江西）、西鏪、水丝（山西）、土鏪、柳鏪、茴香（四川）、元鏪（陕甘）、北流（广西）、石鏪、茶花（云贵）、青丝、白丝、单倾、双倾、方鏪、长鏪等名目，成色高低，分两轻重各不相同。福建、广东通行洋钱（有花边银、番银等名目），大受中国官商喜爱。嘉庆时江西、江苏、浙江也盛行洋钱，据道光十九年上谕，黄河以南各省无不通用，完纳钱粮，市场交易，全用洋钱。洋商用低色银圆换取中国十足纹银，成为政府焦虑的问题。

金银钱三种比价，康熙初年，黄金一两换银十余两，乾隆中年，金贵至二十余换，嘉庆时代总在十八九至二十换间。银价乾隆初年，每白银一两换大钱七百文，晚年增至八九百文，嘉庆初年银价骤贵，每两可换钱一千三四百文。道光末年，每两换钱二千文。洋钱盛行以后，银价跌落，钱价跌落尤甚（嘉庆元年白银每钱换一百三十文，洋钱每个换钱一千一百三十余文，洋钱重七钱二分，却换纯银约八钱五分）。

道光以前，历朝收支每年都有盈余，这说明清朝统治，基础确甚巩固。它唯一愿望是维持现状，欧洲资本主义的侵入，却使巩固的基础发生动摇。强烈要求闭关与强烈要求开关两大力量的冲突，万无避免的可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