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政策的极端重视和大规模的多样运用，在康、雍、乾三朝是超越过去任何时代的。因为满族本身没有文化，对拥有高度文化的被征服民族，企图用八旗武力镇压民气，事实上证明成绩有限了，企图用程朱道学昏塞民心，事实上又证明收效甚微了，补救八旗武力的逐步朽腐，不得不逐步加强对汉族文化的摧残，代替程朱道学的虚伪寡用，不得不出力奖励考据学派（古文学派，或称西汉学派，或称朴学）的发达。弘历利用考据学作闭塞思想工具，承认考据学派统制文化界，乾嘉两朝，专家繁多，训诂名物而外，别无思想可言，文化政策，确收颇大的成功。虽然含有思想革命意义的今文学派，当古文学派极盛时代，开始自立旗帜，与古文学派对立，可是撼摇封建制度的作用，却在鸦片战争以后，才表现出来。
满族入关，竭力收买汉族士大夫，对一般读书人，采取宽大态度。福临时常宣称“明臣不想念明朝，一定不是忠臣”。这不仅给降官们遮盖羞耻，而且在忠臣名义下，可以招诱许多新的降官。康熙初年，清朝统治已渐巩固，凶残面目，也就暴露出来。
归安（浙江吴兴县）富人庄廷鑨撰《明史》，中多指斥清人语。革职归安县知县吴之荣谋起复官职。康熙二年，之荣到刑部告发。其时廷鑨已死，清朝令剖棺戮尸，廷鑨弟廷钺及作序人、参校人、买书人、卖书人、刻字人、地方官（只有将军松魁一人免死）一律处斩，家属男子十六岁以上同死，妻女发极边作奴，先后凡杀七十余人。
这一次残杀，当是辅政大臣鳌拜等所为（玄烨仅九岁），玄烨亲政以后，知道残杀的功效，不如诱骗那样大，因此创立了不少文化上的怀柔政策。
玄烨为要提高自己的智力，学习历代地主的统治经验，求学非常勤勉。五岁读书，到老不休，上自天象、地理、历算、诗文、音乐、法律、战术，下至骑射、书法、医药、蒙古、西域、拉丁文书字母，无不精熟，他是统治者中从古少见的博学者，掌握了丰富的统治法术，足够取得群臣们的敬服。
玄烨的怀柔政策，并不能掩蔽他的残酷性。康熙五十年，发觉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南山集》记载明末桂王由榔事。刑部奏上判决文：戴名世凌迟处死，方孝标（著《滇黔纪闻》，戴名世采入《南山集》）开棺锉尸，戴、方两族男女及作序印刻人，处死刑流刑凡数百人。玄烨假意表示宽大，改判戴名世从宽处斩，免凌迟，方氏族人发黑龙江充军。
胤禛时旗人生活益趋腐化，绿营成为维护政权的实际力量，满汉华夷这类名词，更使清朝统治者心惊魄动，掩耳不愿闻，文字狱也就连年发生了。
汪景祺狱——雍正三年，景祺作西征随笔，中有讥刺玄烨诗，又作功臣不可为论，同情年羹尧（辽宁北镇县人，立战功，遭胤禛忌灭族）的功高冤死。胤禛认为大逆不道，判处死刑，亲属发黑龙江充军。
钱名世狱——四年，名世曾作诗称颂大将军年羹尧平西藏功德。发觉革职，发回原籍管束，并书“名教罪人”匾额，令地方官张挂名世居宅大门上。
查嗣庭狱——五年，江西正考官查嗣庭出“维民所止”试题，被人告发，说维止二字是取雍正斩首的意思。嗣庭死监中，胤禛令锉尸枭首示众。又因汪景祺、查嗣庭都是浙江人，停止浙江乡会试。(www.xing528.com)
谢济世狱——五年，济世注《大学》，讥议程朱，坐斩刑，后免死罚充当苦差。
陆生柟狱——生柟（nán）著《通鉴论》十七篇，有反对君主专制的议论，胤禛认为罪大恶极，处斩刑。
徐骏狱——八年，翰林徐骏上奏章误写陛下为狴（狱）下，又诗中有“清风不识字，何得乱翻书”句，胤禛认为讥刺满人不识字，大怒，斩徐骏。某次胤禛微服游书市翻阅书籍，微风吹来，书叶上下翻飘不止。一士人忽吟“清风不识字，何得乱翻书”诗句，胤禛怒，杀士人。
乾隆是清朝武功全盛时代，造成所谓十全武功的兵力，主要依靠汉族的绿营，如果反清思想渗入绿营将士，清朝统治就有倾覆的危险。因此弘历对文化政策的重视，远超玄烨、胤禛两代。
文字狱——弘历吹求文字过失，愈益苛细，如胡中藻督学广西，试题有“乾三爻不象龙说”，弘历指为讥乾隆不像皇帝，中藻凌迟处死。满人鄂昌（鄂尔泰子）作诗，称蒙古为胡儿，弘历指为沾染汉人习气，勒令自杀。彭家屏家藏明末野史数种，段昌绪圈点吴三桂叛清檄文，并处死刑。齐赤若私刻吕留良遗书，事发寸磔死。徐述夔作诗有“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句，弘历指为壶儿即胡儿，剖述夔父子棺戮尸。沈德潜作诗有“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句，剖棺锉尸。全祖望作文有“为我讨贼清乾坤”句，贼字放在清字上，下狱治罪，幸得大学士某解释免死。诸如此类，多不胜举，说明满洲统治者对汉人民族思想的恐怖。
纂修书籍——弘历招集文士经生，大规模纂修各种书籍，如《通鉴辑览》一百十六卷）、《续通志》（六百四十卷）、《续文献通考》（二百五十卷）、《续通典》（一百四十四卷）、《皇朝通志》（一百二十六卷）、《皇朝文献通考》三百卷）、《皇朝通典》（一百卷）、《大清会典》（一百卷）、《大清律例》（四十八卷）、《大清一统志》（五百卷）、《医宗金鉴》（九十卷）以及弘历自撰诗文集杂著，约在百种以上，连同玄烨胤禛所纂诸书，颁示全国，藉收思想统一的功效。可是这些官书，多数无人过问，胤禛令各省布政司刊刻木板，准士子呈请刷印，请印的却寥寥极少。弘历改令招募商人，任令印卖，以广流传，除《康熙字典》《通鉴辑览》《医宗金鉴》一类常用书外，许多书仍是少人过问。
禁毁书籍——弘历严令地方官吏借购求遗书名义，广搜有关忌讳的野史诗文集，悉数销毁（刊板）查禁。自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七年，据兵部奏报，共毁书二十四次，五百三十八种，一万三千八百六十二部。弘历还不放心，五十七年，仍严谕遵行，尤着重搜查江西、江苏、浙江等省民间藏书，认为督抚视作等闲事，所以不能禁绝。诸臣怕得罪，连不关重要的书也随意焚毁。
修《四库全书》——乾隆时代考据学派已达全盛的境界，朝廷从来崇尚的理学，渐次失去收服人心的效用。所谓考据学派自然有它学术上的贡献，但脱离现实社会极远，专力论证上古三代的训诂名物，在文字狱盛行时代，确是士大夫明哲保身，避嫌免祸的良法。弘历利用这种学术界新潮流，索性设立四库（经史子集）全书馆，收罗海内著名考据专家，如纪昀、陆锡熊、庄存与、任大椿、邵晋涵、周永年、戴震、朱筠、翁方纲、金榜、王念孙等人，参与校纂，纪昀（总纂官）、戴震（编校经部）、邵晋涵（编校史部）出力尤多。总计存书（合格著作正式入库）三千四百五十七部，七万九千七十卷，存目（认为不合格的著作仅附见书名）六千七百六十六部，九万三千五百五十六卷。
《四库全书》编成后，储藏文渊阁（宫中文华殿后）、文源阁（圆明园）、文津阁（热河行宫）、文溯阁（辽宁沈阳）四处，又在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各藏一部，供士人阅览誊录。江浙是文化发达的地方，也是反清思想浓厚的地方，弘历特立江浙三阁，并谕地方官吏订立阅览章程，奖励领出抄录，广为流传，弘历本意在提倡考据学（供给大量考据材料），无意中却创立了公共图书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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