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诸国与华侨：中国通史简编

中国与南洋诸国通商，西汉时代开始有简略的记载。当时番禺（广州）是国际贸易的都会，从海外输入犀角、象牙、玳瑁、珠（圆）玑（不圆）、银铜、果品、细布等货物，中国商贾运到内地，往往致富。刘彻（西汉武帝）令译使多带黄金、缯帛自日南（交阯）、徐闻、合浦出海，至都元国、夫甘都卢国、黄支国（即康迦法拉母，在印度境内马德拉斯西南）买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回来。王莽时自黄支国航行八个月至皮宗国（即蒲牢皮散岛，在马来半岛西南沿岸）。黄支国南有己程不国，是汉译使航程的终点。东汉刘志（桓帝）延熹二年（159）四年，天竺国（印度）从日南边境外来献，延熹九年，大秦国（罗马）王安敦遣使自日南边境外来献象牙、犀角、玳瑁。两汉时代南方海上交通规模已经不小，远在西方的罗马帝国，大概借印度作基石，也曾一度与中国发生海上交通。

孙吴、东晋、宋、齐、梁立国南方，人力财力都不能抗衡中原，势必发展海外贸易来补充本国经济的缺陷。孙权遣朱应、康泰通南海诸国，所经历及传闻凡百数十国。至萧衍（梁武帝）时，交通尤盛。李延寿《南史·夷貊传》立专条的有十五国：1.林邑国（即占婆，今安南中圻）；2.扶南国（柬埔寨）；3.诃罗陀国；4.诃罗单国（在苏门答腊岛）；5.婆皇国（在马来半岛）；6.婆达国；7.阇婆达国；8.槃盘国；9.丹丹国；10.干陀利国（在苏门答腊岛）；11.狼牙修国（在马来半岛）；12.婆利国（爪哇东婆利岛）；13.中天竺国（印度）；14.天竺迦毗黎国（印度）；15.师子国（锡兰岛）。南朝海外贸易，远超两汉，《南齐书》所谓“舟舶继路（接连不绝），商使（使官）交属（往来频繁）”，可以想见当时的盛况了。

隋唐南方海上交通继续发展，自广州至波斯湾中国商船独占运输业的霸权。南洋群岛土人称中国为唐人，明朝时候，真腊国还行着“番人杀唐人，处死刑，唐人杀番人，罚金”的法律，想见唐朝威望的广大。因国际贸易的发展，特设市舶司（最早的记载见开元二年）管理商务。波斯、师子、昆仑船舶，屯聚广州城下。外国商人及传教师多至十余万人。外国人居住地称蕃坊，立蕃长管理蕃人，有小罪各依本国法处断。大概蕃法比唐法重。允许依本国法，用意在禁止蕃人轻犯法令，如犯重罪，自然仍按中国法裁决。蕃船入口，有舶脚进奉收市等名目。舶脚是进口税，进奉是贡品，收市是宫廷收买所需货物。收市以后，才准一般商人自由买卖。

到了宋朝，朝廷独占大部分国际贸易的利益，在广州、明州、杭州、泉州置市舶司，掌管征收关税及处理一切商务。蕃商带来香药、犀角、象牙、真珠、龙脑等贵货，由政府全部收买，称为和买。和买的货物送京师榷易院，高价卖出。禁止民间私贩，犯禁罪至死刑。禁榷以外的货物，抽分（抽税）以后，经舶牙（货主购主间评定货价的中间人）评定货价，由商人购入，得在市上发卖。

元朝承宋旧制，在广州、上海、庆元、澉浦、泉州置市舶司。官府自备海船，选取商人往海外贸易，所得利益商人得三分，官府得七分。忽必烈至元三十年制定市舶则例，禁止官吏人等出资经商以及偷运货物等事，只准商人从事贸易。商人有舶商和海商的分别，舶商经营海外贸易，海商专通南洋。外国船到中国，携带金银珠玉，只许卖给皇帝，皇帝特置舶牙十二人专任评价的职务。这种舶牙，大概就是后世洋行的滥觞。

朱元璋统一中国后，派使官招谕四邻各国，要求它们向明朝进贡。招谕的用意，主要是在宣告自己做了中华大皇帝，四夷应该来修臣职（朝贡），通商利益，并不重视。他给爪哇国诏书里说：“朕仿前代帝王，治理天下，惟欲（只想）中外人民，各安其所。又虑（想）诸藩僻在远方，未悉（不知道）朕意，故遣使者往谕，咸使闻知。”又给拂菻（罗马）国诏书里说：“朕虽未及古先哲（圣）王，俾（使）万方怀德（感念恩德），然不可不使天下知朕平定四海之意。”这种傲然自大的态度，在招谕蒙古和日本，都获得不愉快的答覆，独南洋诸国应招入贡的不少。

朱元璋招得的诸藩有安南、琉球、吕宋、占城（即占婆）、真腊（柬埔寨）、暹罗、爪哇、三佛齐（即干陀利）、悖泥（在婆罗洲）、西洋琐里（在南印度）等国。他照例各赐《大统历》（明历，即元郭守敬的授时历）若干本，算作“奉正朔”的属国。朝廷对来朝的贡使，待遇特别优厚，对贡献的物品，报酬特别加等（如用陶器七万件，铁器一千件换得琉球贡马四十匹），表示天朝的富庶和恩惠。同时却因赏赐过多，供应甚巨，对贡期（一般规定是三年一贡）、贡船、贡使、贡物，严立禁限，不许违反，藉省劳费。本来诸国入贡，绝非所谓“慕义而来”，在这种禁限下，通商的利益极小，不得不多带私物，暗中与中国商人交易。中外商船（私商），往来海上，朱元璋怕中国人勾结诸藩，漏泄国情，索性实行严厉的闭关政策，停止朝贡。

洪武初年，设广州、泉州、宁波三处市舶司，专管贡船，认贡船为合法的贸易。洪武七年，因防倭寇，撤废市舶司，只许琉球、真腊、暹罗少数恭顺小国进贡。商船贸易绝对禁止，人民通藩下海，私行交易，罪至斩首。朝廷与少数藩国用朝贡（卖）赏赐（买）形式独占全部国际贸易，进出口货物数量微小，远不合社会实际的需要。例如暹罗进贡苏木最多不过一万斤，占城国没收海商张汝厚、林福私运苏木多至七万斤，这说明商船贸易比贡船占着极大的优势。而且重利所在，沿海各省文武官吏大姓豪绅，或自己经营商船，或保护中外商人，从中取利，朱元璋“寸板不许下海”的禁令。事实上成了空文，不能发生什么效力。

朱棣夺得朱允炆的帝位，想在政治上增高威望，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外国朝贡自然也是增高威望的一种方法。同时中国社会经洪武时代长期休息以后，也需要扩大合法的对外贸易，来交易有无。所谓“夷中百货，都是中国必不可缺的，夷一定要卖出，中国一定要购入”，“中国物产，可以自给，外国却必需中国的物产”，足见朱元璋闭关政策，显然违反社会的要求了。朱棣登帝位，当年（永乐元年）恢复三处市舶司。定抽分制，凡贡船附来番货（私物），官抽买六分，余物免征关税。番商（不用朝贡名义的私商）运来货物，船到口岸，抽税十二分，听自由贸易。这样高的税率，含有压抑私人商业的意义，闭关政策，却因此废除，不能不说是对商人的让步。

朱棣废除了闭关政策，新创一种国营对外贸易政策，夺取商人的利益。他利用政府的力量，自备船只武器货物，派遣强大武装舰队到南海诸国去招谕和贸易。统率这个大舰队的首领，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探险家郑和。

郑和是云南回教徒，本姓马，朱元璋平云南，郑和被阉入宫，当太监。他有军事的外交的才能，率舰队前后远航凡七次。现代人所称的南洋，明朝称为东西洋。西洋指印度支那、马来半岛、苏门答腊、爪哇及婆罗洲西南海岸诸国，东洋指菲律宾群岛、摩鹿加群岛及婆罗洲北岸文莱国（文莱国是东西洋交界处）。郑和七次航行都在西洋海面，民间流传三保太监下西洋的故事，确是中国古代史上一件动人的壮举。

第一次——永乐三年六月，郑和率军士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分乘宝船（大船长四十四丈，宽十八丈，中船长三十七丈，宽十五丈）六十二艘，自上海西北刘家港出发，经占城（即占婆，印度支那东南海岸）南下至东爪哇，又经旧港（旧称三佛齐）满剌加（麻六甲）海峡出印度洋至锡兰山，沿印度西海岸至古里（印度加里喀达）。五年九月归国。(www.xing528.com)

第二次——六年九月，率宝船四十八艘出发，经占城、爪哇、旧港、满剌加、苏门答腊、锡兰至柯枝、古里。归途经星加坡北上。九年六月归国。锡兰王亚烈苦奈儿攻和，和出奇兵击破锡兰国都，生擒亚烈苦奈儿，朱棣大喜，行过献俘仪式后，释放回国。

第三次——十年十一月出航至古里，更进至忽鲁谟斯（在伊兰国阿曼湾）。十三年七月归国。和在苏门答腊击败酋长苏干剌，还朝献俘，朱棣大喜，厚赏诸将士。别一舰队奉和命自苏门答腊经溜山，远至非洲海岸（今意属索马利兰）招谕木骨都束、不剌哇、麻林等国入贡。归途经阿丹（亚丁）、祖法儿、忽鲁谟斯，历访印度诸港，十四年归国。

第四次——十四年冬，出航至忽鲁谟斯，十七年七月归国。别一舰队历溜山、阿非利加、阿剌伯、俾路支湾，十八年归国。

第五次——十九年秋出航，二十年八月归国。别一舰队历溜山、阿非利加、俾路支湾，二十一年九月归国。

第六次——二十二年七月奉命至旧港，封旧港宣慰司施进卿的儿子施济孙继承宣慰司名号。八月归国。

第七次——朱瞻基宣德五年，因海外藩国朝贡不来，命和率大舰队载军十二万七千五百五十人出去招谕。闰十二月自刘家港出发，次年十二月，出闽江口，经历占城、爪哇、旧港、满剌加、苏门答腊、锡兰山、古里、忽鲁谟斯。自古里分出一队入红海至天方（阿剌伯麦加）历访阿丹、祖法儿。八年六月归国。

郑和七次出使，招谕三十余国，航路取刘家港作起点，首达占城，航暹罗湾，循马来半岛南下至星加坡，绕苏门答腊及爪哇各一周，航孟加拉湾，北至恒河口，南至锡兰岛，再航阿剌伯海，入波斯湾，沿东岸北行，至底格里斯河口，再循西岸南行，至亚丁。越亚丁湾，入红海，北至麦加，循非洲东岸南行，至莫三鼻给海峡，掠马达加斯加岛的南端向东回航。郑和末次航行正当公元1430—1433年，其时，葡萄牙人也正开始作海上活动，继续试航数十年，终于开辟欧亚交通的大航路。欧洲人航海是适应了当时商业资本发展的需要，含有进步意义，郑和航海，主要是求满足皇帝“万国朝贡”的侈心，所得奇货重宝，如二钱重的大块猫睛石，二尺高的珊瑚树，麒麟、狮子、花福鹿、金钱豹、驼蹄鸡、白鸠等类，仅供朝廷一时的赏玩，去交换的物品如黄金、锦绮、纱罗、绫绢、纻丝、瓷器，哪些不是中国人民的脂膏血汗？所以欧洲因航海通商，收得社会向上发展的效果，中国航海通商，反招致民穷财尽的怨声。朱见深成化九年，命兵部尚书检查郑和出使水程，车驾郎中刘大夏藏匿旧案不缴，抗言道：“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万余人，就算得奇宝回来，对国家有什么利益？这是一件敝政，现在还想再做么？”成化国力已远不及永乐时代，经刘大夏等反对，朱见深只好放弃“万国朝贡”的妄想。

朝贡必需查验一定格式的贡表和一定数量的方物（规定的物品），贡使必须从广州到北京朝见皇帝，沿途货物的折耗，内外官吏的勒索，虽然得些赏赐，未必能补偿损失。郑和死后，朝贡逐渐减少，私人贸易逐渐增长，到朱厚照正德时代，顾不得讲什么贡期贡制。只要商船来到，官府抽取货物献给朝廷，余物听自由交易，成“番舶不绝于海澨（shì，海边），蛮人杂遝（tà，人多）于州城（广州城）”的现象，私营商业完全取得优势了。此后互市税收，更被朝廷和广东地方政府重视（广东文武官吏月俸发给番货代银米），当作岁入的重要部分，商民贩卖番货，也有不少人因此致富。

中国与南洋的通商，是适应着本国经济力的发展而产生的。朱元璋行施闭关政策，朱棣行施国营贸易政策，虽然起了些阻止私人商业的作用，终究敌不过社会发展中的经济力量。宣德八年六月严禁私通番国。八月，令漳州卫指挥同知石宣等严禁通番。朱祁镇正统十四年六月，从福建巡海佥事董应轸奏请，下令道：“旧例濒海居民，犯私通外国，贸易番货，泄漏事情，及引海贼劫掠罪，正犯处极刑，家人发边远充军。知情故纵，与正犯同罪。近年商民往往嗜利违禁，应重申禁令。”朱祁钰景泰三年，命刑部出榜，禁止福建沿海居民，不得收贩中国货物，置备军器，驾海船交接琉球国，招引入寇。这一类禁令，不论怎样严厉，收效仍是有限，一部分统治者，也只好承认“私通滥（偷）出，断不能绝，大利所在，民不畏死”了。

南海诸国文化落后，需要中国的工业品。如琉球国出产乳香、胡椒、琉黄，交换中国瓷器、铁器，永乐二年，琉球王遣人携带白银，私到处州收买瓷器。沙瑶国，物产贫乏，华商去交易，只带瓷器、铁锅，最多不过布匹，贵重品不能出售。文郎马神国初用蕉叶作食器，后与华商交易，渐用瓷器。苏禄国不产米麦，用珠与华商交易，商船将返，必挽留数人作质（抵押），要求商船再来。柔佛国王用金银作食器，臣民用瓷器。大抵中国输出多是丝织物、布匹、瓷器，输入多是香料、药物、珠宝。

因为朝廷严禁“奸民下海，犯者必诛”，华商冒死出洋，多留居不敢回国。欧洲人没有侵入以前，南洋群岛的华侨，不仅在商业上占绝对优势，政治上也取得不可侮的地位，人口总数约略计算，当在十万以上。等到欧洲人侵入南洋，华侨不得祖国的援助，情况渐趋恶劣，只凭自己的力量，在海外作坚强的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