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边患,历代来自北方和西北方,元朝以后,才有海上侵扰。原因在于中外各国航海工具较前代进步,国际间贸易关系益趋密切,自给自足的社会,开始感到部分的不能自给,必需依赖海外贸易,来补充缺乏。为排除进行贸易的障碍,势必引起军事上的冲突。在明朝,日本与中国冲突最剧烈,《明史》称为倭寇之乱。
忽必烈东征日本失败后,日本禁止本国人与中国交通。可是私人经商,依然进行。日本商船往来中国及朝鲜海岸,兼做海盗事业,大肆杀掠。日本南北朝时代(1333年—1392年)私商渐盛,等到南朝衰亡,南朝的遗民武士结合那些商人海盗,组成一个强大的力量,向大陆沿海侵扰。他们起先多在朝鲜海岸活动,后来转入中国海面,占据小岛屿居住。
方国珍、张士诚被朱元璋击灭,一部分部属亡命海外,勾结岛人(居小岛中倭人)进犯山东沿海州县,并转扰浙江、福建。朱元璋大造战船,出海追捕,陆上,自山东至福建,依地势筑七十余城,置卫所防守。由于明初社会内部暂时的安定,以及军备的相当整饬,倭寇不敢深入为害。
朱元璋允许日本国王正式入贡(通商),设宁波市舶提举司,管理贡务。日本出产硫磺(火药原料)、苏木(妇科用药)倭刀、倭扇、漆器,中国出产布帛,成为两国必不可缺的交易品。明承历代旧制,设市舶司管理国际通商,统制却更加严密。朝廷想独占贸易的全部利益,令外国用朝贡名义,定期带来额定的货物,由市舶司评价给银钱或布帛。朱棣限日本十年进贡一次,每次贡船两艘,朱瞻基许增贡船一艘。朱祁钰时日本贡使带私物十倍贡物,估价应给银二十二万七千两,祁钰只给银三万四千七百两。黄使力求增价,得补给钱一万贯,又补给布帛一千五百匹。贡使怨怒回去。此后日本屡请增加贡船,明朝坚执贡船不得超过三艘,两国合法商业受到颇大的阻碍。
明朝为了日本贡使礼貌不恭,想停止贸易,迫令恭顺。朱厚熜撤废市舶司,嘉靖二十六年,因沿海日本商船出没无常,命朱纨巡抚浙江,兼管福建军务。朱纨严申禁令,不许商民通番下海,不许造两桅以上大船,凡私自交通倭人,不问权贵,一律斩首。浙闽大姓豪绅向来靠私通倭商获厚利,恨朱纨刺骨,福建人巡按御史周亮奏攻朱纨,在朝同党合力陷害,朱纨得罪自杀,海禁废弛。大姓豪绅藉口严禁通番,夺取中国商人私下交易的利益,并欺压倭商,欠货价不偿,追索过急,就教地方官派兵驱逐。倭商破产流落,不能归国,与中国失业奸商汪直、徐海、陈东、麻叶等据海岛,聚众攻掠内地。
朱瞻基以后,国力渐就衰落,蒙古内侵,使明朝君臣专重陆路边防,沿海军备,无人留意。卫所空虚,战船破败,一遇寇来,临时招募渔船,纠合民丁,号称防守,实际只是儿戏。嘉靖三十二年,汪直等勾引各岛倭人,大举入寇,战船数百艘,分路并进,浙东西,江南北,沿海数千里,同时告警。倭据川沙洼、柘林为巢穴,中国失职官吏、不得志儒生多投倭作谋士或向导,号召无赖流氓,着倭服,挂倭旗四出杀掠,纵横往来,如入无人之境。大抵真倭不过十中三四,中国奸人却占大多数。乡民被掳,迫充先锋,严刑驱使向前冲击,官军懦怯,望风崩溃。倭寇见物即取,尤重绢帛棉布,烧杀奸淫,行同禽兽。朱厚熜遣严嵩私党赵文华督察军情,文华颠倒功罪,忌主剿派总督张经击倭有功,诬奏经“养寇失机”,下狱处死。厚熜改用严嵩私党杨宜为总督,胡宗宪为巡抚,官军益解体,倭势更蔓延,江浙州县无不遭蹂躏。各岛倭人见有利,纷纷来中国,登岸劫掠,毒焰愈张。
三十四年,倭寇六十七人自上虞登陆,经绍兴至杭州北新关西进攻掠于潜、昌化、淳安、歙县、绩溪、旌德、泾县,达芜湖南岸,转奔太平府,东犯江宁镇,攻南京大安德门及夹冈,经秣陵关,掠溧水、溧阳、宜兴,驻军无锡惠山,一昼夜走一百八十余里,至浒墅关遭明兵袭击,逃至杨林桥,被围歼灭。凡奔窜数千里,杀伤军民四五千人,历时八十余日。又一部倭寇不满二百人,自乐清登岸,攻掠黄岩、仙居、奉化、余姚、上虞,杀人民无数,窜至嵊县才被歼灭,历时凡五十日。又一部倭寇数十人,自山东日照登陆,攻掠东安卫及淮安、赣榆、沐阳、桃源,至清河遇大雨,被围歼灭,其他倭寇联合汪直、徐海、陈东、麻叶等贼首,盘据海岛(主要是舟山群岛)及沿海城镇如柘林、乍浦、乌镇、皂林、陶宅、周浦、川沙、高桥等地,有利出来掳掠,无利守险自保,明军坐视,不敢进攻。
三十四年,赵文华大集浙直(南直隶)兵,又约应天巡抚曹邦辅合剿,分路并进,军至松江砖桥镇,倭寇冲来,文华大败,奏称水陆大胜,寇已平靖,请求还朝。三十五年,胡宗宪升任总督。宗宪力主讲和,派使人至日本商议,不得要领,使人路遇汪直,汪直说:“日本内乱,各岛主不相统属,只要明朝允许通贡开市,战祸即可停止。”宗宪奏闻,朱厚熜不许。宗宪设计离间徐海等,海杀陈东、麻叶,宗宪又杀徐海,江南浙西诸寇略平。日本山口岛主源义长,丰后岛主源义镇各遣使入朝谢罪,送还被掠人口,并称前后侵犯,都是中国奸商引诱岛夷,义镇等实不知情,朱厚熜令擒倡乱渠魁及中国贼首才许通贡。三十六年,源义镇遣汪直等载巨船来贡市,巡按御史王本固杀汪直,和议破裂。三十七年,新倭大至,攻掠浙东诸郡,转入福建,自福宁至漳泉千余里,尽成贼巢,蔓延至广东潮州一带。四十年,胡宗宪因罪被逮。四十二年,主剿派谭纶巡抚福建,与名将戚继光、俞大猷、刘显合力痛击。四十四年,福建广东倭寇悉数歼灭。
剿灭倭寇,主要依靠民兵的力量。剿倭第一名将戚继光,见卫所官军不堪作战,自募金华义乌民兵三千人,纪律极严,训练特精,戚家军名闻天下。又松江曹泾盐民,击倭至岛上,焚毁敌船,后来见民家有盐袋,摇手相戒不敢犯,又少林、伏牛、五台有僧兵,少林僧四十余人应募击倭,每战必胜。其余各地人民自立队伍,到处截击倭寇,使流动奔窜的寇军,不敢远离巢穴。
倭寇蹂躏山东、江南北、浙东西、福建、广东,破府州县卫所百余处,掠夺人口财物不可数计,军民死伤不下十余万,全国财富地区,大遭破毁。这一次战祸的远因,由于明朝阻止两国间正在发展的商业,近因由于大姓豪绅犯禁贪利,恃势欺压中倭商人。战祸既经开始,朝廷先用赵文华,枉杀剿倭有功的总督张经,继用谄附赵文华、严嵩力主讲和的胡宗宪。朝廷措置乖谬,人民受害无穷。如果战前朝廷允许倭人正式通商,战时任用主剿派,如朱纨、张经诸人,整顿海防,肃清内奸,专力痛剿,何至造成绵延十余年,残破五六省的大战祸。所以直接残杀人民的是倭寇和汉奸,间接残杀人民的是明朝的统治阶级。(www.xing528.com)
嘉靖时代的倭寇,明朝应负激成祸乱的主要责任,朱翊钧万历二十年到二十六年的朝鲜战役,明朝完全是正义的,却因主和派在朝得势,正义战争竟得到可耻的失败。
久经内乱的日本国,当织田信长任关白(最贵官)时开始统一了,到丰臣秀吉继任时完成了统一事业,因而商业资本的发展,也要求向国外侵略了。丰臣秀吉威胁琉球、吕宋等国,使向日本人朝奉贡,大治兵甲,造战船,谋攻灭明朝。他的计划是一路攻北京,用朝鲜人做向导,一路攻浙闽海岸,用汪直余党做向导。同安人陈甲在琉球经商,听得秀吉的阴谋,急请琉球贡使向明朝告密,陈甲亲归福建,见巡抚赵参鲁陈述所闻。朱翊钧得报,转告朝鲜王李昖。李昖荒淫酒色,自辩并不知情,明朝也就不作戒备。万历二十年(一五九二)四月,丰臣秀吉发兵十三万七千人,战船数百艘,令加藤清正,小西行长充先锋,由对马岛渡海,攻入朝鲜。秀吉训诸将士道:“我要先平朝鲜,令朝鲜作前驱,一举灭明,那时候我要多割土地,封给你们。”五月,渡临津,朝鲜兵望风溃败,李昖弃王京(京城)逃义州,寇军渡大同江,绕出平壤界,朝鲜全国陷没。李昖率群臣奔爱州,遣使向明朝告急。
七月,明游击(军官)史儒率兵至平壤,兵败战死。副总兵祖承训率兵三千渡鸭绿江援救,又战败逃还。败报传来,举朝震动,兵部尚书石星无计可施,募无赖嘉兴人沈惟敬往寇军探消息。惟敬贪和成得赏,力助寇军胜利。石星信任惟敬,赏给游击官号,使往来两军间谈和议。
当时朝臣公议“朝鲜是中国的藩篱,势在必争”,主张派大军出援,石星却一意主和,朱翊钧动摇不定,大体偏重主战。十二月,经略宋应昌、征东提督李如松率兵四万分三路趋辽阳。副将李如柏将左路,张世爵将右路,杨元将中路。沈惟敬自寇军归来,说行长愿退至平壤以西,划大同江为界。如松大会将士,叱责惟敬卖国当斩。二十五日,誓师东渡鸭绿江。二十一年正月,进攻平壤,大破日本守军。行长提败兵渡大同江遁还龙山。明军收复黄海、平安、京畿、江源四道,进军距王京七十里。如松误听朝鲜间谍报告,说寇已弃王京逃走,急率轻骑追至碧蹄馆,中伏大战,寇军战败入城,明军精锐丧失极重,退驻开城。三月,如松走间道烧寇龙山积粮,寇乏食,四月十八日,寇弃王京逃遁,宋应昌、李如松整军入城。分路追袭,收复汉江以南千余里。寇军穷促,退保釜山浦,如松调海军分布釜山海口,断寇交通。
主和派兵科给事中侯庆远奏称“我与倭何仇,我为朝鲜出力已多,应速撤回援军,令朝鲜自守国境。”宋应昌奏称“日本图朝鲜,意实在中国,我救朝鲜,不止为属国谋利益,朝鲜安,蓟辽自然无患,京师也就巩固了”。朱翊钧从石星议,留兵三千暂驻朝鲜,余军撤退归国。
六月,沈惟敬与寇使小西飞等自釜山来议和,石星急求和议成功,待寇使礼极隆重。石星用同党顾养谦为辽左总督。十月,顾养谦奏请撤兵,朱翊钧令明军尽撤归国。朝臣群起抗争,朱翊钧、石星悉置不顾。二十二年和议成。据《明史》说和约凡三条:1.勒倭尽归巢;2.既封(封秀吉为日本王)不与贡不通朝贡);3.誓不犯朝鲜。据日本史所载和约是:1.明嫁公主给日本王;2.两国通商;3.朝鲜王子大臣到日本当人质;4.朝鲜誓不反日;5.日军退出占领地。两方记载悬殊。当时辽东都御史李化龙奏称:“倭不识汉字,恐中间两相欺蒙,请停沈惟敬职”,工部郎中岳元声奏参石星力主和议,有三辱四耻五恨五难。足见石星、沈惟敬利用朱翊钧昏愚,从中欺蒙,三条和约,实不可信。
原来秀吉借讲和诱明军撤退,乘机准备新的进攻,明朝屈辱的条款,他并不满意。朱翊钧却深信秀吉降服,命李宗城、杨方亨为册封正副使,同沈惟敬往日本授秀吉日本王金印。秀吉不受,和议破裂。二十五年二月,石星、沈惟敬通倭卖国阴谋败露,朱翊钧大怒,命兵部尚书邢玠为蓟辽总督,麻贵为备倭大将军,杨镐驻天津警备海路,第二次战争复起。五月,麻贵率军一万七千人渡鸭绿江,刘綎督川汉兵六千七百人继进。沈惟敬率兵二百出入釜山,给寇军通消息。邢玠命南原守将杨元捕获惟敬,因此寇军失耳目,不知明军实情。
邢玠受朱翊钧“阳(表面)战阴(暗中)和,阳剿阴抚”八字密命,督军至朝鲜,进攻不力,各路溃败,无法收拾。二十六年七月,丰臣秀吉死,寇军退走,明军自称大胜,收兵归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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