窝阔台定中原,近臣别迭等献计道:“汉人无用,不如悉数屠杀,空出田地来作牧场”。幸而耶律楚材竭力劝阻,教窝阔台征收地税、商税及酒、醋、盐、铁等税,每岁可得银五十万两,绢八万匹,粟四十余万石。窝阔台从楚材议,派官分十路收税,果得银绢,喜出望外,夸奖楚材道:“你不曾离我左右,却能替我取来这样多的财物,天下还有比你贤能的人么?”即日命楚材做中书令(宰相)。蒙古人只懂得畜牧和杀掠,从没有想到收税的利益更大,等到懂得收税,又不会想到兼顾民力的必要。在蒙古人看来,收税与杀掠,只是名称不同,实质无异。因此贪暴政治,比任何时代严重得多,不仅中国北方地区衰敝的经济继续破坏,就是南方正在发展的经济,也遭遇强烈的摧毁,陷入停滞状态,蒙古族统治中国,给与中国社会无比的灾害。
金人括田养女真军,南宋贾似道括买公田,金、宋亡后,括得的田地连同皇室后妃、贵戚、大臣所有大量田产,都被元人没收,设官管理,号称官田。忽必烈赐郑温常州田三十顷,叶李平江田四顷,以后成为惯例,诸王、公主、驸马、大臣、宦官、寺观,照例得分江南官田,如海山赐雕阿不剌平江田一千五百顷,爱育黎拔力八达赐丑驴答剌罕平江田一百顷,硕德八剌赐拜珠平江田万亩,图铁木耳赐大龙翔集庆寺平江田五百顷。其他地区官田也分赐臣下,如安南降王陈益稷受汉阳田五百顷,李孟受孝感县地二十八顷,大承天护圣寺受益都、般阳、宁海等县田十六万二千九十顷。从最大的地主皇帝手中,分化出许多大地主,江南尤其是大地主集中地,他们任用土豪奸吏充当庄头,巧立名目,额外强取,摧租人员恃势横行,刻剥惨苦。张珪奏请变通收租法,令地方官府代收,转运大都各地主,免得农民受害流亡。足见地主收租比官府更贪暴。大抵地主受赐江南官田,每亩岁缴官粮一斗五升至二斗(元七斗当宋一石),余米称私租,归地主所有。依海山至大二年夺江南赐田一千二百三十顷,得租五十万石作例,每亩租多至四石。明初,苏州(平江)收秋粮二百七十四万石,其中民田粮仅十五万石,元时,官田未必这样多,民田远比官田少,却是事实。江南多数良田受蒙古地主残酷的剥削,农民生活痛苦,可以想见。
屯田——腹里及各行省散布蒙古军、探马赤军、汉军七十二万户,选择田地屯垦,称为屯田。史书记载的田数有枢密院所辖十三处,田一万五千顷;大司农所辖三处,田二万七千余顷;宣徽院所辖四处,田二万五千余顷;腹里所辖军、民(民屯招佃户耕种)屯田一万六千顷;辽阳等处行省所辖四处,田三千余顷;河南行省所辖军、民屯田四处,田六万九千顷;陕西行省所辖军、民屯田十六处,甘肃行省所辖军、民屯田六千余顷;江西行省所辖五百余顷,江浙等处所辖屯田五百顷,四川行省所辖军民屯田二十九处,云南行省所辖军民屯田十二处,湖广行省所辖数处,全国总计一百二十余处。实际占田,远比史书所载顷数多,例如安西牧地的马夫恃势,冒夺民田十万余顷,其他地方可知。
民田——民间土地兼并,非常剧烈。蒙古贵族随意侵夺民田,往往多至千顷,荒芜不耕,称为草场,专供畜牧狩猎。余下土地,汉族豪富人家,勾结官吏,恃势占据,驱役佃户千百家或一万家,许多江南豪富,每年收租在五万石以上,福建崇安县凡五十都,应纳官粮六千石,其中五千石官粮的土地,归五十余大家所有,一千石的土地,归庶民四百余家所有。五十大家应出的差徭,官府摊给四百余家担负,因此庶民继续破产,土地益向五十余家集中。崇安一县如此,他处可以类推。赵天麟曾奏请宗室王公限田数百顷,官员豪民限田数十顷,庶几贫民得免饿死。限额大至数百数十顷,实际占田数当然更大。
税法——腹里行丁税、地税法(仿唐租庸调制),江南行秋税、夏税法(仿唐、宋两税制)。丁税每一良丁岁纳粟三石,驱丁岁纳粟一石。地税每亩纳粟三升。一户如丁税多,纳丁税不纳地税;地税多,纳地税不纳丁税。秋税纳租米,夏税纳木棉布、绢、丝、绵等物(得用钱代替)。政府岁入粮数,总计一千二百一万余石,内腹里二百二十七万余石,行省九百八十四万余石。行省中江浙四百四十九万余石,占全国粮数三分之一,行省粮数二分之一。夏税钞数,图铁木耳天历元年,江南三省总计中统钞十四万九千余锭,内江浙省五万七千余锭,江酉省五万二千余锭,湖广省一万九千余锭,江浙又居首位。
科差——分丝料、包银、俸钞三种。普通民户每岁纳丝一斤六两四钱,包银四两(州县征收,往往私加数倍至十倍),俸钞一两。僧道、儒生、军户免纳。江南豪家,宋亡后,失势衰落,多贿赂权贵,充当府县吏卒,藉庇门户,遇有差赋,摊派贫民,自己得免,因之贫民负担更重。
洞冶课——矿冶、硝矶、竹木等税据天历元年统计,江浙省课税最多,名目有金课、银课、铜课、铁课、铅锡课、矶课、硝矿课、竹木课等,共纳金一百八十锭十五两一钱,银一百二十五锭三十九两三钱,钞一万一千九百八十七锭。
盐、茶、酒、醋课——全国总收入,盐利居十之八,两淮盐又独当总盐利的半数,两淮岁产盐约一百万引,每引四百斤(南宋每引三百斤),中统二年,每引定价白银七两,以后继续增价,至铁木耳大德四年,每引值钞六十七两五钱。
常课、额外课——商税每年有定额,称为常课。常课以外,一切无定额的苛杂税,称额外课。
海外贸易——西域方面因海都等多年叛乱,陆路交通阻滞,商旅不行,对外贸易,主要依靠海上交通。忽必烈灭宋,首先设立泉州市舶司,又陆续添设上海、滋浦、杭州、庆元(宁波)、温州、广东等六处。此后归并废置不常,实际存在的商港,只有泉州、庆元、广东三处。税率按货物粗细,规定细货十分抽一,粗货十五分抽一。出口土货税称单抽,蕃货进口税加一倍称双抽。输入多是香料、珠翠、犀角、象牙等物,输出多是金银铜铁、男女人口。这显然由于国内工业衰落,制造品不能抵补,只好用金银甚至男女去交换贵族奢侈品。所谓男女,自然是奴婢和破产流亡的农民。南洋群岛有华侨,从元朝开始。
国内贸易——据《马可·波罗行纪》所载,大城市尤其是南方大城市,商业一般在发展中。北方首推汗八里大城(北平),居民殷繁,城内多居王公贵官,附郭多居外国商客,货物云集,只是丝一项,每天进城不下一千车,织造金锦绸绢,供贵人享用。汗八里四周约有二百城市,各有商人前来买卖货物。涿州居民多业工商,织造金锦丝绢及最美的罗。中定府(当是济南)商人经营大规模的商业,产丝极多。太原府工商业颇盛,产葡萄酒及丝,有些商人往印度通商谋利。平阳府居住商人不少。京兆府(西安)工商繁盛,居民织造各种丝绢。南方首推行在城(杭州),城中有大市场十处,小市无数,每天食用胡椒多至四十四担(每担二百余磅),其他货物消费量可以类推。行在城以外,有成都盛产丝绢,商业发达;南京城丝织业极盛;福州城产糖,珠宝交易甚大;宝应、高邮、泰州、扬州、镇江、苏州等城,都说居民赖工商为业。马可·波罗所记南北城市,无不出产丝织物,想见元朝匠户中织工最多,工业中丝织业比较兴盛。匠户生产品归皇帝及贵族所有,因之蒙古贵人多经营商业,出卖他们的剩余物。
商税——天历二年,全国商税收入七十六万余锭,江浙一省占二十六万九千余锭,这说明江浙是全国商业最发达的地区。
斡脱官钱——蒙古人起初不知经商,银钱交斡脱人(犹太人)、回族人经营高利贷业。一年本利相等,次年本利总数又加一倍,本银一锭,十年后得本息一千二十四锭,称为羊羔儿息。官民因借债破产出卖妻子,仍不能偿还。至元八年,忽必烈设立斡脱所,官营高利贷,称为斡脱官钱,名义上规定三分取息。皇帝为首,所有诸王、后妃、公主、贵臣、寺观、军官、犹太、回族、地主豪强,无不经营斡脱业,债户到期不偿本利,妻女牲畜多被拖走。扎木真妃子曾遣人索还斡脱钱,不说原借钱数,止说不鲁罕丁等三人借钱,恃势穷追,竟牵累一百四十余户。
烧酒——元朝始创制烧酒法,用浓酒和糟入甑,烧取蒸汽,冷却后成酒,清白如水,味极峻烈。酸坏了的酒,仍可蒸取烧酒,在酿酒业上这是一个大进步。
棉织——元朝江南种棉织布,比宋朝更发展,木棉布已成夏税缴纳物的一种。至元二十四年,设浙东、江东西、湖广、福建木棉提举司,每岁征收木棉布十万匹。照马可·波罗所记,元初木棉布比丝绢价高,贫民还不能用它制衣服。至元二十四年,诸王薛彻都等所部灾,牛羊多死,朝廷买棉布救济,值钞一万四千六十七锭,足证市上已有大量棉布买卖。
火炮——南宋改造西域炮比原式精巧(明朝还有宋火炮)。看当时破炮法用许多大稻草绳悬城楼上,厚涂泥浆,防火箭、火炮,似乎已用火药抛射石弹。元末,有金属制筒式火炮,传入高丽,比宋炮进步。
官工业——皇帝拥有无数工业作坊,京内外各种工业,如梵像局(雕刻绘画各种佛像)、出蜡局(金属铸造)、鼓铸局(铸铜钱)、永利库(印造宝钞)、钞纸坊(制纸)、金银局(造金银器皿)、镔铁局(镂铁工)、刀子局、玛瑙玉局(雕磨工)、温犀玳瑁局、珠翠局、金丝子局、销金局、砑金局、石局、木局、大小雕木局、竹作局、蜡烛局、油漆局、毡局、染局、剪毛花毯腊布局、绳局、网局、帘网局、绣局、纹锦总院、罗局、窑场(造白琉璃砖瓦)、琉璃局、泥瓦局、皮货所、鞋带斜皮局、熟皮局、牛皮局、软皮局、异样毛子局、貂鼠局,装订局、裱褙局、烧红局(制颜料)、浮梁瓷局、杭州织染局、建康织染局、典饮局(酿酒)、鞍子局、铜局、筋局、锁儿局、成制提举司(裁缝工)。这只是皇室所有工业的一部分,已经看出其中包括种类的繁多,几乎是一切工业皇帝全设局经营了。诸王贵族也各利用所属匠户经营工业,规模不及皇室大,种类也许不比皇室少。集合全国工匠给少数蒙古贵族生产消费品,这将是社会何等巨大的损害!
皇帝又设武备寺,专制兵器,所属有寿武库制衣甲,利器库制兵械,胜广库掌外路各局,京外除江南地区不设兵器局,北方大城市如大同、平阳、太原、保定、真定、怀、孟、河南、汴梁、益都、济南、彰德、归德、大名等处,都设局制造兵器,这是皇帝独占的工业,任何人不得擅造。
元朝重用色目人,传来天文学、数学、炮术、建筑术、工艺、医学等科学上的新知识,影响中国科学的发展(当然,中国也传给西方诸国罗盘针、木板铜板印刷术、算盘等新知识)。郭守敬是当时最大的科学家,擅长水利学、历数学、仪象制造学。忽必烈至元十三年,守敬创造简仪、仰仪等测天诸器,在大都设立司天台(天文台)。守敬利用他在数学上创见的垛积、招差、勾股、弧矢诸法,十七年,造授时历,推步极密,为古代最精确的历术。汉朝改历四次,魏迄隋改历十五次,唐迄五代改历十五次,宋改历十七次,金迄元改历五次,独守敬《授时历》,元、明(明改称大统历)两朝行用二百七十余年不改。日本据《授时历》作《贞亨历》,自贞亨二年至明治五年,行用几及二百年。二十八年,忽必烈从守敬议,开凿通惠河,自大都至通州高丽庄入白河,河长一百六十里,衔接白河(自通州至直沽)、御河(自临清至直沽)、会通河(自东昌须城县至临清)、扬州运河(自三汉口达会通河)、江南运河(自镇江至杭州),连成杭州直达大都的大运河。郭守敬以外,如李冶著《测圆海镜》十二卷、《益古演段》三卷,朱世杰著《四元玉鉴》三卷、《算学启蒙》三卷。《算学启蒙》自加减乘除进至天元如积,凡二十门,学习较为便利,可以说是古代最适用的数学教科书。
忽必烈灭宋,搜括江南财物到大都享受。却因内河运输有限,不能满足忽必烈与蒙古贵人的贪欲。宋降臣王积翁献言道:“亡宋都汴时,每年运江南粮六百万石,如今江南粮多,运到京城,可食贱米。”朝廷赞许他的建议,征集军民开掘几条河道,果然运输量增大了,但离蒙古贵人的贪欲还远得很。南宋海盗朱清、张瑄曾替伯颜从海道搬运亡宋库藏图书到直沽(天津),熟悉上海天津间海路,自称能海运粮米,至元十九年,命上海总管罗壁使朱清、张瑄造海船六十艘,募水手运江南粮四万六千石。从此海运逐年激增,二十七年,增至一百五十九万石,海山至大二年,增至二百四十六万石,爱育黎拔力八达延祐六年,增至三百余万石,图铁木耳天历二年,增至三百五十二万石。(www.xing528.com)
自朱清、张瑄创行海运,江南三省(江浙、江西、湖广)农产物大量北运,朝廷只求粮数增加,不顾人民乏食死亡。再加官吏贪暴,刻扣水脚钱,船户贫困,海中遇风涛盗贼,船破人亡,每年平均损粮十余万石,水手溺死不可计数(忽必烈定制,船坏弃米,责押运官赔米,船坏人死,免赔)。幸而托欢铁木耳时代,南方农民纷纷起义,海运渐减。朝廷特派大官到江浙专力搜括,至元二年,官粮及拨赐诸贵族寺观田租悉数起义,仅得二百六十万石,十九年减至十一万石,二十三年以后,海运断绝。坐食浪费的蒙古贵人及靠官米生活的军民工匠,骤失米粮来源,更兼北方连年旱蝗,无处得食,京城竟至食人肉,乡村多取蝗虫当干粮。
元朝公私收付,悉用楮币,民间不得私藏金银,必须赴官库倒换楮币,才能行用,楮币分交钞、中统元宝钞、至元宝钞三种,中统钞、至元钞直到亡国,沿用不变。
交钞——中统元年,始造交钞,指定丝料作本。交钞五十两换丝钞一千两,诸物价值,全依丝价作标准。
中统元宝钞——同年七月,又造中统元宝钞,分十文、二十文、五十文、一百文、二百文、五百文、一贯文、二贯文八等。每一贯同交钞一两,二贯同白银一两,赤金一钱。京城设燕京平准库,各路设平准行用库。至元三年,铸银锭,每锭五十两,称为元宝。钞一锭等于一百贯文。灭宋后,收宋会子,每五十贯准中统钞一贯。中统元年,发行钞额七万三千三百五十二锭;十二年,三十九万八千九百十四锭。十三年,骤增至一百四十一万九千六百六十五锭。这说明灭宋成功,江南金银财物大量流入忽必烈的库中。
至元宝钞——中统钞行使不久,信用降落,不能维持原定金银比价。宋降臣叶李献新钞样并条例十四项,得忽必烈采纳。至元二十四年,发行至元宝钞,与中统钞并用。至元钞分十一等(自五文至二贯文)。一贯当中统钞五贯,二贯当白银一两,赤金一钱。此后至元钞发行额每年一二百万锭不等,中统钞最高额不过十万锭。三十一年忽必烈命各路交钞库所贮银九十三万六千九百五十两,除存留十九万二千四百五十两为钞本,余银悉运京师。钞本亏损,钞价逐渐跌落。海山至大三年,改行至大银钞。自二两至二厘分十三等。每钞一两准至元钞五贯,白银一两,赤金一钱。至大银钞不设本钱,发行一次便停止。
至元钞价不断跌落,托欢铁木耳至正十年,铸至正通宝钱,一千文当交钞一贯,至元钞二贯。理由是交钞没有伪造,至元钞伪造太多,钱钞兼用,可挽救钞币。实际只是借铸钱欺人,印发民间少见的交钞,代替信用低落的至元钞。交钞行使不久,物价腾贵,又国内起义军兴,朝廷日夜印钞作军费,数目不可计算,京师米价钞十锭还不够买米一斗。民间用货物交易,钞成废纸。
窝阔台围汴京,城中有户一百七十万,后来疫死九十余万人,破城时屠灭完颜氏一族,残存户当仍不下数十万。灭金后二十八年,中统二年,户部奏上全国户数只有一百四十一万。由于对南宋土地的逐年吞并,至元十一年全国有户一百九十六万。这种统计数字,自然不可确信。中国北方人民在蒙古族长期屠杀虏掠下,或死亡逃匿,或被俘作奴驱,遭受极大的摧残,却从户数骤减这一事实明显地表现出来。
元朝统治中国,分汉族为许多等级,庶民(有独立户籍的平民)以外,有下列各种名目:
奴隶——户婚律规定:凡蒙古、回族、契丹、女真、汉人在军前俘获人口,留养在家中供役使,称为奴婢;别居在外,另立户籍就算良民。奴已别居,如主人仍认作奴婢,官府没收主人的财产。法律上奴婢地位最低,主人奸奴妻无罪,奴奸主女处死刑。主人杀无罪奴婢,杖八十七,因醉误杀,减罪一等。奴骂主人,主人受骂杀奴,免罪。奴杀主人,凌迟处死。
驱户——驱在元朝数量极大。驱有两个来源:一是蒙古军侵入中国,虏掠人口(非军前俘获)作私户(俘户),称为撒花人口或投祥户,攻南宋时大掠人口号干讨虏,被掠人号干讨虏人。被掠人身体归虏掠人所有,称自由出卖或留家供使役。二是人口买卖,上都大都设马市、牛市、羊市、人市,人畜同样买卖。买人契券上打被卖男女左右食指纹理,如有逃走狱讼,依纹理疏密推知本人长短壮幼。这是最早的利用指纹学,足见人口买卖的盛行。江南人口贩卖更盛,北人爱南人聪慧,呼为巧儿,身价甚贵,尤重妇女,每一人值银二三百两,处处有人市,价分数等。童男童女,辗转贩卖,有的换主人数十次。北人怕童奴婢逃走,或使饮哑药,或用火烙足,驱役同禽兽。忽必烈屡禁江南贩卖人口,既是屡禁,足见并未禁止。奴与驱法律上待遇同等,没有什么区别,例如凡背主潜逃,捕获后各杖七十七。习惯上在北方称买来人为驱口,在南方称买来人为奴婢(法令仍称为驱,如延祐二年,禁南人典质妻子,贩卖为驱)。实际区别在军前俘获称奴,掠卖人口称驱。奴不得自立门户,立户便算良人。驱得自立门户(但不得自由迁徙),对国家负丁税(每岁纳粟一石)的义务,对主人负耕田、供役、纳贡赋、代主从军出征的义务。无论出舍(别居)不出舍(居主家),驱本人及子孙身体永远属主人所有,只有主人提不出实证,驱又充当军站工匠等差役,才得免除隶属关系。
贴军户——军户二三户中出一人当正军,称正军户,余户出钱助正军,称贴军户(简称贴户)。驱户被释放从良,法律规定仍需津贴本主军役,也称贴军户。贴军户家富丁多,得升充正军。正军户、贴军户依财产丁口多少来区别,身分上没有隶属的关系。朝廷为增加自己的收入,设法夺驱为良当贴军户,汉军的驱户多被夺去。
投下户——蒙古皇族、贵戚、功臣都有封地,封地内民户称投下户,又称爱马,每年纳官赋以外,江北每户增纳丝六两四钱,江南纳钞二贯文给封主。又人民不堪差役的压迫带着土地产业投靠贵人门下,也称投下户。铁木耳大德二年,禁诸王、公主、驸马、贵官收受诸人呈献公私田地及招收投下户。因为投下户得免杂色差役,农民、军户、匠户以至富强人家,都愿意充投下,朝廷屡次禁止,并不发生实效。后来各封主贪欲更增,强令投下户贡金,例如拔都大王封地在平阳及真定河间管下鼓城等五县,民间止产麻布,从布变成白银,不知空费若干匹布,从白银变成黄金,又受商人一次盘剥(银二两换金一钱),囚拘拷打,人民痛苦已极。又封主细分民户给自己的子孙妻妾,一州一郡分成六七十个小封主,这些小封主或得一城或得数村,各派官索钱,投下户无可奈何,只有冒险逃走一条出路。
打捕户——专供皇帝及高级贵族打猎、捕鱼,每岁缴纳一定数量的物品。打捕户多取析居(兄弟分居)、放良(奴隶从良)、还俗僧道、游手无赖、亡宋旧役等人充当,除纳地税、商税、依例出军等负担外,免除一切差役。
匠户——蒙古兵攻城屠杀,独不杀工匠。工匠被俘,一部分分给各贵族,大部归皇帝所有,称为匠户。民间有良工或驱丁手艺精良,也归入匠户。皇帝和贵族各有匠户,生产多种物品供本主消费及出卖剩余。匠户分民匠、军匠两种:民匠制造普通用品,军匠专造武器。至元十六年,命囊嘉带括两淮造西域炮新附军匠六百人及蒙古、回族、汉人、新附人能造炮匠人送大都。军匠是皇帝所独有,炮匠又在军匠中最被重视。全国各种官营工业主要是用匠户工作。另一部分是奴隶(如至元十一年,括诸路无主逃奴二千人隶工部)和怯怜口(如中统五年,招集析居放良还俗僧道等户习诸色匠艺,称为怯怜口),不过数量远比匠户少。忽必烈至元二十一年,阿鲁忽奴奏称,前时江南民户中拨匠户三十万,其中多是非手艺人,现在选定诸色工匠,余下十九万九百余户请放免为民。元官工业集中在北方,全国军民匠户当不下数十万。(窝阔台为获得全国工匠,破例免屠开封城,工匠数当不少)
匠户工作报酬,只是一些口粮。至元三十年,中书省奏称,上都工匠二千九百九十九户,岁费官粮一万五千二百余石。二十九年,招募海运梢公、水手,按每户五口计算,发给口粮。依据上面两例,匠户一年得口粮五石。在特别穷困时,还可以多发些粮食,如谦州织工一百四十二户穷极,出卖妻子,命官给粟并代赎人口,中山畋户(打捕户)饥,给六十日粮,丰润署田户饥,给六十日粮,蓟州渔阳等处稻户饥,给三十日粮。工农户穷饥将死,多发一二月粮算作皇帝的特恩。
盗贼律:凡工匠领材料制成器物,余料不曾还官并偷窃出局,处杖刑,免刺面。又户婚律:匠户子女,使男习工事,女习针绣,不得拘使充他差役。工匠免刺面,免充他差役,算是法律赋与的优待。
佃户——大量土地被官田、屯田、寺观、豪富占有,农民想耕田谋生,不得不忍受地主的虐待,充当佃户。又有不少农民,为逃避差役,带田投靠权豪门下,藉得荫庇,也称佃户。农民一充佃户,对主人发生隶属关系。佃户生男,便供奴役,生女便为婢妾。佃户男女婚姻,主户(地主)得随意拦阻,勒索钱帛礼物才许成亲。地主在法律上规定的权利是户婚律:“凡典卖佃户(典卖分两种,一种计口数出典或出卖,一类田地带同佃户出典或出卖,称为随田佃客)禁佃户嫁娶从其(佃户的)父母”;七杀伤律:“凡地主殴死佃客,杖一百七,征烧埋银五十两,与良人因斗殴杀他人奴同罚。”自己的佃户等于别人的奴隶,这就是说,佃户的身份比奴隶较高一级。铁木耳大定三年,中书省奏称:江南诸寺佃户五十余万,原是编民(平民),被杨琏真伽冒入寺籍,应加纠正。编民对国家直接负担各种赋役,佃户附属在地主名下,对国家不负差役的义务,因此身份比编民卑微。
蒙古族统治中国,只知掠夺,不知理财,忽必烈开国时代,每年收支已亏短甚巨。至元二十九年,岁入二百九十七万八千三百五锭,支出三百六十三万八千五百四十三锭,不敷六十六万余锭。中期以后,税收比忽必烈时增二十余倍,包银增十余倍,但亏短更巨。
支出中最大耗费是赏赐、作佛事、创立衙门、滥支冒领、增卫士鹰坊(养鹰处)五项,赏赐与作佛事耗费尤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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