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经济的持续发展趋势

南宋领土仅存浙东、浙西（江苏一部浙江全部）、淮南东、淮南西（江北淮南）、江东、江西（江苏安徽一部江西全部）、湖南（湖南）、湖北（湖北一部）、西蜀（四川）、福建、广东、广西、京西（湖北北部）等路。淮河以北，大散关（陕西宝鸡县）以东，尽陷入金国。领土不及北宋三分之二（北宋全国一千二百三十四县，南宋七百三县），国家岁入却与北宋全盛时代约略相等（赵祯皇祐元年，岁入一万二千万贯。赵曙治平二年，岁入一万一千万贯。南宋末年，岁入一万二千万贯）。这说明南宋剥削的严重，同时也说明南宋经济的发展。

经界——赵顼、赵佶曾行方田法，终因豪强形势家反对，停止推行。赵构逃到东南，竭力搜括财物，对田赋自不能轻易放松，他下了“派兵剿杀”的决心。绍兴十二年，任李椿年专办土地经界（清丈田亩，依亩数课税），先从浙西平江府（苏州）开始。淮东、淮西、湖北、京西四路因是边境，人少地荒，福建路漳、汀、泉三州在深山穷谷中，适有盗军何白旗起事，朝廷不敢得罪豪强，允许享受漏税权利，其余各路，绍兴十九年，经界大体完毕。北宋豪强田多税轻或免税，农民田少租税特重的恶制，经南宋清丈以后，贫民下户不合理的负担，多少有些改变。当然，新的不合理负担依然又加上了。

圩田水利——朝廷为增加岁入，奖励州县官修陂塘水利，如潭州修复五代时龟塘田一万顷，绍兴府疏浚会稽、山阴、诸暨三县旧湖，萧山县筑海塘防潮灌田，兴元府开山河堰，溉南郑褒城两县田九十三万亩，镇江府修复练湖，溉田百余万亩，临安府开拓西湖，禁止豪强侵占。其余较小灌溉事业，为数当也不少。江东路又有一种圩田，凡低洼水地，四周筑高堤，沿堤造水闸，闸下开港渠，引水溉田，每年丰收，不遭水旱。如建康府官产新丰圩有田九百五十余顷，租额每年三万石，宁国府（安徽宣城县）惠民、化成等圩周围四五十里，太平州（安徽当涂县）延福等五十四圩周围一百五十余里，芜湖县圩岸大小不等，周围总约二百九十余里，通计当涂县圩岸共约四百八十余里。堤岸高阔壮实，靠水一岸，种植榆、柳。其余民圩甚多，大抵是不碍水道的圩田，有利无害。官圩每图私利，横截水势，一遇泛涨，冲决民圩，如赵构赐秦桧永丰圩，有田一千顷，桧大动公款，修筑堤岸，从此宣、池、太平、建康四州府，常遭水灾。圩田起北宋末，至南宋始盛行，水乡泽国，变成丰饶耕地，确是农业上一种进步。

湖田、围田——浙东明、越两州地势，湖比田高，田比江海高，旱年放湖水溉田，涝年决田水入江海。从北宋时起，官府豪强侵夺湖面造田，称为湖田。绍兴府鉴湖周围三百里，阆州（四川阆中县）南池周围数百里，南宋时侵占几尽。浙西太湖四旁低地，多被文武官员占据，筑长堤防水，称为围田或坝田。湖田、围田都是权臣贵族的私产，不畏水旱，附近民田，旱年不得灌溉，涝年悉被水淹没，受害极大。朝廷因租课减损，屡下诏废罢湖田、围田，恢复各湖旧面积。诏令的效力，未必能废已成的田，止要豪强造田略受限制，对农民多少有些利益。

兼并——北宋官田极少，南宋相反，朝廷所有官田，包括圩田、湖田、围田以及没收犯罪官吏与女户、绝户田产，赵扩时每岁收入租米七十二万二千七百斛，租钱一百三十一万五千贯。权贵豪强，占田无限，有的岁收租米多至一百万石。农民耕种小块土地（少至一二亩）被官吏百端诛求，想卖田还债，找不到受主，想弃田逃走，舍不得妻子（保甲法极严，全家逃走不可能），唯一出路只有将田地无代价献给富贵人家，充当佃户，托庇主人权势，得免官税和官役。照叶适说：“有田的不自耕，能耕的没有田，对官府直接纳税和服役的农民，不及农民总数三分之一，三分之二以上是地主家的佃户。”照洪迈说，佃户耕豪富家田，对半分租，称为主客分。还有官吏恃势夺田，成为惯例。如溧阳县官陆子遹，取福贤乡围田六千余亩献宰相史弥远，弥远赏钱每亩十千文。子通追田主索田契，激起反抗，派兵杀伤数十人，擒田主多人入狱，灌尿粪逼写献契，一钱不给，子遹立成巨富。

公田——土地兼并这样严重，某些统治阶级中人，也不得不注意到补救的办法。第一，朱熹的经界法，主张地主负担租税。朱熹做漳州知州，奏称：“绍兴时漳、泉、汀三州没有经界田地，小民往往产失税存，不胜冤苦。官吏豪强共同作奸，有田人家报称逃亡，租税令无田人均摊。只有进行经界法，才能公平”。朱熹因事革职，所请不得行。南宋末，贾似道行经界推排法，权贵僧道，仍多隐漏，人民尺寸土地，无不上税。第二，林勋的均田法。林勋写一部书叫作《本政书》献给赵构，他主张分农民为三等，占田五十亩以上为良农，不足五十亩为次农，无田为隶农。良农一人五十亩为正田，必需自耕，余田为羡田，必须分给次农、隶农耕种，依本地惯例收租。良农不许买田，止许出卖羡田。次农不许卖田，止许收买羡田，补足五十亩，升级为良农。隶农也止许买羡田至五十亩。如良农不愿出卖羡田，应等待他的子孙分家，官府不得苛夺。他这种空想，自然不会采用。第三，贾似道的公田法。南宋末年，国家岁出超过岁入一倍，滥发楮币（纸币），物价飞腾，无法收拾。农民大批破产，朝廷搜括所得，远不敷需求的数目。赵昀（理宗）、赵禥（度宗）任贾似道做宰相，决计夺官户势家逾限（依官品高下，定占田亩数，限外田卖给国家）的田亩，来补救亏空。公田法先从浙西路试行。预计可得一千万亩，岁入租米六七百万石。收买价规定每租一石，朝廷给田主楮币四十贯（实际田价每亩最高额一千贯）。每乡立官庄一所，派富家作庄官。每租一石，明减二斗，名义上不许多收，实际佃户仍受害不少。后来废庄官，改为召佃，或一二千，或数百亩，召人承佃（包租），减租二分，优待承佃户。公田法推行以后，大小地主怨入骨髓，元兵又已深入，朝廷议无偿还田给原主，不及行施，宋已灭亡。

南宋财赋所出，号称江、浙、川、闽，两浙尤居首要地位，大抵闽不及江，江不及川，川不及浙。这与当时各地农业技术的高下，恰相符合。浙人治田，深耕熟犁，土细如面，插秧坚密。大暑时节，决放田水，受太阳晒曝，使苗根坚固，称为靠田。苗根既固，再车水入田，称为还水。还水以后，遇旱不枯，多得丰熟，上田亩收五六石，谚语称“苏湖熟，天下足”。川人治田，春耕前村中父老约束子弟，禁止饮酒、赌博、辞讼、游嬉、争斗，专力耕种。四月草生，同村农夫通力合作，共耘田草。盛夏烈日如火，田水如汤，耘耨尤苦，父老掌漏刻（记时器）定工作休息时间，击鼓为号，怠惰有罚，勤劳有赏。川人用力甚勤，常得丰年。江东人治田，耕地不熟，地力不尽，粮莠杂生，不耨不耘，陂塘不修，好埋不固，旱不知备，涝不知防，又好辞讼争斗，荒废农时，土地虽然膏腴，收获常得中平。福建地薄民情，常年仅能自给，岁歉（荒年）多聚众为盗。其他地区，两淮、京西湖北，生产破坏，始终不能恢复。湖南只鼎、澧两州（杨么旧根据地）垦地还多，此外一望荒凉，开荒农民都是江南狭乡流来的贫户，无力发展生产。广西垦田不及可耕地百分之一，耕地仅破土地，不深不平，就田点种，不知移秧，种后旱不灌水，涝不疏泄，不加肥料，又不耘耨，全任自然。静江府（广西桂林县）农民先用踏犁（人力）耕地，再用牛平土（牛贵易死，不敢使耕），踏犁耕五天，只当牛犁耕一天，这在广西已算最进步的技术，广东较广西较好，但仍比不上福建。

田租——绍兴推行经界，农民负担丝毫没有减轻。因为朝廷本意在征取豪强隐匿的租税，原不曾为农民利益着想。正税以外，增课附税，税米一斛，附加到五六斛，税钱一贯，附加到十八贯。朝廷尽取州县所收租税，不留赢余，地方用费，州县官不得不别立名目，巧取附税。后来朝廷又尽取附税，州县官再设法附外加附，朝廷贪得无止境，人民负担加重也无止境。官户豪家止纳正税，比农民经微得多。

杂税——建炎二年，赵构初到扬州，不敢公然加田赋，别创所谓经制钱，内包添酒钱、添卖糟钱、增收一分税钱、增添牙税钱、头子钱、楼店务增添三分房钱等等名目。绍兴五年，改称总制钱，名目更烦琐，收入更增大，赵眘时岁收一千七百万贯。赵扩时四川岁收九十万贯，其他诸州共收七百八十余万贯。经制钱以外，绍兴二年又创所谓月桩钱。就是朝廷不问钱从何处来，只问州县官每月要钱供用。其中名目有曲引钱、白纳醋钱、卖纸钱、户长甲帖钱、保正牌限钱折纳、牛皮筋角钱、两次诉讼不胜罚钱、胜诉欢喜钱等等。仅浙西一路，朝廷额收七十万贯，官吏额外又多取一半，人民负担在一百万贯以上。月桩以外，又有所谓板帐钱，取钱方法更卑劣。人民纳米要增收“耗剩”，交钱帛要多收“糜费”，陷害富人犯罪，得重科罚款，纵容胥吏妄为，得抽取赃物，诸如此类，不可遍举。月桩板帐每县定额数千贯至一万贯。赵眘时叶适说：“中产人家以前还能耕织自给衣食，现在流落为盗贼、为饿尸了，如果经制等钱不停收，州县衰敝，生产破坏，是无法挽救的。”

差役——官户、寺观户、太学生、曾应科举士人、单丁户、女户（无夫无子的女人，死后称绝户，财产入官），孤幼户得免差役，其余民户都得充役。充保正每岁要费钱数百贯，充保长费钱百余贯，充户长费钱数十贯，不幸遭遇意外事故，费钱更无限度，连赵构也知道人民充一次役，即便破家。可是南宋役法，备极苛虐，比北宋加重一倍以上。

公卖——卖盐收入最大。唐李豫大历末年，岁收盐利六百万贯，占全国总收入的半数。北宋赵煦元祐间，淮盐与解池盐岁收四百万贯，比唐全国盐利总数已达三分之二。赵构绍兴末年，仅泰州（江苏泰县）一处收钱六七百万贯，与唐盐利总数相等。南宋全年盐利收入约一千九百万贯。卖酒岁收约六百九十余万贯，卖矾岁收，仅昆山一处约四万贯，卖茶岁收约二百七十余万贯（每岁产茶一千五百九十余万斤）。香料公卖，南宋始盛，赵眘时每岁收入约二百余万贯。

国内商业——南宋都市人口集中率远超过北宋。北宋赵佶时开封府户数达二十六万，南宋临安府赵构时二十万户，赵禥（度宗）时三十九万户。上列数字，不必完全可信（马可·波罗估计杭州居民当有一百六十万家，未免夸大过甚），都市在发展中却无庸置疑。照周密（宋末元初人）说，杭城除去有米人家，靠籴米过活的凡十六七万人，每人日食二升计算，非三四千石不可。南北二厢（郊）以及往来旅客还不在内。米市每天交易四五千石，其他商业略可类推。照《古杭梦游录》所记，杭城自五间楼北到官卷南到御街，两行多是上等金银钞引交易铺（钱店），凡百余家，门前陈列金银现钱，叫作看垛钱。融和坊北有珠子市，买卖用万贯计算。贯家富室多在珠子市居住。有大质库（当店）十余处，非万贯以上宝物不收当。又有大彩帛铺，出售上细疋段，锦绮缣素都选最高品。和宰门外新路南北有早市，买卖珠玉、珍异及花果、时新、海鲜、野味，清河坊、洋坝头、官巷口、众安桥一带，多是食物店铺。街上最拥挤热闹，夜市很多，中瓦前夜市最大，扑卖（竞卖）奇巧器皿、百色物件，与昼市无异。其余坊巷市街，多有酒楼歌馆，直到四更才静息，五更时趁卖早市的店铺又起来开张。不论四季昼夜，殷盛如一，单说一部分饮食店，如酒店、分宅子酒店、花园酒店、直卖店，散酒店、庵酒店、罗酒店等名目。庵酒店有伴宿娼妓，可以就欢。其他酒店，娼妓止伴坐客笑谑，不在店内卖淫。茶店分大茶坊（张挂名人字画，供客消遣）、人情茶坊（借饮茶为由，多出茶钱）、水茶坊（娼妓卖茶诱客，市头诸行雇觅工人及卖手艺人会聚的茶店），又有一种茶店，专为娼妓家父兄（俗所谓乌龟）聚会的场所。普通人家办酒筵，专有店铺承应。酒筵店包括四司（帐设司、厨司、茶酒司、台盘司）、六局（果子局、蜜煎局、茶蔬局、油烛局、香药局、排办局）伺候宾主，非常周到。(www.xing528.com)

外州县城下至乡村市镇，商业也普遍发展。如明州鄞县辖一镇八市，建康府辖十四镇二十余市。这种市镇的商税额有的数千贯，有的一万贯。两浙坊场（乡村市镇）一千三百三十四处，岁收净利钱八十四万，平均一处抽税六七百贯。

国外贸易——金、宋间陆路贸易，主要是茶叶。海上交通自南洋群岛远达阿拉伯，中国输出品是丝织物、瓷器、漆器、茶叶等，输入品是各种香料、犀角、象牙、玳瑁、珊瑚等。通商港口主要是广州、明州、泉州三处。明州有日本、高丽商船往来，广、泉二处专通南洋。管理通商的官府称市舶司，有时也任用外国人。宋末，做泉州市舶司三十七年，财产惊人的蒲寿庚，就是归化中国的大食（阿拉伯）人。

火器——南宋火器进步很快。绍兴二年，陈规守德安府，用火枪破敌。火枪制法，后来金、元战争中还保存着。法用敕黄纸十六层为筒，长二尺余，装柳炭、铁滓、磁末、硫黄、砒霜等药，用绳缚在枪头，军士各带小铁罐藏火，临阵燃放，火出枪前丈余，药尽筒不损坏。赵旳时，发明突火枪，用巨竹为筒，内安子窠（子弹）燃放炮（引火线），子窠发出如炮声，射远一百余步。同时，金国制造飞火枪，止射十余步。岳飞攻杨么水军，制造灰炮，用极脆薄瓦罐装毒药、石灰、铁藻黎，临阵投敌船，灰飞如烟雾，敌兵不能张目。陈规守德安，制造泥炮破敌。绍兴三十一年，虞允文守长江，用霹雳炮破金水军。法用纸包硫黄、石灰等药，投敌船附近水上，硫黄得水发火，自水跳出，纸裂，石灰散为烟雾，这比灰炮进步了。赵禥时，仿制西域炮，制成后，远比原炮便巧。同时，金国抵御蒙古，用火炮名震天雷，用铁罐盛药，点火爆发，声大如雷，半亩内人物都烧毁。南宋炮能射远攻城，金国炮只能从城上投下。大抵火器南宋胜金，金胜蒙古，三国战斗力却正与火器相反。

南宋边镇多设火药库，雇技术工人制造火药。元灭宋，用北人代替扬州火药库南方工人，北人不谙药性，碾硫不慎，光焰忽起，迅速延烧房屋，透人炮房，诸炮并发，声大如山崩海啸，百里外屋瓦震动。火烧一昼夜，守兵百余人全成碎片，平地坑深丈余，库外四回居民凡二百余家，无不摧毁。看这个记载，当时火药爆炸力似已不小。

车船——宋兵攻杨么，木匠高宣献车船（轮船）图样，宋官依样打造八车船一只，船两边有护车板，人夫前后踏车，进退便捷，船行极快利。后来增广车数，有二十车二十三车大船，能载战士二三百人。杨么击败宋军，虏获高宣及造船工匠，水寨中大造车船，增车至二十四，船高两三层，能载千余人。杨么败后，南宋长江水军多用车船作战。海船桅杆有轮可自由转动，制法曾传给倭人。

纺织——浙东、西，江东、西四路，朝廷每岁征收绸三十九万匹，绢二百六十六万匹。虽说暴征苛敛，民间丝织业发达，却可想见。南方沿海地带棉织业也逐渐发展。两广、福建多种木棉，树身高七八尺，叶如柞叶，花有细茸，长半寸许，类似柳絮，有黑子数十粒，用铁棍碾去黑子，手工缉成棉线，不烦纺机，即可织布，称为木棉布或吉贝布。又有一种草棉，胡三省注《资治通鉴》，说木棉今江南多有，春季作畦下种，秋季结实，外皮四裂，中踊出白棉，土人用铁铤碾去子核，用竹制小弓长一尺四五寸，牵弦弹棉，使棉匀细，卷为小筒。就车纺线，状如缫丝。取线织布，细密厚暖。闽、广出产的棉布，尤为丽密。胡三省所说木棉，实是草棉，所指江南，当是江、浙沿海地带。周去非（浙江永嘉人）在南宋初年，写《岭外代答》（记广西事），还不知有草棉。胡三省（浙江天台人）在南宋末年，说木棉（草棉）江南多有，足见草棉先在闽、广种植，南宋中期传到江南，末年盛行起来。（俞正燮《癸巳类稿》有《木棉考》一篇，征引甚详）。

印刷——南宋各州郡官多刻板印书，成为风气，印书业比北宋有极大的发展。唐朝始有邸报，手写纸条，记某日某人得某官，某日皇帝幸（往）某处，记事简单无首尾。北宋时，中书省枢密院每月录有关较大政事的诏令章奏，付进奏院誊报天下。又有朝报，每日由进奏院发行一次。所谓誊报，仍用手誊抄，未曾刻板印行，报上所载，首尾不贯串，只是略见大概。南宋邸报（或称报状），篇幅加增，凡朝廷政令，官员升降调动，各地进贡物品等事，当时或已用刻板，或已用活字。所以连贡品名目也详细报导。邸报以外，进奏院小吏及外官派人驻京师刺探消息（有内探、省探、衙探等名目），有所闻见，私写小纸条飞报四方，称为小报，又称新闻。木板以外，又有铜板，供印造大量楮币的用途。

矿业——官吏贪残，民间不敢开矿招祸，因此矿物产量低落，远不及北宋。信州（江西上饶县）铅山县，处州（浙江丽水县）铜廊两处，出产胆水（胆水熬煎即成胆矾），炼生铁成薄片，置胆水槽中，浸数日，铁片上生黄煤，刮取入炉，三炼成钢。大率用铁二斤四两，得钢一斤。这是前世未见的取钢新法。

杂物——各州郡多有手工业特产，如桂林造面具一副凡八百枚，老少美丑无一相似。长沙制茶具绝妙，最高价一副值黄金一千两。临安作坊尤盛，如篦刀作、腰带作、金银镀作、钑（sè，饰金工）作等，凡日常用品都有作坊。手艺工匠各有行老（老师傅），行老每天坐茶店，工匠前去会聚，诸商行添雇工人，到茶店请行老介绍。照《马可·波罗行纪》说：“杭州城有十二种职业，各业有一万二千户，每户至少有十人，中有若干户，多至二十人、四十人不等。这种职业主人（工厂长）自己都不操作，只是指使工人做工。生产品供给附近许多城市消费。”这似乎已是手工工场的组织了。

南宋每年铸钱不多，现钱又悉被朝廷及富室收藏，国内公私买卖支给全用楮币。楮币有会子、钞引、川引、淮交、湖会等名目。会子票面分一贯、五百文、三百文、二百文四种，代替现钱行使。钞引是商人取茶、盐、香货的凭证，川引、淮交、湖会是限在特定地区行用的楮币。楮币本钱有限，甚至不设本钱，任凭朝廷印发，无信用可言，如川引一贯曾跌价至一百文。南宋末年，国家岁入一万二千万贯，岁出二万五千万贯，朝廷全赖增发楮币，来填补亏空。物价飞腾，楮价益落，人民生活陷入无可拯救的惨境。

金人侵入中原，北方汉族大量向东南迁移。绍兴三十年，全国主客户一千一百三十七万五千七百三十三，口一千九百二十二万九千人。赵扩时，全国主客户一千二百六十七万八百一，口二千八百三十二万八十五。平均一户有两口。浙东西、江东西四路，有口一千一百三十七万，占全人口的半数。两浙户口率，十户有口十五，四川户口率，十户有口二十。两浙人口比四川繁盛，户口率却比四川小，显然隐漏甚大。宋制按户等课税，按户等派役，人民尽可能分家，改大户为小户，藉避税役。南宋税役更苛，隐口自然也更多。元朝括江南户口，平均一户得四口半，照此计算，南宋人口当在六千万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