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朝元老文彦博反对赵顼、王安石变法，彦博道，祖宗法制完备，不要更张失人心。赵顼道，更张法制，士大夫自然不便，对百姓却有什么害处？彦博道，朝廷依靠士大夫治天下，还是依靠百姓治天下？文彦博这几句话，明白指出宋朝法制的真精神，就是官僚地主的利益尽量扩大，一般人民主要是农民的利益，尽量摧残，因为朝廷需要官僚地主的拥护，所谓人心，就是士大夫的心。不过事实上，在北宋中叶以前，一般的经济情况仍然在发展过程中。
农业经过唐末五代长期的严重的摧残，到北宋又向前发展。因为这时已经没有唐末藩镇间同五代列国间成年累月的战争，而是一个和平统一的时代。由于和平，全国农民都有机会去生产；人口逐渐增加，劳动力也慢慢充实起来，把过去荒芜的田园重新开辟。由于统一，农民被免除了以往繁重的负担：赵匡胤建隆年间，诏除沧、德、棣、淄、齐、郓等州三十九处渡口算钱；随后又陆续废除橘园、鱼池、水硙（水磨）、社酒、莲藕、鹅鸭、螺蚌、柴薪、地铺、枯牛骨、溉田水利等名目的苛捐杂税。赵光义太平兴国三年，罢去沿河州县民船载粟的算钱。赵恒大中祥符六年，废除诸路州军农业器具的税钱。减轻农民负担，是促进农业发展的主要原因。
北宋水利事业，也很发展。河北的陂塘（蓄水池塘），对农业帮助很大，从那里引水灌田，既节省人力，又增加收获。赵恒咸平年间，汝州导汝水灌溉垦地六百顷，一年收粮二万三千石；襄阳县修筑水堤，把湻河水截入陂渠，灌溉民田三千顷；宜城县用蛮河水灌田七百顷。赵祯嘉祐年间，赵尚宽在唐河县修复汉代陂渠，凡来种田的人，都借给耕牛、犁头、种子、食物，一年以后，不仅本地逃亡户都自动回家，并且从淮南、湖北各地还迁移来二十多户。赵顼熙宁元年，襄州宣城县官朱纮，修复旧日小渠，灌田六千顷。赵佶政和六年，平江府兴修围田二千余顷。从这几个实例中，可能看出大概情况。引水灌田面积达几万顷，不仅说明北宋农业较以前进步，也促成经济的发展。
江淮两浙一带，一遇天气稍旱，比较高仰的水田就容易枯竭，稻米产量因而减少。赵恒大中祥符四年，派遣使臣到福建取来“占城稻”种三万斛，分给人民。“占城稻”开始于福建，原是从占城传来的，比中国稻颗粒较小而穗较长；它可以在高仰处生长，成熟时间较早。这种早稻传布于中国各地，自然能增加农产数量。
赵匡胤即位以后，就下诏奖励“广植桑枣，垦辟荒田”的农民，和能招徕流民，减少旷地的县官。赵恒咸平初年，广南西路转运使陈尧叟课植桑、枣于岭外一带。直到赵佶崇宁年间，广南东路转运判官王觉还开辟荒地到一万顷上下。两广本是荒僻地带，从此农业日渐进步。
北宋的农业，在初期获得较大的发展。但是后来因为皇帝、官吏、豪绅、地主们剥削的增加，又使农民破产，流亡，农业发展遭受挫折。
柴荣均定田租，历代享受免赋特权的曲阜孔氏，也同平民一样，缴纳租赋，其他世家大族，自然更不得隐避。赵匡胤登位第二年，藉口周末度（测量）田不实，特派使官再出度田，又下诏许民开垦，州县官无得检括（稽査），只据现田作赋额。这就是说，形势户（现任文武职官及州县豪强人户称形势户）、大地主可以托名开垦，隐避或减少（二十税一或三十税二）租赋，小农眼前耕种的田地，被官吏检出，永远作为田赋的定额。据旧史记载，赵匡胤末年，天下垦田二百九十五万余顷；赵光义末年，垦田三百一十二万余顷；赵恒末年，垦田五百二十四万余顷；赵祯末年，垦田二百二十八万余顷，赵曙末年，垦田四百四十余万顷；赵顼末年，垦田四百六十一万余顷。宋垦田数比过去任何统一朝代（西汉、隋、唐）少得多。尤其是赵祯在位四十余年，号称北宋全盛时代，垦田却耗减最甚。这说明当时对西夏连年用兵，农民被迫弃田逃亡，豪强乘机兼并，扩大免赋特权，异口同声称颂赵祯的仁政（赵祯号称仁宗）。赵曙时，垦田骤增一倍，照三司使的解释说：“这个数字是据租赋数约略推算，民间隐逃的田亩，至少占十中七八，所以实际垦田当有三千余万顷。祖宗旧制，不愿扰民（官僚地主），从没有切实检查，因此莫知垦田实数。”免赋田占六分之五强，一切军费、徭役、租赋，都加在六分之一弱的田亩上，两个阶级负担的不公，即此可见。
赵顼创行方田法（东西南北各千步，约得田四十一顷六十六亩一百六十步，称为一方），想削夺官僚地主的利益，增加国家收入。官员们藉口“民以为不便”，纷纷反对，行施不久就停止，已方的界线，也被豪强毁坏。赵佶又行方田法，十年间完成了六路（全国分二十三路），贪官赃吏勾结地方土劣，任意妄为，弊端百岀，有的二百余亩方为二十亩，有的二顷九十六亩方为七十亩，有的原租十三文增至二贯二百文，有的原租二十七文，增至一贯四百五十文。甚至方荒山，勒派农民出刍草钱，民户废业失所，不得不大量逃亡，赵佶无法，下令停止方田。
宋租赋仍行两税制，类别有五：（一）公田税。（二）民田税。（三）城郭赋。四）杂变赋。（五）丁口赋。正赋以外，还有所谓折变、支移、宽剩三种苛法。折变是官府藉口需要某物，停收旧定的贡品，令农民改纳某物。如农民照例纳绢，官府说要折钱，折钱以后，官府又要折麦。折价不依市价，由官府自定，绢折钱，钱多数倍，钱折麦，麦又多数倍，辗转增加，农民无端多出十数倍至数十倍的钱物。支移是农民本该在本县缴租，官府却教他到几百里外州县去缴纳，说那里正等急用，实际是强迫农民出脚钱。脚钱原定每斗五十六文，官府又反复折扣，增大若干倍，农民卖牛变产还不够赔累。宽剩是旧定赋额外增收若干，口称准备灾荒，其实农民饿死，从不得救济。
宋朝盛行官卖制度，人民生活必需品，都归国家专利，提高价格，垄断居奇，成为岁入的重要部分，当时官卖物品，有下列几种：
盐——盐分颗盐、末盐、井盐、卤盐（河北卤地出产）四种。颗盐每年约产三十七万余席（每席一百十六斤半，大席二百二十斤）。末盐约产二百九十六万余石（每石一百一十斤）。井盐约产一千六百二十一万余斤。卤盐产量极少，约十余万石。官府强役民户或军士，给与最低的生产费，迫令制盐。如通泰盐（江苏南通县、泰县）每四石给钱五百文，岭南盐每石给钱二百文，后来改为淮南、福建盐每斤四文，两浙盐六文或四文，广南盐五文。井盐煎煮，官不给薪柴钱，盐户不能缴纳定额，往往破家流亡。朝廷收入低价的盐，再高价出卖，颗盐卖价每斤自四十四至三十四文，末盐每斤自四十七至八文。这还只是表面定价，实际贪官、奸商，勾结操纵，每斤贵至数百文。
宋朝盐法，开始完全归政府经营，官制官销，仅河北一路，允许商运。赵光义始行钞法，令商人就边郡纳钱四贯八百文，领盐一钞，凭钞到解池（山西解县）取颗盐二百斤，在限界内自由贩卖。此后钞法通行（官制商销）。赵祯时，京师设榷货务，令商人纳钱银，得至各产盐地领盐贩卖。赵顼增长盐价，例如福建路旧额卖盐收入二十七万余贯，元丰二年增至四十六万余贯，三年增至六十万余贯。全国盐课总数，大致增加二三倍。
茶——产茶地区设场十三处，场官先发本钱给园户（种茶户），采得茶叶，一部分输纳租税，多余的悉数交给场官。私藏私卖，依造私盐法论罪，想减少赔累，砍伐茶树也有罪。园户受害不堪，或逃亡求免，或寻死求免，本人死亡后，邻伍仍须代纳租税。当时四川园户有“不是种茶，实是种祸”的谚语。官出最低价收得全国茶叶，自定高价出卖。蜡茶每斤约价自四十七至四百二十文，片茶自十七至九百七十文，散茶自十五至一百二十一文。政府卖茶，起初自卖，后来也改钞引法。商人领长引，得往他路贩卖，有效期一年；短引限本路内贩卖，有效期一季。
酒曲、醋——各州县设酒务官酿酒，穷僻县镇乡村或许民酿，但仍输纳岁课。酿酒原料是农民缴纳的米、麦，酿成薄酒，高价出售。民间有婚葬大事，官府计算民户大小，强令买酒若干。有些地方，官不卖酒，专造酒曲，规定特价出卖。赵祯时，每岁收入酒曲钱多至一千四百九十八万贯。醋也官制官卖，收入不详。
矾——产矾地区设官收矾，严刑禁止镬户（制矾户〉私卖。
矿产——金、银、铜、铁、铅、锡、水银、朱砂产地设官，依茶盐法收归官有。赵佶时，又官卖石炭，凡设二十余场。全国木炭也归官卖，收入不详。
统治阶级从皇帝到乡村中小地主，生活都非常富裕，他们需要各种消费品，来满足各人的欲望，因此商业在北宋，有高度的发展，商税也成为岁入的大宗。
商税——赵祯时，朝议减轻商税，范仲淹独以为不可。他说：“国家费用既不能减，不取商贾，必取农夫，农夫将受更重的剥削。应该先省国用，次宽租赋，最后才宽商贾。”官员们的消费品，依靠商贾来供给，减轻商税，自然对官员有利。现在减税不成，他们只好私营商业，非正式享受免税的权利。例如江淮转运使李溥借进贡名义，自率大船多艘运东南名产入京，单是两浙笺纸就满载三大船，他物数量，可以类推。赵煦正式承认官员免税经商，名义是品官本家服用物免税。开封税官捉得冒苏轼官衔漏税人吴味道一名，苏轼当时守杭州，税官押吴味道去见苏轼，轼替他改题封条，平安回到开封。赵佶因臣僚以宫观寺院经商大盛，影响税收，限只马牛驴驼骡不入服用例，后来又令税关搜查。这只能给税吏更多受贿的机会，并不能阻碍权贵的谋利行为。
全国商税，赵光义时岁入四百万贯，赵恒时增加一倍，赵顼时京师商税五十五万余贯。全国总数超过一千万贯。(www.xing528.com)
商市——国内市场首推东京（开封）、成都、兴元（陕西南郑县）三处，每年商税各在四十万贯以上。第二等市场（商税二十万贯以上）五处，都在四川境内。第三等市场（商税十万贯以上）多数也在四川。五代时最大市场扬州降在第四等（商税五万贯以上），江陵降在第六等（商税三万贯以下），这是国内市场很大的变动。海外贸易杭州居首位，明州（浙江鄞县）居次位，广州居三位，各置市舶司。蕃商进口，税率值百抽十，官买蕃货十分之三，其余听自由贸易。赵祯时，三处收税总数五十三万贯。泉州（福建晋江县）、密州（山东诸城县）两处有时也设市舶司。
商行——中唐已有商行，每行有行头一人。宋时凡商店必须入行，原因是官府为便利科税索物，需要有行的组织。不问出卖物品小大，但合官府用途，如医生、卜人、仵作（葬敛死人业）等业，都该立行听候呼唤。赵顼藉口体恤商人，免得官府急需某种物品时，商人枉费高价购求应命，因此改立新法，官府计算每年需用物品数目，令各行商共同出钱，官府用行商钱收买货物，一年中随时取用。如年终不用，即令出卖，官收二分利息，特给免行（在一定时期内，免再供应官差）权利。赵顼的本意是想收免行钱，并非真要体恤商人，他下令凡不入行的商贩，不得在街市做买卖，必须报官投充行人纳免行钱，才准交易，不报官私自投行，査岀处罚。令下十余日，京城街上提瓶卖茶人都投充茶行，挑水、担粥以至卖草鞋、头髲（bèi，假发）人无敢不投行。同行商店又互相压迫，不依上、中、下三等分别出钱，却要平均负担，富商称幸，小商叫苦。当时有些朝臣反对这个新法，赵顼不得已改令每月纳免行钱不到一百文的小商贩，准免纳钱，凡放免八千六百五十四人。
北宋工商业发展，因之货币流通额也特别增大。唐铸钱每岁约数十万贯，宋每岁约五六百万贯，唐末渐用金银，宋时金银成为通行的货币，中唐始有飞钱，宋时交子（纸币）用途很广。宋人有一首破钱诗说：“半轮残月掩尘埃，依稀犹有开元字，想得清光未破时，买尽人间不平事。”钱是统治阶级剥削人民的工具，货币数量愈大，也就是阶级剥削愈益剧烈。
金银——唐末，威胜（浙东）节度使董昌每十天发一纲（一批）贡品，内黄金一万两，银五千铤。浙东不是最富地区，每月能输出金三万两，银一万五千铤，想见全国积存金银总数不少。宋初，赵匡胤、赵光义赐吴越国王金器六万四千七百余两，银器四十万八千八百余两，吴越国进贡金九万五千余两，银一百一十万余两。赵恒初年，银价每两八百文，金价每两五千文，后来用途愈广，十余年间金银价腾贵数倍，连赵恒也诧异起来。赵佶时，各路每年贡品（皇帝生辰进贡及南郊进贡）金银外，别有折银钱一万八千余贯，当时折价不可知，但外州县存银似已被朝廷逐年吸取，渐就枯竭，所以有折银的名目。赵桓亡国时，在围城中（金兵围开封）大括金银，金价每两涨至五十贯文，银三贯五百文，比赵恒时金价高十倍，银价高四倍。
铜铁钱——自西汉至隋通行五铢钱（西汉刘彻造），自唐至五代通行开元通宝钱（唐李渊造）。这两种钱的重量和质量最为适中，没有过重（如值百钱、值千钱）过轻（如榆荚钱、三铢钱）的弊病。宋铸钱务求得多，体质恶薄，远逊开元钱。有些地区，如四川及西北边郡用铁钱，价比铜钱更低。全国铸铜钱凡十七监，铸铁钱凡九监。铸铜钱用原料八十八两（铜六分余，铅锡三分余）得钱千文，除火耗净重八十两。铸铁钱用原料二百四十两，得钱千文，除火耗净重一百九十二两。宋初，每年铸钱七万贯，赵祯时增至三百万贯，赵顼以后，岁铸铜钱五百余万贯，铁钱八十八万余贯。
便钱——宋初，依唐飞钱旧制，京师置便钱务，令商人缴现钱入务，扣汇费八分之二，领券到各州县兑钱，当日给付，不得留难。赵光义时收商人便钱一百七十余万贯，赵恒时增至二百八十万贯。后来诸州钱悉输送京师，商人到当地不能领得现钱，官吏随意给予他物，便钱信用丧失，制度因而败坏。
交子钱引——四川通行铁钱，不便输运，商人私造钱券，称为交子（纸币），发行归富商十六户主持。朝廷见有利可图，禁商人私造，有四川、潞州、陕西等处，设交子务，官印交子。赵祯时交子分二十二界，备本钱三十六万贯，耘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贯。赵顼更造二十五界。交子始有前后两界。赵佶改交子为钱引，不备本钱，大量印发，钱引一贯，仅值现钱十余文。除福建、江浙、湖广免用钱引，其余各路普遍行用。
北宋工业发展，各地都有作坊制造器物。官办作坊规模较大，民间作坊大小不等。依据零碎偶存的记载看来，这些作坊多数是小手工业生产，有些已是近乎手工工场的组织。
军器——军器制造，京师有南北作坊院，又有弓弩院。诸州各置军器作坊。弓弩院岁造角弝弓等一千六百五十余万具，诸州岁造黑漆弓弩等六百二十余万具，产量可称巨大。赵顼设军器监，总管京师诸州军器的制造。招募军器专家，精究器械法式，成书一百一十卷。内分辨材、军器、什物、杂物、添修、制造、弓弩式等类。监中作坊有火药作、青窑作、猛火油作、金作、火作（火箭、火球、火英藜等）、大小木作、大小炉作（冶锻）、皮作、麻作、窑子作十部。各有制度用法，只许工师诵习，不许流传到外间。火药不知何时发明，赵恒时张存能放旋风炮，任并能烧猛火油，石炮只能抛远，火药能向上冲（金人南侵，有火炮名震天雷，也只能爆炸，不能射远），旋风得名的原因，当是宋初已用火药放炮。猛火油就是石油，边塞要地掘大池储油，能烧敌人营垒。北宋军备渐重火器，是一个大进步。
铸钱——蕲春铁钱监工作程序分三部，先是沙模作，次是磨钱作，最后是排整作。每日雇工人三百，十日可铸一万缗，一年工作九个月，得钱二十七万缗。大致本钱（包括原料工资）四文可铸十文，铁炭贵时，本钱六文可铸十文。旧制铸钱工人是招募（强迫）贫民，刺面隶属军籍，近乎奴隶的待遇。赵佶因军工工作效率低微，官得利不多，改募民间铸私钱人充铸钱工匠，官造房屋（称营屋），许工匠一家人在营屋居住，自由出入。官发给物料，让工匠一家人全力鼓铸，按产品多少给与工资。此后，军工与募工兼用。
制茶——唐人饮草茶，不知焙制法，北宋始有片茶散茶，片茶福建制最精洁，先蒸研，再编竹为格置焙室中。片茶分十二等，其中蜡面茶价比上等片茶较贱，最精制的龙凤团，一团值钱四十千。
矿业——全国置矿冶二三百处，有淘、采、烹、炼等工程。有些矿完全官办，有些矿听人民开采，岀产物卖给官府。当时开矿技术幼稚，或开采不久就枯竭，或开釆岁久，所得不够费用。赵煦时陕西开铜矿，募南方工人到陕西筹备，择地造冶，似乎南方技术比北方较胜。石炭矿山西开采最多。怀州（河南沁阳县）石炭多运往开封作燃料，徐州石炭多作冶铁用。石油在西汉时已用作燃料。班固注《汉书·地理志》高奴县（延安县东）说，有洧水（源出安塞县），水上浮肥膏，可烧火。西晋张华作《博物志》，北魏郦道元作《水经注》，都有石油的记载。北宋沈括作《梦溪笔谈》，记石油事较详。照沈括说，廓州（陕西廊县）、延州（延安县）居民采石油点灯，岀烟极浓。采法是在河边沙石间，用雉尾挹取入瓦缶中，色如厚漆，因烟浓熏坏帐幕，所以很少人用它。
冶铁——徐州东北利国监是北宋最大的冶铁地，凡三十六冶，冶各有工人百余，冶主都是巨富。工人分采石炭和冶铁两部。用石炭冶铁，据苏轼《石炭诗》说，造兵器极精锐。磁州（河北磁县）锻坊炼钢最好，取精铁锻百余火，每锻一次轻一次，锻到斤两不减，就成纯钢，色青黑有光。
印刷——雕版印书起源隋朝（杨坚开皇十三年，诏废像遗经，悉令雕版）。唐、五代渐盛行，北宋印板书完全代替了手抄书。印刷技术杭州最好，四川较次，福建校勘不精，销路却最广，号称麻沙板。开封不亚杭州，但纸质差些。活字印书法唐末已有，敦煌千佛洞发现木刻畏兀儿文草书体活字，足见中亚细亚国家先已通行，渐次传入中国，可是没有被中国刻书家采用。直到赵祯时，毕昇始制中国活字板，用胶泥刻字，薄如钱沿，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先设一铁板，板上铺松脂蜡纸灰等物；要印书，用一铁范置铁板上，铁板中排好字印，铁板下缓火微温，待药稍溶解，用一平板按铁范面，字印平固，就可印书。一板正在印刷，别一板已排成可用。活字板的发明，是文化上一大贡献。清朝“天禄琳琅”有宋本《毛诗》，唐风内自字横置，可证活字板在印刷业上的通行。
指南针——利用指南针（罗盘）航海，最早的记载是朱成写的《萍洲可谈》。他说舟师识地理，夜间观星，白昼观日，阴晦时观指南针。沈括《梦溪笔谈》说，方术家（道士一类人）用磁石磨针锋，就成指南或指北针。针腰缀芥子大的白蜡，用细丝悬无风处，一端系住白蜡，针常指南。磁石能制指南针，北宋已经发现了。
上述几种工业外，造纸业、造瓷器业也有极大的发展。又如定州、单州、亳州纺织纱绢，备极轻巧。还有些日常用品如医生用刺针，女工用缝针、绣针，耒阳（湖南耒阳县）制造最精良，运销四方。又如火寸，用杉木条一头染硫黄，黑夜有急事，不及点灯，取火寸触火即燃烧发光，宋初已有人制火寸到市上贩卖。街上挑担卖小手艺工匠有钉校匠（铜匠）、补鞋匠、铜漏匠（修破器匠）等，想见当时小手工业的发达。
赵匡胤令诸州每岁奏报男丁人数，二十岁为丁，六十岁为老，女口不计，据宋朝户口记载，一户平均只一二人。这固由于人民逃避丁口税、衙前役等苛暴剥削，设法隐漏人口实数，或兄弟分居，或降低户等（户分九等，上四等应役，下五等免役），同时不计女口，也是重要的原因。赵匡胤时，全国户数在二三百万间。赵光义时，天下主客户四百一十三万。以后逐渐增加，赵佶时，达最高度，计有户二千一万九千五十，口四千三百八十二万七百六十九，平均一户有两口。有些地方如德州、霸州平均三户四口。当时朝臣都说检查不实。自然，隐漏的人口一定有很大的数目。沈括《梦溪笔谈》载阳翟县（河南禹县）人杜五郎隐居事。五郎与兄同居，有田五十亩，后兄子娶妻，耕地不够赡养，五郎让田给兄，自率妻子别居，垦田三十亩。杜家未分居前至少有四男二女，分居后一家有二男二女，一家有二男一女。如果这是民间户口一般的情况，每户平均应有三四人至四五人。通计妇女口数与男丁大体相等，一户平均两口，加上妇女实际当有四口。再加上逃户隐口，北宋末年人口，应该将近一万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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