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国：经济状况揭秘

五代十国是唐末藩镇割据互争的继续状态。

五代十国的成立，证明江淮地区，尤其是长江珠江两流域，经济发展成若干个独立单位，每个单位有适当的人力财力供军阀们利用，因而造成许多小独立国对峙的形势。

唐末士民避难南奔，关中人多往四川，淮南人多往江南。南方战祸比较轻微，可能继续吸引北方流民的迁入。南方军阀除钱镠用乡兵，其余所部将士，几乎全是中原人，他们在割据地掌握政权，可能吸引大量宗族、乡邻，前去投靠。南方人口增加，生产力自然跟着上升。

盐是人民生活必需品，又是税收的重要来源。五代时南方小国，大抵占有产盐地区。柴荣夺南唐国江北诸州，划江为界，南唐王李景失去盐场，遣宰相冯延己献犒军银十万两，绢十万匹，钱十万贯，茶五十万斤，米麦二十万石，请求赐给海陵（江苏泰县）盐田。柴荣不肯，只许每岁支拨军用食盐三十万斛。李景藉此募集士卒，维持残局。足见盐是构成每个经济单位的主要条件。

茶是南方特产，又是人民生活必需品，五代时湖南产茶最多，所以也能成立一个小国。楚国王马殷令民大量采茶，卖给北客，每年收税甚巨。殷又在开封、襄（湖北襄阳县）、唐（河南唐河县），郢（湖北钟祥县）、复（湖北沔阳县）等州设邸（栈行）卖茶，获利十倍。南平国不产盐茶，它只靠南北交通中枢的江陵，勉强立国。它不仅对中原皇帝进贡称臣，不敢失礼，为了盐的供给（唐每岁给盐一万三千石，周指定泰州运盐给南平），就对南汉闽蜀等小国皇帝，也不惜屈身称臣，为了商业上不受禁阻。它没有特产，在诸国中最为弱小。

南方农村副业的纺织业，一般是绢绫麻布，与中原略同。有些落后地区，如楚国用茶交换中原的绢帛，贸易上处在不利地位，后来令农民缴纳绢帛代税钱，纺织业很快发展起来。唐时两广福建种植木棉，楚王马希范秋冬二季用木棉布作地衣，想见湖南也种棉当纺织原料。北方纺织用丝麻，南方丝麻以外，有木棉，这是一种新富源。

南方滨海国家，依旧进行国际贸易，广东的广州，福建的泉州，浙江的明州，蕃商往来不绝。猛火油（煤油）的输入（占城国出产），成为水战及攻城的利器。

南方诸小国的经济基础，大体是这样。

中原地区的统治者，他们的残虐政治，对经济起着怎样的破坏作用呢？

军士黥面制度——人是生产力最重要的因素，五代统治者对人的残害，比前代更进一步。朱全忠，强迫农民当兵，面上雕刻文字，记明军号，军士逃归乡里，定遭擒杀，唯一生路，是群聚山谷为盗。朱全忠以后，直到宋朝，军士黥面，成为定制，农民一入军籍，永远不能回复生产。前代兵士还可溃逃归乡，从事旧业，五代以后，军士不当兵就当盗，成为一个破坏社会的特殊阶层。

刑罚——五代君主，全是野蛮武夫，杀人看作娱乐，民命轻似草芥，各朝法律，即使略有出入，残暴大体类似。五代人民特别是农民大量在枉死。

李晔乾宁三年，朱全忠决滑州黄河堤，分为二河，东注曹、濮、郓等州，散漫千余里，阻李克用兵东进。自此黄河下游水灾特重。照朱熹《通鉴纲目》记载，河决十六次，五代竟占九次，照《旧五代史》五行志残缺不全的记载，李存勖同光二年，河水泛滥，流入郓州界。三年，河堤崩决，坏民田；巩县河决，坏廒仓。李嗣源长兴二年，四月，郓州奏称河水溢岸，阔三十里东流。十一月郓州又奏黄河暴涨，漂溺四千余户，石敬瑭天福四年，博平（山东博平县）黄河决口。六年，河决滑州，滑、兖、濮、澶、郓等州大遭漂溺。兖州奏河水东流，阔七十里。石重贵开运元年，黄河泛溢，郑州、原武、荥泽县界河决。郭威广顺二年，诸州奏称河渠到处泛溢。此外洛河、汉水决口及平地水涨数尺等记载，也数见不鲜。这当然由于连年战争，水利不修。人工造成耕地面积缩小，农作产量减少，人民流离失所，山东富庶地区，变为贫瘠的灾害。

唐末朱全忠据宣武镇，租赋比别镇较轻，因此人民略得安生，兵力也就强大，战争多获胜利。他做皇帝以后，禁止额外差役。两税外不得妄有科派。朱全忠成就帝业，朱友贞与李存勖连年苦战，良民还不到流亡地步，原因就在轻赋一事。李存勖灭梁，用孔谦做租庸使，竭力搜括，民不聊生，存勖赐谦丰财赡军功臣名号。大抵五代租税，正供以外，附征农器钱（每亩一文半）、曲钱（每亩五文）、匹帛钱、鞋钱、地头钱，蚕盐钱及诸色折科。附征以外，又加征秆草每束一文，绢、絁、布、绫、罗每匹十二文，鞋每双一文，现钱每贯七文，丝、绵、绸、线、麻、皮每十两加耗半两，粮食每石加耗二斗。加征以外，省库（中央库）收纳上列钱物时，又别征现钱每贯二文，丝、绵等每百两加耗一两，秆草每二十束加耗一束。刘承祐时聚敛更暴，旧制田税每斛加征二斗，称为雀鼠耗，承祐又加二斗，称为省耗，旧制钱出入都用八十文为陌，承祐改为收入八十，支出七十七，称为省陌。郭威改定每田十顷税取牛皮一张，多余牛皮听民自用或买卖，但不得卖给邻国。郭威以前，禁民私藏牛皮，悉数收归国有。李嗣源时官给盐偿皮价，石敬璃时并盐不给，刘知远更立民间私藏牛皮一寸处死刑的法律。郭威把牛皮均摊在田亩税中，在当时算是极大的仁政。

以上都还算是正式税收。此外地方官吏随意科派，各色名目，更难稽考。

统治阶级本身，也互相剥削，大小职官对皇帝要纳尚书省礼钱，太师太尉纳四十千，太傅太保纳三十千，司徒司空纳二十千，仆射尚书纳十五千，员外郎中纳十千。李从珂时有官九千五百九十三人，皇帝收入礼钱不少。礼钱以外，官吏还得自出办公费。宰相出光省钱（宰相纳光省礼钱三百千，藩镇带平章事官号纳五百千。别一记载说，宰相纳礼钱三千缗），御史出光台钱，下至国子监监生出束修钱二千，及第后出光学钱一千。官员对皇帝送礼，小官对大官送礼，学生对老师送礼，最后实际出钱的当然是人民大众。(www.xing528.com)

中唐以来，盐利占岁入最重要部分。李嗣源说：“会计之重，咸鹾居先，况彼两池（安邑县、解县两池）实有厚利。”这就是五代制定盐法的基本原则。

因为会计之重，咸鹾居先，所以搜括方法，务求严密。官自煮自卖，立蚕盐食盐两种名目。裛（yì。沾湿）茧用的称为蚕盐，每年二月内一度俵散，依夏税限纳钱，每石三千文。石敬瑭时，官卖末盐（海盐）钱，每年得十七万贯，他为增加收入，十七万贯摊派给民户，依户大小分五等，一等每户纳钱一贯，五等二百文。民间用盐，听商人自由贩运。这样，盐价降落了，每斤不过十文，较远州县每斤不过二十文。官立盐场没有美利可图，于是重征盐商，过路每斤抽税七文，坐卖每斤抽税十文，捐税奇重，盐商绝迹，官又得抬价出卖贵盐。五等摊派的盐钱，从此变成常赋，永不免除。

官卖必须依靠刑法，这种刑法自然是残酷的。李存勖定法，人民私自刮碱煎盐，不计斤两多少，一斤一两进城，藉免私盐混入，侵夺官利。犯盐禁一两以上至一斤，买卖人各杖六十，递增至十斤以上，不计多少，买卖人各杖脊二十处死刑，犯人家产庄田全数充公。所有搬运脚户，经过店主，如知情不报，与犯人同罪。沿遣门关津口检查职官及诸色关连人等依失察办罪。石敬瑭以后，犯禁不论多少，一律处死。郭威时邡州有民买官盐过州城，门官指为私盐。杀民受赏。民妻讼冤，郭威改定带盐入城五斤以上，煎私盐一斤以上，重杖一顿打死。

因为两池实有厚利，因而有颗盐（池盐，人工大）末盐（海盐，人工小）的冲突。末盐煎造比颗盐成本轻，可是安邑、解县两池是中原统治者财赋的源泉，绝不容末盐的侵入（当然许多海盐产地属敌国）。于是划分卖盐地界，严立禁条，颗末青白（青白二池在宁夏灵武县）等盐各有一定地界，犯禁私带入别界，不论一斤一两并处死刑。末盐止许近海各州食用，极大多数州县，强迫食用颗盐。

军阀割据当然阻碍商业的发展，可是交易有无，在割据局面下，更显出它的重要性。尤其是疆土狭小，本地不产盐的国家，如果对外商业停止，就不能生存。所以五代商业虽不能像唐朝那样全国通畅，但也还受割据者的重视，得在相当限度内活动。

五代时商业，一面捐税苛重，各种商货都有通过税，茶从湖南到开封洛阳，路上抽税六七次以上，税官私囊收入，一日抵得商贾几个月的经营。商人缴纳正税和贿赂，无法谋利。一面朝廷屡下优待商旅，不得留难的诏令，说明商税在国家收入中的重要。

统治中原的五代经济，大体是这样。

各个大小国家依政治军事的特殊性，呈现不同的经济状况。一般说来，北方破坏剧烈，南方比较轻微，整个北方与整个南方对比，北方自然不及南方。五代末期，北方受柴荣统治，形成强大统一的势力，与南方每个小国对比，北方却远胜过南方。看五代残缺不全的户口记录，可以证明这一点。

柴荣显德六年检得诸州租户二百三十万九千八百一十二。广顺三年到显德六年，仅六七年，虽然加入江北十四州二十二万六千五百七十四户，虽然河南六十州逃户隐户多被检出，也不容骤增一百万户。疑二百是一百的错字，柴荣时有户一百二三十万。似乎略近事实。

南方各国总户数在二百万以上，其中南唐最多，有户六十五万，楚最少，有户九万。南方每一个小国，都不及北方户数那样大。

五代工业中瓷器业、印刷业确比唐朝进步。隋何稠用绿瓷造琉璃，稠以前当已有瓷器。唐朝南北诸州，多设窑烧制。五代时越窑造秘色瓷进贡，臣民家不得使用。北方有柴窑，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罄，相传柴荣时造。民间瓷器应用尤广，唐朝和五代屡禁铜器，柴荣连佛像都销毁了，瓷器代铜器盛行是工业上一大进步。

唐末吴蜀两地雕印杂书流行，字迹漫漶，不可尽辨。

印板工业先从吴蜀民间开始，印书多是阴阳杂记（谈迷信）、占梦（谈梦吉凶）、相宅（谈住宅吉凶）、九宫五纬（谈星命）、字书小学（儿童读本），绝不印经典。经典《文选》是统治阶级的必需品，对民众是无用的。这里显示着两个阶级需要的不同，同时也显示民众在迷信昏惑中生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