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经济：黄河衰颓、江淮兴盛，边境强兵、扬州最富庶

从李隆基天宝元年到李纯元和十五年，凡七十九年。在这个时期中，因政治上的腐朽虚弱，引起中央政权（朝廷）与地方政权（藩镇）间长期的战争。各个政权尽量向人民榨取财物，黄河流域遭受极大的破坏，全国经济重心，转移到江淮流域。中央政权依靠江淮的物力，虽然长安屡次陷落，政权终得免于崩溃。李纯时代，居然削平藩镇，获得暂时的有限度的统一。从此黄河流域经济逐步衰颓、江淮流域逐步发展，中唐正是转变的关键。

天宝是唐朝极盛而衰的时期，致衰的原因是：

军费——天宝元年，国内有州三百二十一，国外有羁縻州（朝贡国）八百。边境置十个节度经略使，配备边兵四十九万人，马八万余匹。单是衣食两项，每年用布帛一千二十万匹，粮一百九十万斛。内地彍骑等兵八万余人，还不计在内。朝廷每年支出这样巨额军费，养五十七万脱离生产的职业兵，对人民不得不加重剥削。

奢侈——李隆基是天才的音乐家，他精通音律，打羯鼓尤称妙手。开元初年，设立左右教坊，练习俗乐，又选乐工数百人，居住梨园，亲自教练，号称皇帝梨园子弟。天宝四年，他夺取第十八子寿王李瑁的妻杨太真做贵妃，纵情声色，开始了极度淫侈的生活。杨贵妃有三姊（韩国、虢国、秦国三夫人）三从兄（杨铦、杨锜、杨国忠），杨氏姊妹是淫妇，兄弟是无赖，国忠人品更不堪，李隆基对诸杨却宠幸无比。贵妃院中有绣织工七百人，收受中外官吏贡来的器服珍玩，不可数计。国忠做宰相，广取贿赂，绢帛积累三千万匹。韩、虢、秦、铦、锜五杨竞造第宅，穷壮极丽。虢国曾造中堂，召工匠涂壁，费钱二百万文。工毕求赏，虢国出红罗五百段，工匠嫌少不肯接受。隆基令诸贵家进食品，水陆美味数千盘，一盘值中等十家的财产。诸贵家竞赛珍异，每次进食，用几百人护送。隆基自恃承平日久，无事可尤，深居宫中，享受淫乐，看金帛如粪土，随意赏赐，没有节制。户部郎中王供替他竭力搜括，每年贡献额外钱百亿万，说是租庸调以外的剩余，专供宫中用费，隆基很喜欢。

变造——天宝初年，仓库积藏粟帛无数。韦坚奏请将江淮各州县租米及义仓存粟变价购买各地轻货输送京师。杨国忠扩大变造法，奏请全国各州县正仓义仓（备水旱灾）藏粟及丁租地税，都变价改买轻货布帛。变造法使轻货大量流入京师，对工商业和贵族浪费，非常有利，可是仓米既空，官禄兵粮，势必就地向人民征取，名为和汆，实际只是强夺，并不给钱。农民缴纳租米，官吏变作轻货。再借和粲名义向农民取米。这就是变造法的妙处所在。江淮地区运输用船，北方运输用车，船运便利省费，江淮经济发展，运输工具也是原因之一。

户口——天宝元年户部奏称天下户八百五十二万五千七百六十三，口四千八百九十万九千八百。十三年，户部奏称天下郡三百二十，县一千五百三十八，乡一万六千八百二十九，户九百六万九千一百五十四，口五千二百八十八万四百八十八，这是唐朝户口最高的纪录。十四年，天下户八百九十一万九千三百九，内不课户三百五十六万五千五百，课户五百三十四万九千二百八，不课口四千四百七十万九百八十八，课口八百二十万八千三百二十一。垦田五千二百九十一万九千三百九顷（垦田数过分夸大，不可信）。不课户占总户数约五分二，口数约占六分五，一户平均有十二口。课户每户平均不到两口。当时安史乱起，繁重的徭役赋税，全由这些穷苦无告的课户负担，豪家强宗，不仅免除课役，广占垦田，并得荫庇贫民充当庄客佃户，供无情的剥削。例如京城附近每田一亩，官税五升，私家收租，每亩多至一石，比官税高二十倍。政府不敢得罪豪强，专力向课户课口榨取财物，农民被迫破产，只好应募当兵，受朝廷及藩镇的荼毒屠杀。

从李亨时起，国内战争连绵不绝，朝廷需要大量税收作战费，于是创行各种新税法，向穷苦人民榨取。

榷盐法——唐有盐池十八，盐井六百四十，沿海州郡多设盐场，第五琦做盐铁使，始变盐法，就山海井灶置监院。旧盐户及制盐游民称为亭户，免除杂徭役，使专事产盐。严禁私制私卖。前时盐价每斗十钱，琦加价一百，每斗卖钱一百一十文。李豫用刘晏理财，专用榷盐法。起初江淮盐利不过四十万缗，后来增至六百余万缗。河东盐利不过八十万缗，成本比海盐昂贵。晏收亭户所产盐，转卖给商人，任其自由贩运，罢各州县卖盐官。海盐价贱，产量激增，远过西北池盐。李豫初年，朝廷岁入不过四百万缗，末年，增至一千二百万缗，盐利占半数以上。富贵人费盐少，穷苦人费盐多，这就是说，盐税的最大部分，由贫民负担。扬州是海盐集中地，也是盐铁转运使的巡院所在地，因此成为全国最富庶的都市。唐人称扬一益（蜀）二。扬州产海盐，富庶居第一位，蜀产井盐，居第二位。李适（kuò）时盐价每斗增至三百七十文，江淮豪商操纵逐利，市价或增一倍，人民经常淡食，怨苦欲死。

两税法——李适用杨炎议，改庸租调为两税法。初唐赋敛，称为租庸调。有田出租，有丁出庸，有户出调。天宝末年，户籍法废坏，户口数目不实。李亨以来，内战剧烈，横征暴敛，急似星火，多设税收机关，各随意自立名目，凡数百种。旧税不除，新税又加，富户丁多，为官为僧，得免课役。贫户丁多，无法隐避，上户优游，下户劳疲，官吏乘机蚕食，尽量刻剥，贫民不胜穷困，只得弃家逃徙为浮户，土著百无四五。杨炎建议行两税法，先计州县每岁所需上供及地方费用，量出制入，按人民丁数及财产定等第高下，分两次收税，夏税不得过六月，秋税不得过十一月。不问主户客户，依现居地为断，不问中丁（十八岁以上）成丁（二十三岁以上），依贫富为差。商贾居地不定，依所在州县纳税三十分之一（当年增为十分取一）。租庸调及杂徭，悉数革除，只按丁额收税。田亩税依李豫大历十四年垦田数由纳税人民均摊。两税法规定收现钱，农民生产只有布帛，官吏任意折价，豪家大商乘机放债操纵，物贱钱贵，农民困穷。自李适到李纯四十年间，税额不变，人民实际负担增加三倍。天宝以来，自由兼并代替均田制，所以租庸调法不得不改为两税制。

茶税——李适贞元九年，行茶税，按市价十分取一，岁得钱四十万缗。

酒税——酒税从李豫时开始。李适加税，酒每斗收税一百五十钱，当时酒价每斗三百钱，税率重至百分之一百。淮南等地税曲不税酒。此后酒税收入益增，晚唐李昂时每岁得钱一百五十六万缗。(www.xing528.com)

青苗钱——李豫广德二年，创行青苗钱，供百官俸料。有苗田每亩收税十五文，又征地头钱每亩二十五文。永泰元年，百官请纳还职分田充军粮。大历五年，废地头钱，改青苗钱每亩三十五文。百官职分田让给拥兵的武将，另向人民榨取至少与职田同数量的钱作俸料，苗已生长，农民不得不纳税。

借富商钱——李适建中三年，每月军费百余万缗，府库不能供，下诏借富商钱，朝廷原议以为天下财货尽聚富商家中，凡资产超过一万缗，可借其余充军用。借一二千家，可支数年的军费。后来大索长安市中商贾所有货物田宅奴婢，估价仅值八十八万贯。又搜括僦柜（典当），所有钱帛粟麦，都四分借一。封闭柜（藏布帛）窖（藏粟麦），不得擅移。商人怨怒，罢市反抗。计共借得二百余万缗，远不及预计可得五百万贯那样大，当然许多是隐藏了。

间架税、除陌钱——李适借富商钱不能完全成功，改行两种新税。间架税是每屋两架为一间，上等屋每间税钱二千文，中等税一千，下等税五百。吏执笔握笄，入人家查验房数。敢匿一间，杖六十，赏告密人钱五十缗。除陌钱是公私付款及买卖，每缗官扣取五十钱，用货物相交换，折钱照扣。敢隐钱一百，杖六十，罚二千文，赏告密人十缗。赏钱都由被告发人付给。

在上述各式各样的剥削下面，户口大量耗损了。自天宝十四年至乾元三年，首尾仅五六年，户口骤减十之七八，战争给与人民的灾祸，严重如此。不课户口竟占极大多数，无限的赋税徭役杂课，都由占少数的课户课口来负担，更显示了阶级待遇的绝对不平等。

不课户口的大量增加，迫使朝廷无法获取充分财赋，供应费用。李适建中元年改行两税，就是补救这个困难的新方法，当时有税户三百八万五千七十六，税钱一千八十九万八千余缗，谷二百一十五万七千余斛。兵七十六万八千余人，平均四户养兵一人。

李纯元和二年，有户二百四十七万三千九百六十三，江淮民户占一百四十四万。朝廷费用全赖江淮，平均两户养一兵。

中唐初期（天宝）与末期（元和）比较户口赋税，略数如下：

天宝总户数八九百万，内课户五百余万，元和江淮税户一百余万，比天宝仅得四分一稍强。天宝租税庸调每年总计钱粟绢布丝绵约五千二百三十余万端（布一端长六丈）匹（绢一匹长四丈）屯（丝绵）贯（钱一千）石（粟一斛），元和两税榷酒盐利茶利总计三千五百一十五万一千二百二十八贯石，比天宝约得四分三稍弱。四分一的户口负四分三的税赋，元和时人民生活的惨苦可以想见。

中唐农民破产了，工商业尤其是商业却很大的发展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