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奇案：神山之泣，刘统勋受审

乾隆帝针对蒋洲贪污案连发四道谕旨，足见乾隆帝对此案的重视程度。这四道谕旨讲了什么事呢？

第一道谕旨针对山西省吏治问题。如今查出知府以上官员数名，“由此类推，其恣意侵蚀而未经查出者，更不知凡几，该省吏治尚可问耶？” 而巡抚塔永宁不肯深入盘查，“恐通属惊惶，必致贻误地方政务”。乾隆帝认为塔永宁不能够独当此任，要刘统勋与他一起严行查办，不得稍存姑息。

第二道谕旨是针对现任陕西巡抚，原任山西巡抚明德的，他与蒋洲共事经年，蒋洲侵亏贪污，身为巡抚，岂能够毫无所知？如今刘统勋等清查，山西省州县官内有 “侵亏库项至盈千累万者，是该省风气，视库帑为可任意侵用，已非一日”。明德身为巡抚，有察吏之责，绝不能姑息，所以将其革职拿问，押解到山西，交与刘统勋一并审理，并且查封明德任所的财产。

第三道谕旨针对山西平定州知州朱廷扬的，其在知州任内，竟然亏欠帑银两万余两，虽然已经行文直隶，将其家产查封，但由于朱廷扬的原籍是浙江绍兴，因此传谕浙江巡抚杨廷璋，速即访察朱廷扬的居住地点，将其所有资产严行查封，以补帑银，不得稍有泄漏，以致其家藏匿寄顿。

第四道谕旨是针对刘统勋的。此案审理的官员，事涉两个巡抚，还有按察使、道台、知府、知州，武职中有守备（正五品），有可能还涉及绥远城八旗驻防将军，可以说是非同小可，因此要刘统勋等秉公严讯，不可稍为回护，更为重要的是，现在收押各犯，都关押在山西省按察使监狱，必须留心防范，严行看守，倘有疏懈，令自戕灭口，不得明正典刑，其责任是刘统勋担当不起的。

一连四道谕旨，刘统勋当然不敢怠慢，连夜审讯，搜查证据，最终在原任冀宁道、现任山西按察使杨龙文的官署内查出勒派银数清单，还有太原府知府七赉联名写的书札，向所属各州县催取勒派，可以证实蒋洲勒派属实，请示是否将所属各州县官拘拿审讯。乾隆帝认为：既然蒋洲勒派之事已确有证据，仅仅审讯蒋洲及冀宁道杨龙文、太原府知府七赉这三个人，就可以定案了。乾隆帝此时也不想把山西省的大小官员整得人人自危，决定见好就收。

刘统勋深明乾隆帝的用意，所以很快就审讯了主要案犯。认为蒋洲身为原任大学士蒋廷锡之子，是名门之后，竟然不思洁己奉公，乃恣意侵亏，数盈钜万，又复勒派通省属员，以为弥补之计，其贪黩狼藉，玷辱家门，实出情理之外。冀宁道杨龙文身为监司，曲意逢迎，侵帑勒派，不法已极，其情罪实无可宽宥。因此将蒋洲、杨龙文拟为即行正法，以昭炯戒。太原府知府七赉写书札催取下属银两，仅仅是以知府而迎合司道官，其罪稍轻，拟为绞监候，秋后处决。其余应行拟罪议处各官，则等待进一步审理。

乾隆帝批准刘统勋所拟刑罚，两天以后，蒋洲及杨龙文被绑赴法场，成了刀下鬼，最终落得身败名裂、家产荡然。首犯虽然正法，但案件审理并未终止。在乾隆帝看来，原任山西巡抚明德收受蒋洲及各属古玩金银等物，原任山西按察使拖穆齐图与蒋洲结纳关通，携取蒋洲古玩，收受银物，甚属贪污无耻。由此可见，山西一省，巡抚藩臬，朋比作奸，毫无顾忌，吏治之坏，至于此极。乾隆帝不由得感叹：“朕将何以信人，何以用人？” 他认为，对于这样的贪官污吏 “若不大加惩创，国法安在”！

蒋洲案从案发到案结，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此案山西平定州知州朱廷扬、守备武琏等也被正法，太原府知府七赉改为绞监候，不久赦免回籍。原任山西巡抚明德，原本被拟为绞监候，乾隆帝开恩，将他送往甘肃，听候甘肃巡抚黄廷桂差遣，不久又复职，升任甘肃巡抚，后病故在云南巡抚任内。由此可见，乾隆帝对处理贪腐案件绝不姑息，但在臣下朋比为奸的当时，能够查处的大案要案，还是不太多的。似乎是神山显灵，凡是涉及穆纳山木植的案件，都免不得要受到惩处。

乾隆二十四年（1759 年），绥远城将军保德及绥远城粮饷同知呼世图，被归化城理事同知普喜揭参了，乾隆帝再命协办大学士刘统勋前往会同山西巡抚，按照所揭发的各项罪名审理。在审理过程中，得知保德及呼世图挪用库款是实，按照这个罪名，最多就是革职，不会受到刑事处罚，更不会是死罪。然而，在审讯归化城理事同知普喜的时候，发现木商私砍穆纳山木植，向绥远城将军保德行贿1500 两白银。乾隆帝认为：“如此贪婪败检，出自将军大员，深可骇异。在此案中，情罪尤为重大，法难姑待。” 刘统勋以保德是旗人，不敢从重拟罪，仅仅拟为绞监候，听候乾隆帝处置。乾隆帝认为刘统勋 “不免意存观望”，申斥之后，命令刘统勋在绥远城先将保德正法，以昭炯戒。保德贪赃穆纳山木植银1500 两就被正法，可见穆纳山木植是不能够轻易化为个人财富的。

从乾隆十一年（1746 年）的 “穆纳山木植案”，乾隆帝就认为：“此事官吏无不受贿”，到蒋洲案 “卖穆纳山木植补项”，再到绥远城将军保德 “婪诈木商银1500 余两”，都与穆纳山木植有关。此时的乾隆帝意识到，穆纳山的木植被大规模地盗采，木商与地方官吏勾结，这些木植成为他们营私牟利的财源，便想到收为官有。乾隆二十四年（1759 年）谕：“山西穆纳山木植，久经封禁，迩来该处奸商，藉此射利，潜行偷砍，是禁之在官，转为若辈利薮。而地方不肖官吏，需索勒诈，徒滋弊端，不若竟弛其禁，招商采伐，官为设口稽查，令其输纳税课山价，于蒙古地方，亦属有益。” 于是命户部郎中英廉会同山西巡抚塔永宁前往各山沟逐细履勘具奏。

经英廉及塔永宁查勘，穆纳山产木山场共有47 处，山场与黄河磴口相接，可通水运，因此奏请清廷开禁。一则官府可以增加收入，二则 “奸民” 也不至于滋扰地方，三则贫民得以此为生计，是利国利民的好事。乾隆帝也认为将穆纳山木植招商砍伐，按料给予蒙古山价，“既可为养赡穷乏蒙古之资，材木运入内地，又可供官民兴作之用”，的确是上可充裕国库，下可资赡蒙民的好事，便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 年）三月起开禁，大规模地砍伐树木，也就在此时开始了。

穆纳山是蒙古人心目中的神山，如今朝廷招商砍伐，将木材运往内地，蒙古人得不到任何好处，已经是怨声载道，而主管官员因为有乾隆帝的圣旨，更没有给当地的蒙古王爷常例钱。这位蒙古王爷非常不满，便借进京朝贡之时，举报山西省地方官与不法商人狼狈为奸，将蒙古神山树木滥行砍伐，以至于山头光秃秃，野草不生，蒙古人无法游牧。

乾隆帝听到之后，好言安慰那位蒙古王爷，却将此事放在心里。过后，乾隆帝询问内务府大臣英廉，今年收到山西运来的木材有多少？英廉（1707 —1783 年）字计六，内务府汉军镶黄旗人，此时深得乾隆帝的信任，所以据实汇报讲：“自采伐穆纳山林木以来，山西省共计运到内务府木植12 万余根，折银10 万两，银已经给付山西省，转给承包商人。”(www.xing528.com)

乾隆帝问明情况之后，不动声色，派出乾清宫侍卫去核实情况，发现内务府所收的木植，最粗的也就是碗口粗，长约一丈，根本不是什么千年老树，这样的树木，实际上就是木柴，按照市价，最多也就值300 两银子，内务府却支付了10 万两，其中弊端显然。

12 万株木植，成为12 万根木柴，乾隆帝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官场上下，通同舞弊，竟然敢这样侵蚀朝廷财产。想到这些官吏居然敢枉法婪赃，贪黩败检，乾隆帝的气就不打一处来，所以特派理藩院侍郎福德为钦差大臣前往查勘。

福德，蒙古镶白旗人，曾经以理藩院员外郎为军机章京，升至理藩院侍郎，如今得到乾隆帝的委任，当然不敢怠慢，所以先到内务府查看山西运来的木植，发现这所谓的12 万株木材，根本不能用于建筑，其粗细大小比木柴好不到哪里去。然后星夜赶往太原，展开调查，很快得知穆纳山所招之商乃是王建中，其所交付内务府的12 万余株木材，是故意改短尺寸，实际上是大木的旁枝，根本不是主木。穆纳山古树参天，都是两人合抱以上的大树，直径都在两尺以上，而送到内务府的却是胳臂粗的木柴，其中必有隐情。很显然，这是官商勾结。身为钦差，受到皇帝信任的福德，觉得责任重大，既不能够得罪官场上下官僚，又不能够让乾隆帝失望，所以谨慎地展开调查。

查办案件之难，不在案件本身，而在于涉案的当事人。此案是官府招商，而商人作弊，显然官商有所勾结，从何处入手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将商人抓起来审讯，有可能招出后台指使人，而这位后台指使人如果很强硬，也不好处理。再说了，不审讯官员，仅审讯商人，也会招致商界的议论，给人以官谋商财的感受。如果抓官员来审讯，应该抓谁呢？前任山西巡抚塔永宁已经病故了，后任山西巡抚鄂弼升迁了，现任山西巡抚刚刚接任，这些都是高官，自己虽然是钦差，但皇帝没有授予这样大的权力，根本不能够碰他们。要是从小官入手，但涉及此事的文武官员很多，总要找个突破点！正当福德思考对策的时候，有人送来一批金器，内有金杯、金盘、金手炉等，共计24 件，粗略估算价值，至少要值3 万两白银。这可是一笔重礼，以福德当时的年收俸禄银180 两、养廉银1 万两而言，这相当于他3 年的收入，他哪里敢收呢？便命人把送礼的人传进府内，想申斥一番，然后再将金器退回去。

送礼的人来到花厅，福德一看，原来是名知府，为云南籍的官员，平常也没有什么来往，根本也不认识，所以当即就想申斥。没有想到这位知府却先开口说：“老大人，是不是因为卑职送来礼物而生气呢？您以为那是金的，价值不菲，收了就是受贿吧！老大人您错了，卑职家乡产铜，铜器制作精良，所以卑职买了许多，当作土仪送给同僚及上司，原本不值多少钱。老大人如果不嫌弃，您就收下，愿意自己用就自己用，不愿意用，随便赏给下人，或者送给亲戚朋友，这些微薄的礼物，根本算不上什么，老大人不要见怪。”

所谓的 “土仪”，就是土特产，世世代代人们在一般交往过程中，用土特产作为送人的礼品谓之 “土仪”，吊唁丧事送礼为 “奠仪”，恭贺喜事送礼称 “贺仪”，答谢别人帮忙送礼是 “谢仪”，送人远行 有 “程仪”，新春佳节送 “年仪”，谈婚论嫁下“聘仪”，等等。若礼品贵重谓 “重仪”，礼品平常谓 “菲仪”。这种风俗已经根深蒂固，所以清代法律对这种互赠土仪，往往是不治罪的。这位知府深明这个道理，眼睁睁地把金器说成铜器，把价值3 万多两的物品说成不值几个钱的薄礼，其行贿的罪名就不存在了，而收受者的受贿罪也不成立了，所以福德很高兴地笑纳了。其实他们彼此心照不宣，这些明明就是金器，送此重礼，必有所求。于是福德问知府有何事相求，没有想到知府仅说略送“菲仪”，并无所求之事，便拱手告辞了。

福德在这特殊时期敢于收受礼物，就等于为行贿者打开大门，也让行贿者知道他想受贿。不久山西官员来见，送来和田玉的玉观音及玉盘、玉镯等8 件玉器，也说是山西特产的玉石，与和田玉相比，能够以假乱真，但价钱低廉，也应该算是 “土仪”，福德也心照不宣地笑纳了。就这样，福德先后收受这种 “菲仪” 不下数十起，连内务府大臣、户部侍郎英廉也送来礼物。这些“菲仪” 的价值，恐怕他家三代都可以过上富足的生活。

福德当然明白这些礼物的价值，也明白这些官员送礼的意图，肯定与这次查勘穆纳山一案有直接联系，因为皇帝要他彻查地方官员在招商过程中，有无 “通同侵漏，分肥染指” 之事。这12 万余株大树的木材，如果运到京城，至少是价值百万两白银，而上缴官府的木柴，最多也就值300 两，这么大的利润，不可能是木商王建中一人独吞。正如乾隆帝所讲：“奸商射利偷砍，官吏需索勒诈，弊窦丛生。” 官府招商，深知穆纳山是神山，两千多年没有人砍伐，朝廷封禁百年，其森林木材肯定是难以数计，蕴藏着巨大的宝藏，如果交给商人去开采，获利肯定丰厚，官员当然不会看着商人独享其利。同样，商人也明白，要想获得丰厚的利润，必须得到官府的支持，而获得官府支持的唯一途径，就是要填满他们的私囊。木商王建中深明这个道理，所以花费巨资上下打点，才取得穆纳山林场独家开采权。

商人花费巨资取得开采权，当然要谋求更大的利益，所以想尽一切办法，拼命地大肆砍伐林木，短短的几年，穆纳山郁郁葱葱的森林，大部分变成秃山。本案所讲砍伐12 万余株，仅仅是应该送到内务府的，显然是打了很大折扣，因为十年以后，有人来到穆纳山，但见木材堆积如山，并且已经开始腐烂变朽，清点之后发现，竟然有27 万棵之多。而在乾隆二十七年（1762 年）这一年，地方官就查获沿黄河放木筏偷运木材的百姓居然有4 千余人，缉获木材价值6 万多两白银，可见在官商勾结的情况下，穆纳山森林资源惨遭破坏的情形。

木商王建中行贿手段果然了得，上至内务府大臣，下至关卡的兵丁，都得到他的好处，而把送到内务府的木柴当成木材，使价值300 两的木柴，摇身一变，就成为价值10 万两白银的木材，从内务府领来银两，当然不能够独吞，肯定要与所有的关系人分润，木商王建中所得就有限了。堤外损失堤内补，木商王建中将真正的木材行销到山西、陕西、河南、北京，因为有内务府批准的关文，所以能够畅行无阻，所获利润当然巨大。这乃是官压榨于商人，商人压榨贫民、掠夺资源，官因此致富，商人因此发家，贫民因此破产，资源因此枯竭，贻害于子孙后代。

福德收受了贿赂，当然不敢彻底严查，最后向乾隆帝汇报讲：在招商过程中，内务府大臣英廉并没有参与，因此不应该承担责任。已故山西巡抚塔永宁在招商过程中，选择的是殷实富商开采穆纳山林木，完全是按照朝廷的旨意办理的，没有什么情弊。各府州县官在经办木材砍伐及运送事务，也没有发现有收受贿赂的现象。这样一来，无论是招商，还是木材营运，官府都没有责任，显然责任就是奸商王建中恣意舞弊了。

那么如何处置王建中呢？根据乾隆帝的指示：“其奸商等藐法营私，罪无可逭。所有伊等堆贮砍运木植，查明尽数入官，其家产亦一并查封，以抵运费。即稍有多余，均著归公，仍实发三千里，以示惩儆。” 显然基调已定，福德依据指令办理，查封王建中在穆纳山林场堆放的木材27 万余株，抄家财产价值2 万余两，还不足以抵运费的，也就无所谓归公不归公了。

一个能够承包如此大山林的富商，在短短的两年时间能够砍伐40 余万株千年古树，家产怎么会如此之少？显然又是官员们中饱私囊。乾隆帝深明 “经手承办各员，若无通同侵漏，分肥染指之处，断不至听该商等恣意舞弊”。但没有真凭实据，所以只能够从清查商人王建中财产入手。王建中费尽千辛万苦，挣得偌大的家业，就眼睁睁地任凭官府查抄而无动于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