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四次移民搬家的连续折腾，许多家庭已经一贫如洗，到红卫新村安家时，不少移民户已经连最起码的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都没有了。那时红卫新村周边的大队也不富裕，当地社员也同样家家生活贫困，不仅少吃缺穿，连烧柴都特别缺乏，许多农户还过着吃糠咽菜的苦日子。那个年代，讲的是国家第一、集体第二的“一大二公”。20世纪80年代以前，新村和全国一样，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全村分为两个生产队，采用传统的生产耕种方式和粗放式的生产管理，生产力低下，生产队的粮食产量普遍较低。夏秋两季生产的粮食本来就有限，但绝大部分交给了国家，支援了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所剩无几的粮食，按劳分配。劳动力多的家庭，一人一年也只能分得十多斤小麦、二三百斤地瓜和百多斤水稻的口粮，这还算是好的。病灾和缺劳力的家庭，没有工分，只能分人顶的那份口粮。这些难以为继的少量口粮，多在不足半年的时间里就吃光了，只好靠国家救济和吃糠咽菜过日子。大多数农户手里都没有钱，所有的家庭小副业、小买卖都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了，来钱的唯一来源是养一头小猪，经过一年多七借八借地饲喂，能赚上几十元。那时生产队里，一个身强力壮的整劳动力，早出晚归劳累一天，才记一个工，好的生产队一个工仅值一毛多钱，差的生产队一个工也就是四五分钱。本就贫穷的移民来到这样贫穷的地方，穷上加穷，生活得特别不容易。
今年69岁的移民周宗义，来到新村的时候担任生产队会计，后任大队会计，现任村党支部委员。周宗义回忆说，移民时，他家9口人，都是跟着父亲周遵廷一起移民来的。新村新地方与老家蒙阴的宋家场相比，吃的烧的用的都不如老家好。老家靠大山近绿水，地广人稀，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而新村相对来说，土地少人口多，吃烧比较困难。刚来时，新村才刚刚落成了52座宅子，建了一个只有四间屋的小学，不多的民房无法满足全部移民所需，有十余户移民没有地方住，只好挤在小学校的教室里。直到1970年，所有移民才家家有了自己的住宅。那时候，牛是生产队最重要的牲畜，耕种土地一霎一时都不可缺少。移民从老家带来的13头黄牛，却头头不适合水田耕作，还因为缺乏草料，一年到头由吃青草改为吃稻草，喝脏水，先后生病，基本上都死光了。牛死以后，人们查找死因，结果从死牛的肚子里扒出来许多活着的蚂蟥。虽然后来政府一年免费送给一头水牛，但大片的土地缺乏大牲畜，多是靠着移民锨挖镢刨，劳动强度特别大。艰苦的移民生活和艰苦的生产环境，让不少移民在继续安家创业上产生了动摇。
移民王明礼是四月初六来到新村安家的，时间不长，他的家属病故。他家最大的孩子只有15岁，最小的才六个多月。一个男劳动力既要忙外头，还得忙家里，带着一家还不懂事的孩子，无法生活。他是移民中最先离开移民新村的，来到新村仅仅住了4个月，就用地排车拉着五个孩子，风餐露宿，在返乡的路上接连走了三天，又回到了蒙阴县宋家场。按照规定，移民返乡，大队和公社一律不落户口，在生产队干活一律不记工分，夏秋分配季节，一律不分口粮。回到老家的王明礼，此时已经一贫如洗，五个孩子都要吃，却无米下锅。当时的公社党委书记为了不饿死这一家子，动了怜悯之心，特批给他一家400斤粮库的粮食救急。1970年7月，大雨滂沱，接连下了好几天，汤沭河下游多处决口，新村四周也是一片汪洋，新建的房屋还没有干透又遭受了大水浸泡，十多户移民的新房接二连三地倒塌，几十口移民失去了住所，不得不再次借住到学校和没有倒塌房屋的移民家里。房屋塌了，没有了住房，一家9口人的赵传敬和8口人的汤世业，均因此而返乡。这两家返乡户就没有王明礼那样幸运，老家已经没有了吃住地方，到生产队里白干活，不记工分不分粮食，集体不给任何东西。移民村里，出走的三户返乡人，王明礼在老家住的时间最长，大约有一年的时间，后不得不将最小的孩子交给老家孩子的姑姑喂养，和其他两户返乡户——住了才几个月的赵传敬、汤世业，坐上水利局安排的返回汽车，再次被送到了移民新村。
艰难的岁月里，为了让全家人吃上饱饭，移民们把分得的稻谷碾成大米，一家人舍不得吃，一趟一趟地用小车、排车运输到山区老家，换成地瓜干，把细粮大米换成粗粮地瓜干充饥。
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种田为的是多打粮，没有化肥是不行的。但20世纪70年代，国家工业落后，进口化肥少，临沂地区化肥厂更少。常用的化肥一个是临朐的，另一个是沂蒙化肥厂的，但分到生产队的指标却很少。刘慎安说，在解决缺化肥问题上，村干部费尽了心思，想尽了点子，号召有关系有门路的，托亲告友，都要为集体买化肥，村里还专门安排买化肥的外交，想尽一切办法寻找关系。买化肥当时都是高价，一个或者是到江苏的苏北一带买，或者是拉着豆饼到蒙阴换，也有少数去莒南买的，但不管到哪里买，都有风险。因为当时到处打击投机倒把，任何东西不准随便买卖，对化肥这种紧缺物资，查得更紧。刘慎安说，当时村里有一台小拖拉机，靠它偷偷摸摸地托运。大队派出他和李培才外出搞化肥。1976年，正是水稻撒返青肥的时候，全村因为没有化肥急了眼。李培才通过洪瑞供销社的一个熟人介绍，到江苏省的牛山买化肥。那次是李培才和怀新一起去的，到了那里不但没买到化肥，还被当地工商所当作投机倒把犯强行扣押，被扣了半个月时间，砸了半个月的石子，才被放回来。拉着豆饼到蒙阴换化肥的也像做贼似的，白天不敢走路，拉着豆饼或者化肥都得半夜摸黑走，只要查到就没收，所以每次去换化肥都格外小心。但也有失手的时候，一次，周景德和刘慎学带着豆饼到蒙阴换化肥。晚上，在蒙阴县城的亲戚家刚装好车，准备下半夜走，结果被举报，工商人员抓了个现行，化肥被没收，两人被扣留了好几天，多亏县里一位叫熊克善的领导说情，才被放回。就这样，移民们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受尽千辛万苦，千方百计买来化肥，保证了全村两个生产队的水稻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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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的生活，困苦的日子，没有让移民们失去生活的信心和创业发展的意志。他们身在异乡，更加地团结，更紧地抱在一起，更加和睦相处，全村一条心地艰苦创业，共同战胜困难，携手抱团脱贫发展。村干部们在县和公社的支持帮助下，带领大家打出了全村公用的清水井，满足了移民们的清洁、饮水需求。学习厉家寨愚公移山，改造自然和大寨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艰苦创业精神，整地修渠引水，完善农田水利基本设施，高标准建设高产稳产的大寨田。移民们齐心协力，生产经营有方，耕作技术过硬，吃苦耐劳，无论是粮食产量，还是年终分配劳动工分分值，都不比附近大队差。移民们借助政府扶助的化肥和农资，加强田间农作物的科学管理，让黑土涝洼地上年年五谷丰登。为回报国家的支持，移民村从建村入驻的第二年开始，还自觉为国家上交爱国粮。为增加集体、个人收入，村里还建起了粮食加工房，利用大量的稻草，办起了集体、家庭的织草袋、打草绳等副业，让移民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起来。
红卫新村在村党组织的不懈努力和移民们的共同奋斗下，短短几年的时间，粮食产量翻了几番，移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根本性的提高。让这个村真正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改革开放的富民好政策。
刘慎安是1982年任村党支部书记的，他接手村里主要工作，就是领导全村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推行大包干生产责任制。移民们集体耕种了十多年的集体土地，全部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家一户的移民走出了以队为基础的集体所有制的藩篱，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极大地激发了勤劳致富的热情，极大地调动了移民的生产积极性。生机勃勃的移民村，党的富民政策荡漾在每个移民的心头，户户优化种植结构，从单一种植粮食转而种植效益好的经济作物，一家看一家，发展了大蒜和反季节蔬菜大棚；畜禽养殖，从小打小闹的家庭散养，到工厂化的规模养殖，农副产品深加工成为诸多移民的致富途径。这些放开手脚的发展，让移民们钱袋子逐渐鼓起来了。那年，铁路占地的30多万元补偿款也已经发到了村里。刘慎安用这笔钱接连办了几件群众称赞的好事。一是村集体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投资5万元架设了高压电，为移民村带来了光明，为移民村的发展，提供了电力保证。二是投资3万元打了一口大口井和三个土井，配套了水利设施，优化了农业生产条件。三是投资2万元重建了小学，完成了小学的危房改造，完善了村小的教学设施。四是抓旧村改造，除将补偿款还清原村的贷款外，还每户每人发200元，按照打老屋每间补助100元的标准，对打老屋建新房的户进行补助，促进了旧村改造的步伐，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全村统一标准，建成整齐划一的新农居。随着党政机关机构改革，洪瑞公社更名为郑旺乡，1987年又改为郑旺镇，临沂市地名办尊重移民的传统习惯，遂将红卫新村改名为宋家场。
（撰文：刘聚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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