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养好伤后，在莒南大店归队，接着就是随部队打运动战。那些日子除了行军就是行军，常有规模不大的遭遇战。眼看着麦穗齐了的时候，团里突然下达命令迅速从莒县一带绕过汤头北边，过沂河，西进到青驼寺东北不远的地方。我们急行军到达目的地后，又接到命令：阻止很快要从汤头方向北上的国民党部队，不惜一切代价！我和战友们在奋力挖工事时听指导员讲，兄弟部队把国民党的王牌军七十四师包围在孟良崮了。
连长要求战士们把战壕挖深，挖两条，南边一条最好能有两公尺深两公尺半宽，目的是要把敌人的坦克陷住。向北50米再挖一道，要超过1米深、两米宽，是我们真正的藏身和作战位置。战前的打算是：先在第一道战壕打一阵，让敌人感觉我军顶不住了再往后撤，把敌人的坦克引到深沟里。但是。这个想法很难完全实现，那地方是山区，挖50厘米土就到了差不多20厘米厚的烂石头层，勉强能挖动，但总深度70多厘米后就是正儿八经的石头，挖不动了。这样，我们只好尽可能往深里挖，能挖深的地方不挖浅。战壕还是挖两道，南边一条的南沿尽量把土堑垒高。其实，不止我们连在挖这种战壕，整个团，还有更多部队都在挖，往两边看，曲曲弯弯的，看不到头。
那天好像是农历三月二十四（公历1947年5月14日），天刚要明，“打增援”战斗开始了。我们在战壕里趴着，开始还听着炮弹的爆炸声，过了一会儿就只看着周围的土裹着石头一大团一大团地往上翻，被炸伤、炸死的战友不少。敌人的炮弹越来越少时，我们就爬到工事南沿土堑后，把手榴弹准备好，托起枪做好射击准备。炮停了不到5分钟，三辆坦克以及后面跟着的数不清的国民党兵，尘土翻滚地上来了。坦克老远就开着连发炮，但是打得不准，炮弹离我们阵地一二十步处爆炸。我的耳朵被炮声震得快聋了，隐隐约约听官连长喊：“同志们，敌人到咱能打着的距离再开枪！敌人离我们30米时扔手榴弹，扔完撤到北边战壕。”
土堑前、土堑上，子弹像下雹子一样。敌人离我们不到100米了，我们用步枪射击，专打坦克后面的兵，敌人一个个倒下去。可是，这股国民党兵很玩儿命，前面的被打倒了后面的接着往前扑。说话的工夫，敌人离壕沟也就是30米了，我们把早准备好的手榴弹扔过去，每人连扔了四个，趁机向北跳出战壕，猫腰往后跑，撤到第二道战壕。在接近北边战壕南沿土堑时，我突然觉着左腿像是被火钎子猛插了一下子，又疼又麻过电一样钻心。我知道是受伤了，也顾不得，顺势趴下，爬过土堑，扭转身，快速摆好卧射姿势，扣动扳机。唉！倒霉，老汉阳造卡壳了。(www.xing528.com)
这种情况以前有过，仓促间卡了壳，拍不管用、摔也不管用。多亏了事先有摆好的手榴弹，不能闲着，我摸起一个，准备投。可是定定眼神一看，很奇怪，敌人的坦克离南边战壕十几米远不动了。杜连长的细高嗓子开始喊话了：“敌人坦克里的炮弹打完了，它们也怕栽到沟里出不来，蒋匪兵们不敢冲过来。我们观察死守就行，注意节约子弹和手榴弹。”这样，敌我双方开始了近距离对峙。这时，陈连长猫着腰走到我身后，着急地说：“孙学亮，你的左腿受伤了！”我还想转身蹲起来给陈连长敬礼，可是左腿膝盖往下不听指挥了。再一看，血染红了一片土，也觉着疼了。陈连长对他身后一个小战士说：“快叫担架！”我说：“陈连长，不用，我还能打枪，包扎一下就行。”“不，从出血量和你的动作能看出来，是重伤。不然敌人这么近，我不会让你撤，来，我给你包扎。”陈连长很快解开了我左腿的裹腿带子，使劲儿扎在膝盖上边大腿上，又用战友递过来的急救包帮我包伤口。包好后他还不放心，说：“担架来了快撤，服从命令！”这哪里是命令，这是对我的保护！担架一沾地，两个战友不由分说就把我抬上去按倒，对担架员说：“快走！姿势越低越好！”
不知道走了多大会儿，我被叫醒，担架被放在一块麦地里，麦子长得不好，只有比筷子高点、苍蝇头一样的穗子。担架员贴着我的耳朵说：“同志，有飞机……”确实，我也听见了。“为了安全，咱分散隐蔽，你别动，右手20步远还有一副担架，上面有个比你还小的同志，我们几个人一会儿就来抬你们走。”说完，把一捆麦子盖到我身上，担架员们就到别处隐蔽去了。我侧着身往右看，是有个小战友，身上也盖着麦子，从头脸看他也就是十六七岁，左胳膊和左腿是包着的，血渗透了包着的纱布。我向他招手，他看见了，轻轻点了下头。
飞机飞得很高，没投炸弹。等了大约五六分钟，担架员回来了。他们换着班把我们抬到了四五十里以外的野战医院。一个中等身材的军医马上给我做了检查，说：“膝盖下被打穿了，弹孔不小，该是步枪子弹。伤口处理不及时，怕要感染，需要用麻药，然后剔除里面的一层肉。但是同志你放心，一个多月后我保证你还能打冲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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