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商人创业素养分析：1980后大学生创业素养研究

中国传统商业发轫于先秦时期，此后中国商人正式登上历史舞台。《诗经·卫风》中“氓之蚩蚩、抱布贸丝”的小商人，起初游乡收丝，本小利薄，被称为地位低贱的“氓”，只得借贸丝之机求娶新娘。多年后，他毁弃信誓，抛弃糟糠之妻，只因其工于算计，经营致富后，一跃而入了社会地位较高的“士”之行列。这是在早期的文学作品中出现的传统商人形象。而《左传》也记载了郑国商人弦高大公无私，为国家利益而捐尽万贯家财，使郑国免遭战乱的故事。

继秦朝之后，西汉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稳定的大一统时代，两百多年的政治上的统一为其商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虽然司马迁在《史记》中专门为商人立传——《货殖列传》，列举了范蠡、白圭、子贡等春秋战国时期著名商人的事迹，也出现了商业专论类书籍《平淮书》，但西汉时期“重农抑商”的思想主张完成了它向国家政策的转化后，成为封建社会的主流国策。自此后，传统“四民社会”结构中，商人被压抑在社会的最底层。春秋战国时期商业和商人的蓬勃之势，逐渐暗淡下来。

商人阶层的再度勃兴，要等到数千年后中国社会另一个重要的转型期——明清之际，才得以呈现比较大的变化。当时，中国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经济模式的变更、社会文化的革新、科技端倪的初现，商品行业繁杂和数量增多，商人队伍日渐壮大，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商人的地位逐渐提升，得到肯定和认可，他们利用天然的乡村、宗族关系联系起来，互相支持，和衷共济，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十大”商帮^[35]，其中以中国金融界的执牛耳者——晋商和占据中国盐业的龙头地位的徽商为代表。

“晋商义、徽商诚”。在儒家思想的耳濡目染下，在重商主义精神的浸染下，中国传统商人在创造了商业市场繁荣的同时，强化“信义至上”的理念，遵从“利”从“义”生的规范、突出崇礼、重教、讲义、勤俭、自持、守信、刚毅等品格，彰显“持筹握算、善亿屡中”的个人经商才能。他们大多饱读诗书，有着较高的文化素养，贾而好儒，贾服儒行，把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观念渗透到各自的经营活动中，从而形成了独特的经营理念和行为风范，逐渐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经商准则的“儒商”形象^[36]。

（一）不惧艰难、自强不息的创业意志

《孟子·告子下》中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心，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用这段耳熟能详的古语来形容传统商人行商的艰苦卓绝与百炼成钢的决心，是再合适不过了。

“商路达万里之遥，款项汇通天下之广”。山西受地理条件的限制，山多地少、土贫民穷、天寒风烈，这样的生存环境逼着三晋人背井离乡，出门讨生活，踏上了从商之路，同时也铸就了山西人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品质。晋商从明朝初期发迹到民国初年没落，跨越数百年，他们以晋冀为枢纽，开辟了南起福建武夷山、北跨长城，穿越蒙古戈壁滩，经西伯利亚去往欧洲的商贸之路。他们既为行商，又当坐贾，分店遍布全国，远达欧洲，占据了全国商业魁首地位。像祁县乔家祖先乔贵发，是个孤儿，因生活所迫走上了拉骆驼、走西口的道路，经过几年艰苦生活的磨炼，积攒了一点儿本钱开了豆腐坊以后，开始了做买卖的生涯，从现货交易丝绸、布匹、杂货、粮、油到农产品的期货交易，从商品买卖到存放款的“银钱买卖”，靠着自强不息的精神，战胜了常人难以忍受的艰难困苦，最后终于成为富甲一方的首富。

这种精神同样也体现在晋商的修身为人中。晋商各家都有严格的家规、号规，它的严苛程度令其他商帮商人自惭形秽。乔致庸自接手家业之后便立下了严格的二十条店规，乔家所有员工，包括东家本人必须戒五毒，戒懒、戒骄、戒贪，而最后的压轴条款，“任何时候不得与任何相与商家争做霸盘”，更被视为商规中的典范。遵循着这些严苛的规条，大多数晋商在艰险的经商生涯中保有一份坚定的信念，在瞬息万变的经商市场中稳扎稳打，并最终在内忧外患之下引领中国金融业走向辉煌。

古谚说“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徽州在明清时期是个穷山恶水的地方，八山一水一分田，自然条件十分恶劣。徽州人没有怨天怨地，穷则思变、奋发进取，为了改变自己的生活，毅然走出深山，闯荡四海，不畏艰险、拼搏进取、勇于创业，走上了行商的道路。徽商，同样在明朝时期迅速崛起，在清朝乾隆、嘉庆年间达到顶峰，到清朝末年逐渐衰微，纵横商界四百余年。鼎盛时期的徽商汇聚了巨额的社会财富，“对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市镇的兴起，商品市场的转型，资本主义因素的萌生，以及徽州得以‘富甲江南’都起着较大的作用”^[37]。

经商不易，商人要能吃得下千般万般的辛苦，非常人所能理解与忍受。出生于安徽绩溪的胡适先生曾经把徽商百折不挠的创业精神誉为“徽骆驼精神”。王致和在开始创业的时候，每天靠自己肩挑担扛、走大街串小巷，寒暑不间断，最终成就大业。安徽婺源商人李祖记在贩运木料时，看到一丁点儿的竹头木梢都收集起来，积少成多，加以利用，最终发家致富。富裕之后，他依然每天粗茶淡饭，一件布衣衫穿了十几年，一双云履只有在会见客人时才拿出来穿。黟县西递人胡贯三把自己的商贸物流店铺开在江西九江、景德镇、安徽休宁等地区，但每次他去江西时，也只带200文钱、一包锅巴和一把雨伞。路途上遇到茶亭歇息，就花一文钱买水就着锅巴来充饥解渴。生存的巨大压力磨砺出徽州商人勤俭节约、吃苦耐劳的品性。

（二）重诚守信、笃实不欺的为商品质

“始于诚、止于信”，中国传统商人在接受儒家思想教育的基础上，又受到世代相传的道德标准和价值体系的深刻影响，一直把诚信作为一个重要的商业道德。他们坚信的是“德是根本，财是末端”，在经商过程或人际交往中，常常把追求利益的行为与儒家的“道”联系在一起，从仁义道德出发，追求正当的商业利润。

诚实待人、珍视商誉是大多数晋商的一贯主张。他们以诚信为经营处事的准则，以做“善贾”“良贾”为荣，他们把商业信誉看得高于一切，认为只有做到诚信不欺，经商才能长久，才能制胜。在销售商品过程中，做到足斤足两，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如发现货质低劣，宁肯赔钱，也绝不抛售。孟县商人张静轩说：“（经商）结交务存吃亏心，酬酢务存退让心，日用务存节俭心，操持务存含忍心。愿使人鄙我疾，勿使人防我诈也。……前人之愚，断非后人之智所可及，忠厚留有余。”坊间也流传下许多谚语，“售货无诀窍，信誉第一条”，“宁叫赔折腰，不让客吃亏”。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北京城沦陷，周边局势混乱，山西部分票号的现银被洗劫一空，账簿被毁或丢失，损失非常惨重。但凡在票号有存款的外逃商人或居民，持券到上海、西安、太原、汉口等地的山西票号提现，一律给予兑取，分厘不差。由此可见，无论发生什么，晋商对待顾客和商家，都能做到以诚相待。他们深知，只有讲信用，重承诺，人们才愿意长期和他们做生意。

凡事以道德信誉为根本，晋商在对待相与（即同行与合作伙伴）时也非常注重诚信，有时明知无利可图，也不中途绝交。遇到对方因经营不善而倒闭，也不去苛责，而是泰然处之。如果祖辈经商因遇险而导致破产，但若干年后子孙从商发迹，他们也会主动代祖辈偿还陈债。梁启超曾评论道：“晋商笃守信用。”由此可见，恪守诚信是晋商由小到大、走向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在经商过程中尤其看重“忠”“信”二字，依道营商，依义行事，诚信为本，仁心济世，践行着“肩挑诚信走天下”的诺言，坚决不做违背良心的事情。徽州当地现存的许多楹联可以予以做证，如“秤平斗满，童叟无欺”“名正言顺，买卖不诈”，这都表明徽商经商非常讲究诚信。

休宁商人吴鹏翔到四川购买胡椒，到交货付款清点货物时发现收购而来的是一批有毒的胡椒。前来送货的货主苦苦央求，希望吴鹏翔不要声张，为了防止这批货物流入他人之手，转而危害购买的百姓，便花重金将其全部收购，且一把火烧了。黟县商人胡荣命经商五十载，功成身退，晚年衣锦还乡，有人想要花重金购买他的店名招牌，他想都没想就断然拒绝了。他说：“如果你是诚信经营的商家，何须要用我的店名？如若你不诚信经营，店名给了你，那不就砸了我的招牌？还是就不要连累我的店名好了。”晚清巨商胡雪岩的“胡庆余堂”门庭上有一方硕大的匾额“戒欺”，这也是胡雪岩及其后几代人经商的家训。据说，为制作急救药“紫雪丹”，胡庆余堂不惜消耗百克金、千克银来锻造银锅金铲，以保证制药器具的纯真纯正，从而确保药品的质量和效果。当时就有人说他傻，但胡雪岩的理念则是“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

（三）以义取利、重义轻利的经商理念

“诚招天下客，义纳八方财”，正是晋商义利观内在精神的体现。在处理义与利的关系上，晋商是成功的楷模，被誉为“轻财尚义，业商而无市井之气”。晋商在精神支柱上崇奉关公。他们以关公的“义”来团结同人，摒弃“见利忘义”的不良动机；以关公的“信”来取信于社会，取信于顾主，摒弃欺诈、伪劣等行为；坚持财自道生，以义取利、德兴财昌。繁盛时期，晋商几乎左右全国的金融市场，拥有得天独厚的竞争优势，但票号的号规中大多规定“贵忠诚，鄙利己，奉博爱，薄族恨”“重信义，除虚伪”，不做霸盘，不欺行霸市，也不以强欺弱，而是先义后利、义中取利，与相与们同舟共济，互利互惠，尤其是对一些资金少、规模小的钱庄、店铺、典当、账局等，他们不但不排挤，还会时不时给予资金等方面的资助。正是因为做到了以义取利，受一事诺一言，终生不渝，所以能取得客户信任，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脱颖而出，构筑起自己的商业帝国。

有着厚重儒家气息的徽商严格恪守职业道德，坚持公平交易的原则，高扬“义”的精神，强调“以义取利”“义利兼顾”“不以利为利”，遵从重义轻利的理念。明代弘治、嘉靖年间的商人程锁在溧水做生意，春天贷款，秋天收利，别人都收十之三四之利，但程锁仍然坚持只收十一之利。有一年丰收，市场上谷物价格低贱，为了不损害谷农利益，他仍按往年的价格收购粮食。当碰到荒年，市场上粮食价格上涨时，他又以往年的价格出售粮食。清朝道光年间的著名黔县茶商舒遵刚以“疏财仗义”而闻名于世，重利从义取，谨遵“生财有大道，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的生财之道，常把义利喻为源流关系：“钱，泉也，如流泉然，有源斯有流，今之以狡诈求生财者，自塞其源也。”^[38](www.xing528.com)

（四）经权求新、敢为人先的求变精神

传统商帮的影响力不仅来自富可敌国的财富，还有通变求新的商业智慧、敢为人先、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传统商人除了汲取儒家的道德伦理观外，还必须吸取兵家权变之策、法家的谋略之道，并将它们融会贯通，灵活运用，方能成功。也就是说，要想在对手如林的竞争中占有优势，立于不败之地，只靠勤俭、奋斗不够，还必须通权变、讲谋略，以出其不意的竞争策略与方法去制胜。

山西蒲州商人王海峰在沧盐“法弊引壅”，大家都不屑一顾，他独取沧盐，主动为盐官出谋划策，使局面为之改观，他继承白圭曾提出了“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的经营方术，创造了“人所弃我则取之，人所取我则就之”的经营诀窍，正是体现了晋商出奇制胜，善于竞争的精神。

此外，晋商票号开创异地汇兑汇票所用的“防伪”技术，令现代社会中的防伪专家都叹为观止。正如明代大臣、内阁首辅张四维说晋商：“能以心计阜通货贿，而擅其赢。”

明朝嘉靖年间，歙县商人阮弼到芜湖创立浆染作坊，正是他审时度势、不拘泥于常规，终成全国浆染界的巨商，也使得芜湖在当时成为全国浆染业的中心。他不墨守成规、善于创新求变，勇于突破现状。阮弼刚到芜湖时，发现浆染业最为走俏，但染色纸业却无人问津，于是，他想方设法，做了染色纸行业的牙商，也就是在市场交易中为买卖双方说合交易并抽取佣金的中间商。一开始只是赚取价格差或佣金，后来发现染色纸有巨大的市场需求，于是直接改行，开设了浆染坊局，实现生产销售一条龙。在生产过程中，他求新求变，增加了漂白提纯的工序，使得成品着色均匀、色泽鲜艳，广受顾客欢迎。在染色纸生意如日中天的同时，阮弼又跨进了染布行业。他精心挑选浆染原料，高薪诚聘浆染技师，并在产品上标记自己的字号，以提高信誉。鼎盛时期雇佣工人达几千人，阮弼终于集作坊主、牙商、祭酒、客商和坐贾于一身，成为全国浆染业的翘楚。

（五）知人善任、互助互惠的团队意识

知人善任，任人唯贤，用人所长，用人不疑，是晋商的用人理念。如乔致庸慧眼识人，因佩服阎维藩的胆识，以上宾之礼迎接辞官还乡的他，并聘任他为大德恒票号总经理，后者最终帮助乔致庸完成了创业大业。此外，“顶身股”开创了全体持股的先河，也是晋商一种聪明的经营模式，是晋商的首创。晋商的东家拿出一半甚至更多的盈利，让商号里的伙计们共同分享，“学徒四年以上出师，愿意接着在本店当伙计的，一律顶一厘身股，此后每年按劳绩逐渐增加”。这样一来，商家的利益与打工者的利益目标一致，东家可以完全放心地将资本交给大掌柜来管理，不必时时督促检查。而伙计们也会视票号为己家，人人用力，个个奋进。中国历史上有句名言，叫作“得人者昌”。对待店铺掌柜伙计仁义能换来忠心，对待相与仁义能换来长期的合作，对待乡人仁义能换来长盛不衰的乡党支持。

晋商深知抱团才能取暖，才能打天下，因此他们非常注重发挥群体的力量，讲究团结合作。首先，他们利用乡里家族的纽带，团结彼此。其次，他们经商到各地，会建立会馆，用来维系人情往来。最后，他们在精神上都崇奉关圣，讲义气、相互帮助、彼此依靠。用关圣的大义精神来协调商号间的关系，消除人际间的不和，在内部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商帮群体。18世纪至19世纪中叶，晋商长期垄断着中俄恰克图的茶叶等贸易，这种城市也因此被称为“有茶的地方”。繁盛时期，晋商的商号达120余家，各商号联合起来，组成商会，一致对外，维护大家共同的利益。晋商正是凭借着这样的商会群体力量，避免陷入势单力薄的困境，降低了陌生环境给经营带来的风险，在内部又便于进行同行间的管理和协调，减少内耗，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

徽商的经商理念亦是同理。徽商诞生在程朱理学的发祥地，他们聚族而居，有着极强的宗族观念和地域观念，重视血缘和地缘关系。在村落里，一个人外出经商取得成功后，往往会返回家乡，带动一个家族，甚至整个村庄的人都去经商。他们结伴同行，以老带新，同舟共济、互帮互助，依靠徽州会馆、同业公所、商会等互相提携，共谋发展。以众帮众是徽商们经营取得成功的基础。如果一家徽商出现资金不足，同乡同族之间或借贷或合资，通过各种方式将资本重新组合起来，进而扩大经营规模，使大家都具有更强的市场竞争力。同时，在竞争中合作、合作中竞争的竞合关系也是徽州商人最先明白的道理。

明洪武年间，朝廷鼓励商人运输粮食到边塞换取盐引，是为“开中法”。歙县商人汪玄仪、程金吾等人，便招揽了一大批宗族子弟、亲朋好友到两淮两浙盐场从事盐业买卖。而清朝时期的盐业、典当业和木业，也多为徽商所垄断，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正是因为徽商们乐于相互提携，互惠互助，共同发展，最终才能取得成功。

（六）兼济天下、为国纾难的爱国情怀

在中国传统的文化教育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倡导的人生追求目标，“先有国后有家”，商人在发展的过程中也是如此。无论是初出茅庐，还是久经商场，传统商人在经商过程中都以国家利益为根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在兴盛的数百年间，晋商继承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优良传统和爱国主义精神，他们在创造巨大财富的同时，对于社会做出的贡献也是不可忽视的。在连年战乱、社会衰败的时代，晋商代表乔致庸的“汇通天下、货通天下”不仅是一代代晋商的商业理想，更是“服务天下、为国为民”的责任使命。他们将视野投射到了更广阔的天地，将无数代晋商的目标上升成为心怀天下，兼济万民的人生志向，晋商金融业的繁荣，不仅是经商意义上的成功，更是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精髓的体现。

1898年，英帝国主义的福公司与山西政府签订了《山西开矿制铁以及运转各色矿产章程》20条，拿到了山西盂县、平定、泽州、潞安等地矿产的开采权，对山西的矿产资源进行掠夺，面对这种丧权辱国的情况，以祁县三晋源票号财东渠本翘为首，联合祁、太、平各票号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争矿运动。他筹措资金，成立公司，从英国人手中争矿、赎矿，实现了山西人民赎矿自办的愿望。持续十多年的斗争，晋商终于冲破层层压力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而徽商的一大特点就是“贾而好儒”。大多数徽商人自幼在私塾中学习诗书，后因迫于生计才弃儒从商。有的在从商之后，依然没有放弃读书或希望子孙仕进的想法。他们同样拥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人文情怀，让他们心胸更为广阔，志趣更为高远。光宗耀祖的心理使得徽商们经商取得成功之后荣归故里，造福乡里，或兴办学校、资助求学，或造桥修路、兴修水利，或搭棚施粥、赈灾备荒，这些在徽商中比比皆是。

明清时期，内外交困，内忧外患。每当国家处于危难的紧急关头，徽商总是多行义举，慷慨解囊，救国图存，为国纾难。明代徽商许芳“会庐州民大饥馑，即命滋发廪赈贷，人于是感恩刻骨。里中丁家园路险，往来者病之，于是捐赀葺治，过者口颂不衰”^[39]。再看清朝徽商汪应庚为国纾难的善举，“（雍正）十年、十一年，江潮迭泛，州民仳离，应庚先出橐金安定之……是举存活九万余人”。汪应庚还热衷公益，兼济天下，“又尝出五万余金建府县学宫，以二千余金制祭器、乐器。又出万三千金，购腴田，归诸学，以所入供岁脩”^[40]。清代婺源人俞俊锦在乐星、德兴做贸易时，发现两州百姓因长堤倾圮屡遭水患，苦不堪言。俞俊锦身带千金募工修筑，三年过后终于完成。这样的事例在徽商身上可谓屡见不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