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的契丹帝国时期，契丹人在草原丝绸之路上占据重要地位。契丹帝国极盛时，其疆域东至日本海，西至阿尔泰山，北至额尔古纳河、外兴安岭一带，南到今河北省中部的白沟河一带，几乎垄断了草原丝绸之路东端的主要路线。到喀喇契丹（一些学者称之为“第二契丹帝国”）时期，契丹人占据着草原丝绸之路上至关重要的河中地区。河中地区自公元前6世纪波斯帝国时代起，就是沟通东西方世界的桥梁。两千余年来，河中地区一直是多民族、多种文化、多种文明碰撞与交融的舞台。契丹人以河中地区为中心，占据中亚、西亚大片土地，也就占据着草原丝绸之路的枢纽。
契丹帝国的繁荣，客观上推动了中亚、西亚、东欧草原民族国家的发展。其中，位于草原丝绸之路西端、东欧草原上的匈牙利，也是在11至13世纪时获得迅猛发展并达到鼎盛。匈牙利是东方商人经草原丝绸之路进入欧洲的第一站，也是欧洲商人走出欧洲、踏上草原丝绸之路的起点。东西方商品在那里中转，东西方商人在那里汇聚。东面契丹帝国、喀喇契丹的经济发展、贸易繁荣，客观上促进了匈牙利的强盛。
11至13世纪时，匈牙利王国达到鼎盛，此时的匈牙利国王同时兼任波希米亚国王、克罗地亚大公、波兰国王、那不勒斯国王、达尔马提亚大公等职，所辖区域涵盖了东欧绝大部分地区。匈牙利是基督教世界抵御东方诸文明特别是亚洲内陆游牧文明和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向西扩张的屏障，被当时欧洲人称为“基督教之盾”。匈牙利在东面处于守势的同时，不断插足中欧、西欧事务，一直在西面处于攻势，这也在客观上阻挡了基督教文明向东扩张。因此，匈牙利成为东西方文明的分界线，它不仅处于东西方世界的地理节点上，而且处于政治、宗教和文明的节点上，兼具东西方文明的双重特征。
匈牙利人虽然定居欧洲，但属于东方游牧民族，与东方文明有着极深的渊源。匈牙利人自称“马扎尔人”（匈牙利文Magyar），是亚欧大陆内陆草原游牧民族，最早生活在卡玛河、别拉雅河、乌拉尔山环抱地带。马扎尔人每年秋天迁徙到河谷地带，以便能够度过漫长的寒冬，开春就迁徙到山地平原或丘陵地带，以便繁衍牲畜。马扎尔人主要有七个游牧部落：马扎尔部（Magyar）、涅克部（Nyék）、菊特切尔马特部（Kürtgyarmat）、陶尔扬部（Tarján）、耶诺尔部（Jen
）、塞尔部（Kér）和凯西部（Keszi），其中马扎尔部最为强大，居于七个部落之首。因此，这七个游牧部落以及后来形成的民族共同体，就以“马扎尔”为名。公元91年，位于中国北方的北匈奴西迁，揭开了亚欧大陆上持续近千年的民族大迁徙的序幕。9世纪时，马扎尔人迫于来自中亚的各支游牧民族的压力，向西迁徙。为了避免被其他游牧民族吞并，七个马扎尔部落联合三个可萨部落，组成了一个相对较大的部落联盟。盟誓时，每个部落拿出一支箭，共十支箭捆在一起，插在敖包之上，象征着联盟的达成。在当时中亚游牧民族的语言中，“十支箭”的发音为“On-Ogur”，邻近的斯拉夫人以此来称呼这个新成立的部落联盟，并根据当时的斯拉夫语发音，将其讹读为“Vengr”。这一名称由斯拉夫人传入欧洲，被一再转译、讹读，就成了今天英语中的“Hungary”，中国学者在19世纪末根据英语将其译为“匈牙利”。
9世纪下半叶，匈牙利人翻越喀尔巴阡山脉，迁徙到东欧平原，并于896年正式建立匈牙利王国。匈牙利人初入欧洲时，攻势极盛，兵锋甚至一度远至大西洋岸边。955年8月，匈牙利人在奥格斯堡战役中被东法兰克王国萨克森王朝的第二代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的开创者奥托一世组织的欧洲联军击败。奥格斯堡战役打破了匈牙利人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动摇了匈牙利的内部凝聚力。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匈牙利人不得不选择皈依基督教。1000年12月25日，罗马教皇西尔维斯特二世为匈牙利国王圣·斯蒂芬一世加冕，基督教被立为匈牙利王国的国教，匈牙利正式成为当时欧洲的一部分。
东方的契丹帝国在将燕云十六州纳入版图之后，并没有全盘照搬中原王朝的国家治理制度，而是结合本民族传统，有选择地将中原王朝典章制度融入自身的国家治理制度之中，因地制宜、因俗而治，确立了一国多制的国家治理方针。与东方的契丹帝国相辉映，西方的匈牙利王国虽然定居欧洲，却没有全盘照搬当时欧洲的封建制度，而是始终坚持基于自身东方传统，有选择地将西方元素融入国家治理模式，创立出具有独特性的州治制度（匈牙利文megyerendszert），使之成为匈牙利国家建构和治理的基石，更成为匈牙利得享数百年繁荣强盛的制度保障。州治制度将匈牙利人的东方传统政治组织观念与当时欧洲普遍盛行的封建制度加以融合，是唯一一项将东方制度文明元素引入中世纪欧洲国家治理中的制度。州治制度与匈牙利国家独特的治理模式，保障了匈牙利民族成为唯一一个进入欧洲而没有完全欧洲化的东方游牧民族，深刻地影响了现代匈牙利民族有别于欧洲其他国家、民族的独特价值观念的形成，塑造了作为欧洲国家的匈牙利对东方文明的强烈认同感。
圣·斯蒂芬一世将基督教确立为匈牙利王国的国教之后，从欧洲各地邀请大量教士、骑士旅居匈牙利，帮助匈牙利人建设国家，这些人将欧洲的封建制度、思想文化、生活习俗等引入匈牙利王国。同时，圣·斯蒂芬一世融合了匈牙利人的东方游牧民族传统政治组织形式和当时欧洲普遍盛行的封建制度，打破匈牙利人原有的氏族血缘纽带，创立了匈牙利州治制度。匈牙利州治制度以地域为划分依据、以城堡为中心。每个“州”（匈牙利文megye）的大部分土地属于王室领地，负责提供王室的开支、供养国王在各州的军队；其他少部分土地是大领主的采邑、教会土地以及自由民的居住地。每个州以一座城堡为中心，城堡负责代表国王对该州履行行政管理职责，但城堡自身的行政管理体系又是独立于州之外的另一套系统，城堡的开支由隶属于城堡的农奴负责提供。匈牙利的一些州采用第一任州长的姓氏来命名，例如索尔诺克州、萨波尔奇州等，但这与此前匈牙利人氏族部落以首领姓氏命名有着本质的不同，这仅仅是国王给予各州州长名义上的殊荣而已，不代表各州州长在自己管辖的州内具有实质上的绝对权力。各州州长仅仅是国王在各州的代言人，他们直接对国王负责，国王对各州州长有任免权。
与契丹帝国的“宫帐”制度、“捺钵”制度类似，匈牙利在国家中央行政管理方面，保留了草原游牧民族的传统习俗。在中央行政管理方面，圣·斯蒂芬一世保留了匈牙利人的游牧民族传统，没有设立固定的国家首都，而是设立可以移动的“宫帐”，并在全国范围内指定了几个国王驻地，这与契丹帝国的斡耳朵制度、捺钵制度极为相似。每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圣·斯蒂芬一世在全国各地巡行，他走到哪里，宫帐就安在哪里。巡行过程中，圣·斯蒂芬一世直接插手各地的行政管理事务、征收各州王室领地的赋税。每年，圣·斯蒂芬一世仅有少部分时间居住在指定的几个国王驻地之中。宫帐制度是州治制度的一部分，有效地巩固了匈牙利国王在地方上的绝对权力。
与契丹帝国的中央集权类似，州治制度的推行，使得地方权力收归中央、收归国王所有。匈牙利的州治制度融合了东西方制度文明的双重元素，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保障了东西方文化在匈牙利王国内部的和平共生，保障了国王的绝对权力和匈牙利王国的中央集权，客观上加强了匈牙利的国家整合力和民族凝聚力，促进了匈牙利王国走向强盛。在11至13世纪极盛时，匈牙利王国所辖区域涵盖波希米亚、波兰、克罗地亚、那不勒斯、达尔马提亚等东欧绝大部分地区，几乎整个东欧都处于匈牙利王国的中央集权统治之下，这在客观上为当地贸易的发展提供了和平、安定的环境。
州治制度也是匈牙利能够在古代丝绸之路中发挥枢纽作用的制度保障。位于东西方文明分界的前提基础和州治制度的制度保障，促进了匈牙利经济的稳定发展和草原丝绸之路的贸易繁荣。11至13世纪，匈牙利王国是东方商人经草原丝绸之路进入欧洲的第一站，也是欧洲商人走出欧洲、踏上草原丝绸之路的起点。东西方商品在匈牙利中转，东西方商人在匈牙利汇聚。匈牙利王国经济、贸易在这一时期达到空前繁荣。(www.xing528.com)
生活方式方面，在游牧和定居之间、在保持自身游牧民族传统和借鉴农耕民族宝贵经验之间寻找平衡点，是东方契丹帝国和西方匈牙利王国的共同特征。匈牙利人原本是来自亚洲内陆草原的游牧民族，初到东欧平原时，仍旧保持着游牧生活方式。匈牙利牧民夏天赶着牧群“逐水草而居”，冬天则选择背风避寒的地点安顿下来。随着草原丝绸之路经过匈牙利境内，一些重要贸易地点逐渐发展为村庄甚至城镇，这促进了匈牙利人由游牧向定居生活的过渡。起初，匈牙利人村庄中的住舍以帐篷为主，仅有少量的房舍建筑。匈牙利人在夏季依旧离开村庄游牧，只有冬季才回到村庄居住。随着贸易繁荣，村庄逐渐成为匈牙利人的生产、生活重心，部分匈牙利人转牧为农，围绕村庄开垦耕地。匈牙利牧民的游牧范围也主要围绕村庄展开，每逢星期日，除了在牧地看守火种的牧民之外，其他牧民大多回到村庄中从事礼拜活动。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人口的增长和经济、贸易的发展，一些较大的村庄逐渐发展为城镇，这主要得益于草原丝绸之路的贸易繁荣。
由于贸易的繁荣、经济的发展，匈牙利的社会分工特别是生产分工日益细化。在一些新兴村庄中，全体成员甚至专门从事某一行业，这样的村庄也相应地以这种行业来命名，例如科瓦奇村（匈牙利文Kovácsi，意为“铁匠”）、涅尔盖什村（匈牙利文Nyerges，意为“制鞍匠”）、乔塔利村（匈牙利文Csatári，意为“制盾匠”）等。
草原丝绸之路贸易的繁荣和匈牙利经济的发展，吸引了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居民移居匈牙利，充实了匈牙利王国的人口和劳动力。匈牙利王国位于东欧草原，地广人稀。为了充实人口、提高生产力，圣·斯蒂芬一世在位时期就制定相关政策，招徕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移民进入匈牙利，并给外来移民提供种子和农具，鼓励移民开垦荒地。鼓励移民的政策为匈牙利王国历代国王所沿用。到13世纪初，匈牙利境内的移民不仅有来自东欧广大地区的波希米亚人、乌克兰人、罗马尼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拉夫人等，还有来自中欧、西欧的日耳曼人、高卢人等，甚至有来自亚洲内陆草原的库曼人、佩切涅格人、钦察人、可萨人等，以及来自阿拉伯世界的穆斯林商人。外来移民的大量涌入和大量荒地的开垦，大大提高了匈牙利的社会生产力。
村庄和城镇的兴起、生产分工的细化与外来移民的大量涌入，是草原丝绸之路贸易繁荣、匈牙利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进一步促进了草原丝绸之路贸易的繁荣，形成良性循环。匈牙利王国治下的达尔马提亚地区位于亚得里亚海东岸，这一地区的扎拉城、斯普利特城等城市均是当时欧洲重要的贸易港口。仅仅是亚得里亚海东岸的贸易城市扎拉城，就足以成为“商业帝国”威尼斯的重要竞争对手，以至于1202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之初的第一场战役，威尼斯人就怂恿十字军攻占并洗劫了扎拉城，当时匈牙利的贸易繁荣程度由此可见一斑。经济和贸易的空前繁荣，使得匈牙利在11至13世纪占据了草原丝绸之路中的重要地位。
匈牙利在古代丝绸之路中的重要地位，对东西方世界的文化繁荣和文明互动产生了深远影响。匈牙利在草原丝绸之路上发挥的枢纽作用，促进了整个草原丝绸之路的贸易繁荣，进而促进了沿线草原民族、游牧国家的崛起和兴盛。11至13世纪是匈牙利贸易繁荣的鼎盛时期，同时也是契丹等东方草原民族、游牧国家兴盛的时期和古代东西方文明频繁互动时期。草原丝绸之路东端的契丹帝国与西端的匈牙利王国相互促进，通过贸易纽带频繁互动，共同推动着草原丝绸之路的发展繁荣。
欧洲中世纪时，匈牙利虽然是基督教世界在东面抵御亚洲内陆游牧民族和阿拉伯人向西扩张的“基督教之盾”，但在草原丝绸之路上，却是连接东西方贸易的桥梁。在匈牙利，不仅东西方商品在此中转，而且东西方文明在此汇聚、交融、互动。匈牙利国王圣·拉斯洛一世在位时，匈牙利王国取得了抵御来自亚洲内陆草原的游牧民族佩切涅格人和库曼人向西扩张的决定性胜利，由此为匈牙利王国东部边境带来了长达150余年的安全保障，为整个基督教世界创造了一个多世纪相对和平、安定的局面。民族大迁徙时代以来欧洲长达700余年的大规模战争结束，西方基督教世界迎来了经济、文化的发展时期，西欧的“12世纪文艺复兴”即得益于此。匈牙利在古代丝绸之路上的关键地位，塑造了匈牙利国家和民族的独特性。时至今日，匈牙利仍是东西方世界的分界线，处于东西方文明交融的重要节点之上。2015年6月6日，匈牙利与中国正式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匈牙利政府关于共同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成为欧洲第一个加入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这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与匈牙利在古代草原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位密不可分。
位于草原丝绸之路关键位置的匈牙利王国与草原丝绸之路东端契丹帝国（包括喀喇契丹）的友好往来、频繁互动，带动了整个草原丝绸之路的贸易繁荣，进而促进了东方草原帝国的崛起，10至12世纪契丹帝国的兴盛和13世纪蒙古帝国的崛起，均受惠于这一时期草原丝绸之路的贸易繁荣。在草原丝绸之路贸易的带动下，契丹人建立起东起渤海之滨，北至西伯利亚，南到今天河北、山西等地，向西曾一度远至西亚的强大帝国，将东方的中华文明向北、向西推广到遥远的西伯利亚、中亚甚至西亚等地，为中华文明向世界的传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草原丝绸之路沿线游牧国家的崛起和东西方文明的频繁互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契丹帝国特别是喀喇契丹在古代丝绸之路中的枢纽作用及其对草原丝绸之路贸易繁荣的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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