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帝国：契丹-元昊称帝

正当契丹帝国忙于对宋朝、高丽的战争以及内部权力斗争之际，契丹帝国西南方向的党项人崛起，并建立了与契丹帝国、宋朝并立的国家，史称“西夏”，对契丹帝国的西南边境构成极大的威胁。

党项人是“五胡十六国”中羌人的一支，称为“党项羌”。党项人早期没有农业，生产生活依赖畜牧业。党项人早期没有文字、没有历法，以草木枯荣来计算“年”。和北方游牧民族原始崇拜一样，党项人崇拜天地鬼神。党项的丧葬方式为火葬，这和东北的女真人较为接近。党项人尚武，据《隋书》记载：党项人“每姓别为部落，大者五千余骑，小者千余骑”。按照党项旧俗，如果同氏族的成员受到其他氏族伤害，同氏族必须团结一致复仇，在未复仇前，同氏族成员不洗脸、不打理头发、赤足、不吃肉，直到完成复仇为止。党项人崇尚白色，因此后来建立的国家也自称“大白上国”（党项语“邦泥定国”）、“白高大夏国”。

唐朝时，党项人依附鲜卑吐谷浑部，经常与吐谷浑联合对抗青藏高原上的吐蕃。吐谷浑政权灭亡后，党项人内附唐朝，被唐朝安置在松州（今四川省松潘县），后来几经迁徙，居住于今天青海、甘肃、宁夏部分地区。党项人早期处于部落联盟状态，盟主部落的首领姓拓跋，因此，后来党项人建国后，开国皇帝李元昊就坚称党项是鲜卑后裔。安史之乱爆发后，吐蕃占据了河西陇右之地，党项人被唐朝安置在了夏州以东、银州以北地区，唐代宗于765年册封党项首领拓跋朝光为静边州大首领、左羽林大将军，并许其在银州（今陕西省米脂县）建立牙帐。

唐朝末年，唐僖宗册封党项首领为夏州节度使，后因党项人助唐军平定黄巢起义之功，党项首领拓跋思恭被唐朝赐国姓“李”，册封“夏国公”，拓跋思恭的部队也被唐朝称为“定难军”。至此，拓跋思恭以夏国公、定难军节度使身份，占据银州（今陕西省米脂县）、夏州（今陕西省横山区）、绥州（今陕西省绥德县）、宥州（今陕西省靖边县）、静州（今陕西省米脂县西）共约5.2万平方公里的五州之地。

宋太宗赵光义即位之初，宋朝忙于对契丹帝国的战事，党项首领李继迁率众在夏州东北三百里的地斤泽（今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一带）割据，并经常袭扰宋朝西北边境。985年，李继迁与族弟李继冲一起诱杀宋朝驻防西北的将领曹光实，攻占银州、会州（今甘肃靖远县），彻底与宋朝决裂。为了寻求外援，李继迁向契丹帝国称臣，契丹帝国册封李继迁为“夏国王”。996年，李继迁截击宋军粮草车队，共截获军粮40万担，宋太宗赵光义大怒，派兵攻打李继迁，被李继迁击败。第二年，即997年，宋太宗驾崩，其子赵恒即位，史称“宋真宗”。宋朝在皇位更迭之际，无暇西顾，李继迁趁机发展壮大。1004年，李继迁遭吐蕃首领潘罗支暗算，中箭身亡，其子李德明即位，并遣使上报契丹帝国。同年，辽圣宗耶律文殊奴封李德明为“西平王”。李德明即位后，不仅继续向契丹帝国称臣，而且主动缓和与宋朝的关系。1006年，李德明向宋朝奉上请求归附的誓表，宋真宗赵恒加封李德明为特进（官职名称，地位大致相当于三公）、检校太师兼侍中、持节都督夏州诸军事、行夏州刺史、上柱国、定难军节度使等职。1028年，李德明派遣其子李元昊领兵灭亡了甘州回鹘，党项人占据了整个河西走廊，势力范围扩展到了玉门关。1032年，李德明病逝，其子李元昊即位。

李元昊继承父祖遗志，积极开疆拓土。在李元昊即位的同年，即1032年，他就挑起了对河湟吐蕃的战争，攻占了猫牛城（今青海省大通县）。1036年，李元昊击败河西回鹘，并占领肃州（今甘肃省酒泉市）。1038年，李元昊正式称帝建国，国号“大夏国”，史称“西夏”。

西夏正式建国的第二年，即1039年，李元昊遣使到宋朝，要求当时在位的宋仁宗赵祯正式承认他的皇帝称号。宋仁宗断然拒绝，并下诏“削夺赐姓官爵”，停止党项人与宋朝之间的互市贸易，并在边境张贴榜文，悬赏捉拿李元昊，集结重兵准备围剿新生的西夏政权，西夏与宋朝之间正式拉开战争序幕。

1040年，李元昊御驾亲征，统率约10万大军围攻宋朝的西北重镇延州。宋朝将领刘平、石元孙、黄德和、万俟政、郭遵等各率领本部人马驰援延州，但步骑兵总数仅有1万余人。李元昊派人冒充延州知州范雍的信使，到刘平军中，诈称知州范雍在延州东门等候接应援军入城，希望宋军分成小队行进，以免阻塞入城道路。刘平不知是计，将前锋2500名兵士分成50队前进。行至半途，刘平发现那名所谓的“信使”不见踪影，才恍然大悟，立即派人飞马去召回前锋部队，不幸的是，此时宋军前锋2500名兵士已经相继落入党项军队虎口。刘平急忙下令宋军全军火速前进，行进至距延州五里处的三川口，遭遇党项伏兵。党项人依仗人多势众，首先发动攻击。酣战之际，党项骑兵冲乱宋军队形，宋军稍退。刘平等将领正打算重整队列、发起进攻之际，宋军后军将领黄德和贪生怕死，率先逃遁，以致宋军全军大乱。李元昊趁势发动总攻，宋朝援军全军覆没，郭遵等将领阵亡，刘平等将领被俘后不屈殉国。这场战役史称“三川口之战”。围歼宋朝援军之后，李元昊收拢部队，准备进攻延州城，但恰巧遇到天降大雪，党项军缺少御寒衣物，宋军援军又至，李元昊只好撤军。

三川口之战结束后，宋朝在西北边境修筑堡寨，凭堡据守，使得党项骑兵的野战优势发挥不出。特别是宋军中两位主将韩琦和范仲淹，苦心经营边境防务，屡屡挫败党项小股部队的袭扰。由此，宋夏边境上流行一首《边地谣》：“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1041年，即三川口之战结束后的第二年，李元昊率军10万进攻宋朝泾原路。针对双方军队的优劣势，李元昊将主力骑兵埋伏在好水川，派遣一支偏师佯攻怀远城，以引诱宋军出击，进入埋伏圈，然后发挥骑兵优势，围歼宋军。得知西夏来袭，泾原路宋军主将韩琦果然中计，命令数万宋军主动出击迎敌，任福、桑怿率轻骑兵数千作为前锋，朱观、武英等率主力部队紧随其后。任福所部与党项军在怀远城附近的张义堡展开战斗，斩杀数百党项兵，党项军佯装败走，引诱宋军追击。任福率轻骑兵追至好水川口时，天色已晚，宋军人困马乏。于是，任福命令部队就地扎营，并派信使邀桑怿等各路宋军次日会师好水川口，合击党项军。次日清晨，任福、桑怿等率军深入好水川向西进发。行至半途，宋军士卒发现路旁有数只银泥盒，将盒子打开后，百余只哨鸽从盒中飞出，这正是党项军出击的信号。党项军从四面八方杀出，李元昊在山顶竖起两面大旗，居高临下地指挥战斗。宋军向左突围，则旗帜向左摆动，宋军向右突围，则旗帜向右摆动，宋军左冲右突仍不得突围。两军自辰时战至午时，宋军阵亡万余人，任福身负重伤，自尽殉国，任福之子任怀亮、桑怿、刘肃、武英、王珪、赵津、耿傅等将领均阵亡，仅朱观率千余人狼狈逃出生天。这场战役史称“好水川之战”。

歼灭宋军主力后，李元昊并没有乘胜攻打宋朝坚固的边境城池，而是班师休整，积蓄力量准备下一场大战。好水川之战的同一年，李元昊率领养精蓄锐的党项军队卷土重来，兵锋直指宋朝西北麟州、府州、丰州三座重镇。经过反复争夺，党项军占领丰州，并攻陷麟州和府州之间的所有堡寨，隔绝了两州之间的道路。麟州、府州宋军凭城死守，多次打退党项军的进攻。到这一年冬天，宋夏之间在两州附近的琉璃堡、建宁寨爆发两场战役，党项军没有占据上风，只好撤军。这场围绕麟州、府州、丰州的争夺展开的战役史称“麟府丰之战”，除丰州被党项军占领之外，双方基本打成平局。

1042年，李元昊率军10万，分两路进击宋朝西北重镇镇戎军（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宋朝泾原路经略安抚招讨使王沿命令副使葛怀敏率军在渭州（今甘肃省平凉市）至瓦亭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隆德县东北）一线阻击党项军。葛怀敏兵分四路推进，李元昊避开宋军锋芒，迂回到宋军背后，切断宋军粮道和归路。葛怀敏仓促收拢各军，退守定川寨。党项军乘势掩杀，宋军溃兵争相入寨逃命，就连葛怀敏本人都被溃兵挤得摔下战马，差点儿被践踏致死，幸亏部将拼死保护才死里逃生。宋军退入定川寨后，紧密寨门，坚守待援。李元昊将定川寨团团围住，却并不急于攻打，而是首先派兵截断定川寨水源。宋军缺水缺粮，将要无法支撑，葛怀敏匆忙改变坚守待援的原计划，下令全军突围，奔赴镇戎军。李元昊早已在定川寨通往镇戎军的道路上设下伏兵，因此稍稍撤围，故意让宋军逃出定川寨。宋军出寨不久便遇到党项军阻击，李元昊率领骑兵四面杀出，宋军顿时全线崩溃，葛怀敏与部将曹英、赵珣等16名将领战死，宋军士卒战死近万人。这场战役史称“定川寨之战”。宋军全军覆没后，党项军纵横宋朝边关600里大肆劫掠，如入无人之境。李元昊本想乘胜攻下镇戎军，但得知宋朝派范仲淹等将领统率20余万军队赶来救援，只好先行撤兵。

1040年到1042年三年间，宋夏双方相继爆发了三川口之战、好水川之战、麟府丰之战、定川寨之战四场大战，宋朝四战皆败，西北边境主力部队损失殆尽，使得宋军在西北只能处于守势。西夏方面，四场大战的胜利使得党项人和新建立的西夏在西北地区得以稳固立足，然而，党项人在四场大战中均是以多胜少，李元昊每次出兵动辄10余万，令原本人口较少的党项承受了巨大的战争负担。四场大战中，李元昊均采取引诱宋军出击、发挥骑兵优势围歼的战术方针，也暴露出党项骑兵擅于野战、不擅攻城的特点。四场大战之后，宋仁宗严令边关严防死守，任何人不得主动出战，同时对西夏实行经济封锁，关闭榷场，禁绝贸易，尤其严禁青白盐出境。宋朝的一系列对策使得党项人不仅很难再在战场上有所收获，而且给西夏经济造成致命打击。鉴于双方战略态势，李元昊主动遣使向宋朝请和。1044年，党项与宋朝达成和议，和议内容如下：

一、西夏向宋朝称臣，李元昊取消帝号，宋朝册封李元昊为“夏国主”，赐以“夏国主印”，允许其自置百官；

二、宋夏战争中西夏占领的宋朝各州县，均从中间划界，双方各占一半；和议签订之前宋夏双方所掠兵士、百姓不再归还对方，和议签订后，双方如有人员逃亡到对方，须归还逃人；

三、宋朝每年向西夏赐予“岁币”，包括银7万两、绢15万匹、茶3万斤；除此之外，每年各种节日另赐给西夏银合计2.2万两、绢合计2.3匹、茶合计1万斤；(www.xing528.com)

四、双方边境设立榷场，开放互市贸易。

宋夏之间的这一和议签订于宋仁宗庆历四年，因此史称“庆历和议”。范仲淹《岳阳楼记》开篇写道：“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其中的滕子京就是在宋夏战争中担任守备宋朝西北重镇泾州的知州。从三川口之战到定川寨之战，宋军伤亡惨重，宋夏签订和平协议后，宋朝清算边关将领功过，据朝中官员弹劾，滕子京借抚恤阵亡将士之名，贪污公款，经好友欧阳修、范仲淹力保，才免于处刑，因而被宋仁宗从边关重镇泾州贬到内地的巴陵郡，这才有了滕子京重修岳阳楼、范仲淹作千古名篇《岳阳楼记》的典故。

宋夏签订“庆历和议”之后，并没有像契丹帝国与宋朝签订“澶渊之盟”之后那样维持了长达百余年的和平局面，随着西夏和宋朝各自国内政局的变动，宋夏之间经常爆发战争。特别是宋神宗赵顼在位期间，由于王安石变法使得宋朝财力增强，宋神宗于1081年出兵约35万，分五路进攻党项，史称“五路伐夏”，但遭受惨败，全军覆没。后经契丹帝国从中斡旋，宋夏双方才罢兵休战。

宋朝与西夏之间旷日持久的战争使得宋夏双方均损失惨重，也使得契丹帝国从中获益。早在李元昊的父亲李德明担任党项首领时，李德明就为儿子李元昊向契丹帝国求婚，促成李元昊迎娶辽圣宗耶律文殊奴的养女兴平公主为妻，并使得党项获得了契丹帝国的支持。

1042年，辽兴宗耶律只骨趁宋夏定川寨之战宋军惨败之机，遣使到宋朝索要“关南十县”。关南十县成为契丹帝国与北宋边境冲突的一个焦点问题。早在1004年，承天太后萧绰与圣宗耶律文殊奴母子御驾亲征，进攻宋朝，首先出兵攻占的就是关南十县。“澶渊之盟”时，契丹帝国与宋朝之间反复争论的焦点也是宋朝是否承认关南十县归属契丹帝国，宋朝一方虽然在关南十县问题上寸步不让，但在岁币等问题上对契丹帝国做出让步，这才使得关南十县留在了宋朝境内。1042年，辽兴宗耶律只骨趁宋朝在宋夏战争中失利之机，派遣南院宣徽使萧英、翰林学士刘六符出使宋朝，就以下四个问题向宋朝发出责问：

一、宋太祖赵匡胤不应该辅佐后周世宗柴荣夺取瓦桥关以南十县之地，破坏双方的友好关系；

二、宋太宗赵光义单方面挑起战争，多次发兵进攻契丹帝国，妄图夺取燕云十六州，实属师出不义；

三、西夏国主李元昊与契丹帝国有甥舅之亲，并且西夏早已向契丹帝国称臣，是契丹帝国的附属国，宋朝出兵西夏，事先并未告知契丹帝国，属于背弃两国盟约的行为；

四、宋朝不应在辽宋边界上增筑工事，添置边军。

契丹帝国重提关南十县问题，要求宋朝交出关南十县。宋朝一方既不舍得让出关南十县，又不愿与契丹帝国发生正面冲突。双方几经讨价还价，最后宋朝虽然拒绝交出关南十县的土地，但却允诺将关南十县的税赋交给契丹帝国。同时，宋朝许诺将每年给契丹帝国的“岁币”从30万（银10万两、绢20万匹）增至50万（银、绢各增加10万），并且改“赠岁币”为“纳岁币”，无形中降低了宋朝的地位。这一事件发生在辽兴宗重熙年间，史称“重熙增币”。

“重熙增币”之后，契丹帝国于1075年再次重提辽宋边界问题。当时在位的辽道宗耶律查剌派遣萧禧出使宋朝，要求以黄嵬山为界，重新划定契丹帝国与宋朝之间的边界。宋神宗赵顼派遣河北西路察访使、《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与契丹帝国交涉。沈括查阅各种档案文件、山川地图，对契丹帝国使者萧禧等人提出的边界质疑一一作答。多亏沈括据理力争，才使得契丹帝国一方作罢，放弃了重新划定辽宋边界的计划。

契丹帝国虽然趁宋夏战争之机，从宋朝索取了一定的利益，但宋夏双方达成和平协议之后，西夏就将矛头转向了契丹帝国。契丹帝国之前利用西夏牵制宋朝、扶植西夏共同对抗宋朝的计划中断。面对来自西南边陲西夏的威胁，契丹帝国不得不独自迎战，对西夏诉诸武力。

定川寨战役遗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