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态学理论来看,人类教育已历经了原生式教育阶段到竞生式教育阶段的演进历程,如今正迈向共生式教育阶段。三个阶段分别对应的是古代教育、近现代教育及当代教育。在当代教育已现端倪的共生式教育中,教育的矛盾已不再是主客不分或者主客二元的结构,而是一种主体—客体—主体互动共生的复合结构[78]。对教育系统现代化的考察,共生态势是一个重要的观测点。如前所述,高校专业分流是一个集合目标和过程的社会行动系统,包含履行适应功能、达鹄功能、整合功能和维模功能的子系统。同时,高校专业分流又是高等教育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它与高等教育系统中的其他子系统相互依赖又彼此制约。从共生系统的角度来考察高校专业分流系统也不失为一个有益的尝试。
基于共生理论,我们对高校专业分流系统共生态的考察,可以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高校专业分流系统的整体性。整体性是生态系统的基本属性,意味着系统内部各要素与系统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互相依存关系。高校专业分流是一个具有普遍联系关系的统一整体,需要关注和不断调试系统内的维模功能子系统、整合功能子系统、达鹄功能子系统和适应功能子系统以及外部的高校大类招生培养系统、高校专业建设系统等外部系统之间的关系,使其和谐共存,共同服务于促进学生全面个性发展的目标。二是高校专业分流系统的开放性。开放性是任何系统存在与发展的前提条件。无论是有生命的系统,还是无生命的系统,都需要以共生单位的分工、工作为基础,实现物质、信息与能量的生产、传递及交换,从而在双边交流与广泛的多边交流机制中,建立系统进化的对称性互惠共生模式,形成稳定高效的共生形态[79]。高校专业分流系统的开放性体现在系统与社会需求系统之间的输入输出、专业分流系统与大类培养系统及专业建设系统的互惠互利、系统内四个功能子系统的相互关联。三是高校专业分流系统的自组织性。系统的自组织性意味着系统的运行是一种自发的以内部矛盾为轴心,以外部环境为条件的过程。高校专业分流系统的自组织性同时隐含了两层意思:一方面,高校专业分流系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因为系统的自组织性需建立在开放性的基础上;另一方面,高校专业分流是一个自发的运动,专业分流系统的进化是应有之义。
本章通过对大类招生背景下高校专业分流研究的核心概念的界定和相关概念的辨析,明晰了研究的具体所指:高校专业分流是高校专业分流的主体,依据社会发展需求、高校资源及分流对象的意愿与条件,对分流对象有目的、有计划地区分专业归属之活动。其中,高校专业分流主体包括作为调控和执行主体的高校和作为参与主体的学生,高校专业分流对象为有志于专业分流的学生。高校专业分流对象在整个分流过程中,既是被分流的客体,也是参与的主体,具有双重属性。高校专业分流是大类招生培养模式中的关键一环,承接高校大类培养中的前期基础教育阶段与后期专业教育阶段。就其本质而言,高校专业分流是一种围绕专业、学生选择与高校引导的双向互动过程。基于高校主体的视角,高校专业分流活动即高校专业分流的引导。基于学生主体的视角,高校专业分流活动即学生的专业选择行为。两种视角是高校专业分流的一体两面,密不可分。学生的专业选择是在高校引导下的选择,高校的专业分流引导是基于学生专业选择的引导。
在对高校专业分流进行界定之后,本书认为大类招生背景下高校专业分流研究基于三个理论支点。其一,从科尔曼理性选择理论视角来看,高校专业分流中学生选择专业的行为是为达到一定意图和目的而通过社会交换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性行动,它是个人行为,同时也是一种集体行为。本研究着眼于作为一种集体行为的学生专业选择,而非具体的学生个体专业选择,因此承认学生专业选择必须建立在规范的基础上。其二,从主体间性理论视角来看,高校专业分流中的高校与学生均为主体,作为分流对象的学生,其与高校之间并非主客体关系。同为高校专业分流主体的高校与学生具有差异性,两者通过“学生—分流手段—高校”的形式结成主体间性的交往。其三,从帕森斯的社会系统论和AGIL行动系统功能模型进行分析,高校专业分流系统包含维模功能子系统、整合功能子系统、达鹄功能子系统和适应功能子系统,并分别履行AGIL功能。高校大类招生培养系统和高校专业建设系统构成了高校专业系统最切近的两个外部环境系统。
经由高校专业分流活动的双主体、高校专业分流活动的本质以及高校专业分流系统的分析,本研究提出大类招生背景下高校专业分流的评价标准:学生专业选择的自主性、高校分流引导的合理性、专业分流效果的长效性以及专业分流系统的共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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