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江南福王小朝廷宰相马士英,为人很像南宋末年的宰相贾似道,爱好“声色货利无一不同”,在军书傍午之时,“犹以斗蟋蟀为戏”,因此当时人把他看作“蟋蟀相公”。[1]贾似道可谓后继有人,不过他当时还没有“蟋蟀宰相”的称号,这是近代人根据他的作风给予他的蔑称。既名蟋蟀宰相,喜斗蟋蟀自不必论了,如果他政事理得好,即令他有此癖好,也不会以此讥讽他,所以他的恶嗜同其为人、行政糅为一体,因此要同时从各个方面了解他,才能洞悉他何以成为蟋蟀宰相。
贾似道是宋理宗宠妃贾贵妃的弟弟,为此仕途畅达,三十岁多一点就出任方面大将,朝中宰相也要看他的脸色。开庆元年(1259)元军蹂躏宋朝长江中上游地方,宋朝的贾似道为右丞相督师援鄂,贾似道秘密与元军统帅忽必烈约定,宋朝称臣输岁币,忽必烈挥军北去,贾似道谎言败敌大捷,宋理宗以他有再造社稷之功,召入主持朝政。待到忽必烈称帝派郝经使宋,要求践约,贾似道怕泄露投降真情,囚禁使节。理宗没有儿子,要立度宗为嗣,丞相吴潜不同意,贾似道赞助理宗,排挤了吴潜,度宗继位,他又有了策立之功,成为元老重臣。他为了挟持度宗,动不动就掼乌纱帽,迫使新皇帝对他礼拜挽留,称他为“师臣”而不叫名字。咸淳三年(1267)特授他“平章军国重事”,恩允三日一上朝,赐第西湖的葛岭,在府中办事。
贾似道的行政一以搜敛民财为务;二是耍弄权术,排斥异己;三是隐瞒军情,愚弄皇帝。贾似道提出公田法,收买民田,所出价格,少得如同抢掠,以至浙江“六郡之民,破家者多”[2]。他在鄂督师时,猛将高达瞧不起他,因而忌恨在心,吕文焕在襄阳被围,朝臣提议派高达往援,贾似道以吕家为心腹,不用高达,人们不得不叹惜地说:“吕氏安则赵氏(指宋朝)危矣。”[3]权直学士院文天祥讥讽贾似道的乖政,被报复罢官。所以《宋史》说“一时正人端士,为似道破坏殆尽”[4]。襄阳被元军围困三年,贾似道对度宗封锁消息,一个宫嫔偶然向皇帝透露了,贾似道得知后竟然置她于死地。这样的政治自然是非常腐败无能的。当时杭州妇女以琉璃代替珠翠做头饰,遂有民谣:“满头都是假,无处不琉璃。”(《佩韦斋辑闻》)讽刺贾似道施政,人民流离失所。稍后文天祥说南宋的灭亡,贾似道是第一个罪人,虽不那么准确,也有一定道理。
贾似道在青年时代就游乐赌博成性,理宗在夜间凭高观看西湖游船,见一与众不同的,臆度为贾似道的,次日一问果然不错。贾似道在葛岭建后乐园、养乐园,亭台楼榭“据胜专奇,殆无余恨”[5]。可见其豪奢华丽。贾似道饮食重在鲜美,天台县出产的桐蕈,怕摘了送到杭州变了色味,就连着桐树一起运来,供他享用。他喜欢吃苕溪出产的鳊鱼,有人特为他蓄养千条,不停地用舟船输送到杭州。[6]每年八月八日贾似道过生日,大肆庆祝,收的贺词数以千计。他叫人誊录汇编,评出次第,令人传诵,因用纸过多,连纸价也上涨了。颂词中把他比作周公,编造他鄂州的“胜利”,他不以耻,却陶醉于虚妄之中。贾似道对道教颇感兴趣,可能是想从中得到壮阳和长生药。理宗有一次问贾似道:听说你的长生酒很好,我可以喝吗?贾似道遂进酒和配方。(《齐东野语》)贾似道在葛岭建筑半闲堂,置放自身塑像,曾开云水斋,有上千的道士和尚参加,他有时到堂中打坐。(《西湖游览志余》)贾似道癖好宝玩,特建珍宝阁,每日去赏玩一会,因要宝多,不惜掘人坟墓以搜求。
贾似道贪婪地霸占妇女,姬妾众多,钱塘美女张淑芳,理宗时选入宫,贾似道竟敢将她收为妾,又把宫人叶氏以及尼姑、道姑娶为妾,与她们淫乐无度。他对姬妾严密控制,据记载,一次带同姬妾倚楼望西湖,恰有两个道装青年从船上登岸,一姬不自觉地说多美的少年,贾似道当即把她杀了。令众姬看她的头颅,以警告她们不得有外心。(《钱塘遗事》)这群姬妾还是他斗蟋蟀取乐的伙伴。
蟋蟀,古人管它叫促织,蟋蟀善叫,秋天一鸣,古人认为是催促妇女纺织了。它的叫声,早为人欣赏,阮籍有诗句:“开秋兆凉气,蟋蟀鸣床帷。”杜甫的《促织诗》讲:“促织甚微细,哀音何动人。”以斗蟋蟀为乐,至迟在唐代已经兴起。首先是宫中的妃嫔把蟋蟀捉到小笼子里,放在枕头边,夜间听它的叫声,随后人们用蟋蟀相斗取乐,再进一步就用它赌博了,而且赌注很大,所谓“万金之资付之一喙”(顾文荐《负曝杂录》)。两宋斗蟋蟀之风又有发展,南宋杭州专有一种名叫“棚头”的闲人,“养百虫蚁、促织儿”[7]。其职业之一就是斗蟋蟀。京城之外也不乏斗蟋蟀的,镇江南宋墓出土有蟋蟀笼,以之作为随葬品,可见斗蟋蟀之风的流行。贾似道在相府和姬妾一道以斗蟋蟀作乐,为观看和促使蟋蟀相斗,有时蹲在地上,趴在地上,玩得津津有趣。他玩乐的房间,除了宠姬,下人不能进去,只有青年时代的老赌友可以进入,一次正在斗蟋蟀的兴头上,一个狎友抚着他的肩背说:“此平章军国重事耶?”(《西湖游览志余》)本来他以挟君主辞职,故让他在葛岭私第治时,手握国柄,又不怎么干正经事,却对斗蟋蟀非常投入,比处理政事还用心。狎友的话说得滑稽,也很到位,贾似道却没有特殊反映,可以想见,他把宋元间战争都可以放置不理,其他政事不知耽误多少。斗蟋蟀真不亚于他的“平章军国重事”。
如果说贾似道从政重在研究和使用权术上,他的斗蟋蟀却在认真总结的经验上。他以“平章军国重事”的精神研究蟋蟀及其斗法,著有《促织经》专书。这部著作今已无存,然而明朝人周履靖著有续增本,保留了贾似道的研究成果。该书说明了蟋蟀的捕捉、收购、饲养、斗胜、医伤、治疗、繁衍等方法。养蟋蟀是为了看它们争斗,所以“论斗”一节颇吸引人。据说《促织经》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蟋蟀研究的专著,是中国昆虫学研究的开创著作之一,是昆虫学史的一部有价值的史料。[8]这种学术价值是贾似道以蟋蟀作乐时想不到的。
关于斗蟋蟀主要是贾似道晚年的事,占他的精力不能说是非常多的,管他叫蟋蟀宰相不有点冤枉吗?不冤枉他,这是总观他的为人与政治而言的,他败坏朝政,使南宋国是日非,国力日弱,而包括斗蟋蟀在内的极度声色犬马之乐,也是他政治败坏的表现,他这样的“平章军国重事”,难道不应该叫作“蟋蟀宰相”吗!
(1987年7月29日稿,2019年4月5日阅定)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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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应奎:《柳南续笔》,中华书局,1983年,第152页。
[2]《宋史》卷474《贾似道传》,第39册第13782页。
[3]《宋史》卷474《贾似道传》,第13785页。
[4]《宋史》卷474《贾似道传》,第13783页。
[5]周密:《齐东野语》。
[6]张端义:《贵耳集》,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年。
[7]吴自牧:《梦粱录》卷19《闲人》。
[8]参阅莫容:《斗蟀源流》,《文史知识》198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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