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祥被俘后是否提出当道士？

南宋祥兴元年（元至元十五年，1278）年底，文天祥被元军俘虏，次年十月解至大都（今北京），囚于兵马司监狱，至元十九年（1282）十二月被处死。经历囚徒生活四年，在京三年余。在京期间，迭受丞相博罗、阿合马、元世祖的审问和劝降，降元的宋官留梦炎、王积翁等也劝他改辙仕元，均遭到文天祥的拒绝。但《宋史·文天祥传》记载，文天祥曾表示愿意出家当道士，与元朝作不公开的合作。《宋史》的原文是：“国亡，吾分一死矣。傥缘宽假，得以黄冠归故乡，他日以方外备顾问，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国之大夫不可与图存，举其平生而尽弃之，将焉用我？”^[1]观此说明，好像文天祥不是不想投降，只是以不公开投降对元朝及他本人最适合。如果文天祥真是这样气节有亏之人，焉能成为当时和后世人们崇拜的顶天立地的伟男子的楷模？《宋史》的这个记载遭到史家的非议。毕沅等修《续资治通鉴》，认为通观文天祥在狱中表现，他不会有此要求，这肯定是留梦炎等降官诬蔑他，以便给自己投降遮丑。^[2]近人沈起炜在《文天祥》一书中认为《宋史》那段语“是对文天祥的污蔑”^[3]。万绳楠在《文天祥》中谈到此事，同意《续资治通鉴》的看法。^[4]

文天祥想过以当道士暗中与元朝合作么？笔者读文天祥的有关史料也不能认同《宋史》本传这种说法。请允许我先谈文天祥与道士的关系,再来回答这个问题。文天祥平日与道士有所往还，给道士著作写过题跋，游道观，与道士唱和。在他七岁时，乃父文仪给洞岩观道士题诗，到他二十五岁时，两次见到乃父这一遗墨，因作《敬书先人题洞岩观遗墨后》，云乃父“天韵冲逸，神情简旷，使一日脱人了之累，黄冠野服，逍遥林下，真所甘心焉”^[5]。他以不能使父亲过道士般的优逸生活而抱憾。表明他对优游林下的隐士生活有所向往。1265年至1267年两年多的时间里，文天祥被无端罢官回籍，遂在文山建居室。这里自然环境幽美，人烟稀少，文天祥奉母家居，得天伦之乐，兼与牧童野老为伍，垂钓饮酒，自得其趣。他本是忠于职责、一心报国的人，而横遭打击，在三十岁左右过起隐士生活。1270年，因不党附当权的宰相贾似道，再度落职回到故里。1272年他三十七岁时患了两个月的病，心情不好，穿起从道士那儿借来的衣冠，摇着羽扇、拄着拐杖，去看人家下棋。小孩们看他穿道士服装感到很新鲜、奇怪，笑得东倒西歪，与他玩乐，他却不以为意。（《宋史》卷10《又赋三首》《借道冠赋》）这时他穿道服，是为修行养病，由借冠可知，并非真信道教要当道士。虽然如此，也说明他与道家有缘分。

更要了解的是文天祥狱中与道士的关系。1279年天祥到大都不久，汪元量到监中探望他。汪元量，钱塘人，音乐家，宋末常被召进宫中演奏，宋亡后被元军带到大都，他不愿为元廷效力，出家为道士，号水云子，又号灵阳子。汪元量的来访，给文天祥以深刻的印象和一定的影响。文天祥当即写了两首诗，一首送给客人，题名《遇灵阳子谈道赠以诗》，另外的一首五言绝句，抒发其感受。他们读的“道”是道家的“道”。文天祥在赠诗中说：“昔我爱泉石，长揖离公卿。结屋青山下，咫尺蓬与瀛。至人不可见，世尘忽相缨。”以在文山的隐居生活，表示与道家的相接近。他接着写道：“指点虚无间,引我归圆明。一针透顶门,道骨由天成。”文天祥把同灵阳子的见面称为“遇异人”，说他“指示以大光明正法，于是死生脱然若遗矣”。（卷13）从这些文字看，灵阳子对文天祥宣讲了道家思想，文天祥把它与自身的处境和思想意识结合起来，凝聚为“死生脱然若遗”的观点。他本来就为忠于宋室而将生死置之度外，若能离开大都后再干一番复兴宋朝事业的幻想也破灭了，经灵阳子一谈逃世思想，他就更坚定了追求壮烈死亡的心，打消一丝一毫苟活的念头，也就是说他把世事看得更透彻了，为赵宋而死的意志更坚定了，思想更开阔了。

这次会面之后，1280年汪元量还有两次探监，第一次是客人为主人弹琴，第二次是主人给客人自撰《胡笛曲》，并写小序，序末署名“浮休道人文山”。（卷13）之后文天祥就义，汪元量给他作《浮丘道人招魂》悼念词。文天祥取了浮休道人（浮丘道人）这样的道家名号，是否意味着他皈依道教呢？从他整个监禁生活看，他始终不忘忠孝，不避刀斧鼎镬，他并不想避世，根本不是要出家当道士。换句话说，文天祥受道家思想的影响是局部的，他的政治观没有改变，所以第一次见汪元量后的十几日，即至元十六年除夕，他写诗云：“至性讵可迁，微躯不足恋。”（卷12《己卯岁除》）所以他取道家名号和受汪元量的一定影响，无非表示他更坚定的要以死求忠。

笔者说文天祥不想出家从道是否武断呢？从道避世和儒家的忠孝观念及实践是截然对立的，因此从文天祥见过汪元量以后在狱中的生活来作进一步的讨论，不用说是有必要的。

文天祥对已经灭亡的宋朝的态度，在他同元朝皇帝、宰相交谈中鲜明地表现出来。1282年十二月初八日元世祖面见文天祥，文天祥当先指斥元朝消灭宋朝的不义，元世祖不与计较，说你只要以对待宋朝的态度侍奉于我，就用你为中书宰相。文天祥回答说：“天祥为宋状元宰相，宋亡惟可死，不可生。”元世祖又争取文天祥，说你不愿做宰相，就做枢密使。文天祥又以“一死之外，无可为者”加以拒绝。^[6]文天祥置生死与度外，唯以忠于宋室为念。一个以气节自励、不惜其死的人，是不会避世的，文天祥被俘后一贯忠于宋朝的行动表明，他不会想出家当道士及做元朝的谋士。

文天祥被囚后对家庭的态度，依旧是敬老爱幼。1281年九月九日其母忌辰，天祥作诗《先两国初忌》悼念，痛伤自己被羁，不能修子职送丧安葬，恨不得追随母亲于地下。（卷13）同年他又作一首《伤感》：“家国伤冰泮，妻孥叹陆沉。半生遭万劫，一落下千寻。各任汝曹命，那知吾辈心。人谁无骨肉，恨与海俱深。”（卷13）表述了对家属因随自己而遭到恶运的悲伤感情和对他们深沉的爱。文天祥在受刑半年后作诗，有句：“家山时入梦,妻子亦关情。”（卷13，自叹）如此怀念故乡、家属，思想绝非达到摆脱俗事、超凡入圣的境界，由此可见，他不会真想出家当什么道士。

写道这里应当考察《宋史》说法的由来了。有个叫王积翁的人，是文天祥在宋朝的同僚，后来投降元朝，在大都做官，他对文天祥很钦佩，向元廷推荐文天祥，说南方人中能当宰相的无过于文天祥。他与文天祥有私交，并向文天祥转交赵宋皇裔馈赠的金银。他同几个降元的宋官谢昌元、留梦炎等商量：请求元朝允许文天祥做道士，以便他恢复自由。但是留梦炎不同意，他从文天祥的经历看，在赣州起兵勤王，于镇江逃出元军围困，都是在艰难困苦中崛起，怕他出狱再次兴兵反元，他们就要跟着倒霉。因此王积翁不敢向元朝提出他的这个建议。^[7]所以说出家当道士的主意不是文天祥想的，也不是他的愿望，而是南宋的一些降官替文天祥设想的，而且仅是议论，既未同当事人商议，又未向政府提出，自然构不成文天祥欲当道士的事实。把他人的私议加诸文天祥，且又增加文天祥要当方外备顾问的话，纯属是对文天祥的污蔑。当道士的主意是降官出的，他们卖主求荣与文天祥的忠贞不二形成了鲜明对比，他们有愧，想把文天祥也拉下水，大家彼此彼此，也可稍减汗颜，是以留梦炎辈因王积翁之议造出了文天祥要当道士与元朝合作的谣言，脱脱等修《宋史》不明究竟，误以讹传为真，把它写进文天祥传，给后人出了辨误的难题。

综上所述，文天祥平生同道家有所联系，被俘前一度想做与道家生活方式有所相同的隐士，被俘后受道家思想影响，对世事看得更透彻，进一步促成了他为忠于赵宋而死的信念，但是他从来没有想以入道而逃世，更不想苟活而与元朝合作，他在狱中的行为及最终的就义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宋史》说他想当道士是不合事实的。不过事出有因，一方面是他同道家有纠葛，其他方面则是宋朝降官的有此主张。我们希望这篇文字能够纠正《宋史》之谬，不知读者以为然否？

（1987年7月中旬稿，2019年4月6日阅定）(www.xing528.com)

【注释】

[1]中华书局本，第36册第12539页。

[2]卷184，至元十六年十月，《考异》，古籍出版社，1957年，第4册第5037页。

[3]沈起炜：《文天祥》，中华书局，1962年，第157页注①。

[4]万绳楠：《文天祥》，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32页。

[5]《文山先生文集》卷8，下列文中各卷同出此文集，不再一一注明。

[6]《文山先生文集》卷16，刘岳申《文天祥传》。

[7]《宋史》卷15《纪年录》注引邓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