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上古历史上的带有某种神话性的传说，都会构成历史疑案。如盘古开天、女娲补天、三皇五帝，乃至于炎帝、黄帝故事，都是历史之谜，大约渊源于上古人们的祖先崇拜和英雄崇拜，制造出一些英雄人物，并认定为自己的先人。因为有很大的人为想象成分，故事自然有可塑性，所以内容不一，自相矛盾，不好解释。即如黄帝，春秋时代人们传说他活到300岁，宰我因而问老师孔子：我听人讲黄帝300年，那么他是人，抑或不是人（神）？（《孔子家语·五帝德》）真是问得妙极了，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也无法回答，因为这本来就是人造的谜团，哪里解得开。
上述种种因文献、传说致令后人理解歧异而产生的历史疑案，今日还在继续发生。政治人物的秘闻疑案频生不必说了，跟近世以前有关的事和传闻也还可能成为疑案。20世纪60年代前期，笔者发幽古之思，漫步于河北霸县（霸州市）六郎堤，听当地人讲附近有个村庄叫“包裹庄”，是穆桂英生育杨文广的地方，因在这里分娩包裹，故而留下这个庄名。其实这个村子叫作“包格庄”，冀中一些地区有以“格庄”命名的习俗，北京郊县亦有此现象，哪里是什么穆桂英的包裹庄。杨家将的小说、戏剧广为人知，因此在民间把小说戏剧人物坐实成了历史人物，这个故事如再衍化，“包格庄”也要成为历史之谜了。笔者还到过沧州市、盐山县，当地老乡说，有个地方叫野猪林，就是林冲发配沧州，受到鲁智深救护的地方，民众又把《水浒》故事坐实为历史。近几年见报载，山东梁山搞了个“水浒城”，会不会让“梁山泊聚义厅”成为历史之谜呢？
前面主要从文献学的角度分析历史疑案的类型及其产生，其实要把这些问题说清楚，又要从政治、民族、社会、民俗诸方面去考察。在“清宫疑案大家谈”会上，人们就此谈了很多高明见解，笔者也述说了浅见，不在这里重复。只想探讨历史疑案有没有释疑解惑的方法问题。
历史的疑案，有的经过研究，说清楚而后消失；有的会得到局部的或大部分的释白，而疑案仍在；有的虽会有多种见解，但根本不可能开释，人们无法取得共识，依然是千古之谜。因此对历史疑案，要保持实事求是态度，能解则解，能解多少是多少，否则就老实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对历史之谜，最不能强不知以为知。真要去解谜，笔者注意到下述三种方法。
其一，警惕主观性，摒弃政治、伦理观念的干扰。有些疑案的产生来自政治伦理观念，如李清照再嫁、文天祥妻殉夫、李师师自杀等疑案，就是儒家政治伦理观念的产物。前面说过，李清照再婚本无异议，卢见曾、俞正燮等人认为李清照是大家贤媛，怎么可能再嫁，这是用明清时期士大夫强烈的节妇观念看待宋朝人的再婚历史，殊不知宰相王安石因儿子身体原因嫁儿媳，倡导“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二程亲属中也有二婚的人。宋代社会上层女性的再婚绝不像明清时期有那么大障碍。再说李清照是在宋室播迁的战乱年头，自北方逃亡浙江，夫死无依靠，才不得已再婚的。这具体情形，是应当注意到的。其他如文天祥夫人欧阳氏殉夫、汴京名妓李师师为宋徽宗殉主吞金自逝，本卷另有专文，这里不谈了。要之，我们在分析历史之谜时，不妨从观念形态方面作一些考查，察其原委，争取破解其谜。
其二，丰富知识，完善知识结构，扩大视野，对历史疑案作多学科知识的理解，或许有助于疑团的清理。历史学包含的知识极其广泛，治史的人自然会有知识缺陷，大约对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注意较多，有相关的知识，但往往不深入，停留在一知半解上，而对一些知识领域，很少能够涉猎，如天文、历算、医学、音乐等等，这样就很难破解历史疑案。所以治史者需要学习，掌握各种学科必要的知识，以便运用。对于烛影斧声，光绪帝之死疑案，有学者运用医学知识作研究，获得新成就。笔者的同事刘洪涛教授撰文《从赵宋宗室的家族病释烛影斧声之谜》[3]，根据文献资料，发现赵宋皇室有躁狂忧郁症家族病，此病属遗传性，有轻重两种程度，轻型患者肆言无忌，好说大话，轻举妄动，重型患者疑神疑鬼；此病还有显、隐二性，隐型患者基本无症状，显型患者则会病症发作；此病有自愈可能性，若自愈，40岁以后易得脑栓塞症（脑溢血），宋真宗、仁宗皆因此亡故，而宋太祖崩年50岁，死前“鼻息如雷霆”，即得脑栓塞症状。刘洪涛的结论是宋太祖系病逝，并非宋太宗戕害。从家族遗传病及具体到宋太祖本人症状，说明其死因，成为破解烛影斧声千古之谜的一家之言。
光绪帝之死及同治帝是否死于天花、梅毒之谜，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学者和中医学家合作，利用光绪帝、同治帝脉案，分别作出结论：光绪帝死于肺病、同治帝则因天花而亡。后来又有医家化验光绪帝头发，有砷中毒之说。还有利用多种语文知识解谜的。如厄鲁特首领噶尔丹是怎样死亡的疑案。噶尔丹是17世纪后半叶叱咤风云的人物，康熙帝三次亲征讨伐他，并预言他的结局，不是投降、战死，就是自杀。清朝官书《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193，谓其兵败“仰药死”。今人吕一燃作《噶尔丹“服毒自杀”说辨伪》，根据比《实录》早写作的《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43的记录，指出噶尔丹系病故，并非服毒自裁。庄吉法又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满文文献中，找出抚远大将军费扬古于康熙三十六年四月初九日所写的满文奏折中获知，噶尔丹是“晨得病，晚即死，不知何病”[4]。看来，可以论定噶尔丹死于疾病，而不是《实录》说的喝毒药自杀。《实录》那样写是要圆康熙帝的预测，以显示皇帝的圣明，实在是编造历史，制造了噶尔丹死亡之谜。赖以破解它的，是要多读史书，特别是要有满文知识，能够利用满文文书。
其三，准情度理分析历史疑案。既要把握所论述的历史时代的社会总体状况，诸如政治情况和动向，社会风情，人们的心态，以综合了解为前提，再作具体研究，所得出的结论还要合乎当时的情理，而不是后世后人的情理和想象。如韦贤妃何以南归的疑案，笔者是这样探究的。韦贤妃是宋高宗生母，与徽、钦二帝同被金军掳去，南宋举国上下一致呼声要迎回二圣，可是韦贤妃却于绍兴十二年（1142）被金朝送回临安。其时宋徽宗已死，她离开五国城时，宋钦宗在她的车前苦苦哀求，请她告诉宋高宗，本人绝无重登皇位愿望，唯愿回南，请宋高宗请求金朝释放他南归。宋钦宗不能南归，而韦贤妃却能，这是为什么？解答这个难题，要把握宋金双方的各自总体形势、双方关系及宋钦宗、韦贤妃在其中的地位。宋高宗要达成绍兴和议（1142），在内部对臣民的解释是为实行孝道，为把母亲迎回来，不得不屈辱求和（《宋史·韦贤妃传》），以此压服主战官员，所以韦贤妃是宋高宗政治棋中的一步棋，是他求和的借口和遮羞布，并不是为行什么孝道，不要宋钦宗回归是怕他复辟，可见他不讲忠孝之道。其时金朝也因为不能继续战争，乐得以和议巩固已取得的战果，这样作为交换条件，放回一个妇人又何足惜。韦贤妃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南返的，而宋钦宗只能老死金朝。(www.xing528.com)
拉拉杂杂的漫话历史疑案，就写到这里吧！
（写于1995年8月22日，2019年4月27日阅定）
【注释】
[1]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复庵记》。
[2]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上册，中华书局本。
[3]《南开学报》1989年第6期。
[4]庄吉法：《故宫档案述要》，第64—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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