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嘉定府志》：上乘之作与文化史散论

前面多次引用同治《嘉定府志》的材料，深感这是一部好的志书。它的好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体例严整，二是内容丰富，三是见识过人。此外，府志作者对其后人的深刻影响，亦颇有令人称道之处，笔者将次第写来。

嘉定府有完整的府志，始见于清朝嘉庆八年（1803），由知府宋鸣琦主修，全书48卷，35万言，笔者见到的是它的续修本，写作于咸同之际，先后三任知府主持其事，这些知府依次是文良；史致康，举人出身；朱庆镛，进士出身，以吏部主事外放知府，他于同治三年（1864）完成府志的编纂，协助他的有（协修）乐山县令、举人刘仰祖，举人、嘉定府教授、秀山人龚应阁。他们遵循嘉庆志的体例，成书48卷并卷首1卷，现将其目次录于下：

卷首：序，修撰人，凡例；卷1，星野；卷1—7方舆志：沿革，疆域，山川，古迹，风俗，礼俗，物产；卷8—17公建志：城池，公署，学校，祀典，坛庙，水利，津梁，铺递，兵制，寺观；卷18—20赋役志：田赋，盐茶，铜政，铁政；卷21—24职官志：文秩，武秩；卷25—31选举志：进士，举人，贡生，武进士，武举人，藩府，封荫，应例；卷32—33宦绩志：政绩，边防；卷34—37人物志：行谊，列女，流寓，仙释；卷38—48艺文志：宸翰，赋，诗，文，典籍附金石，祥异，杂著。

笔者不厌其详地抄录目录，乃因他的体例详瞻和具有强烈的乾嘉考据遗风。乾嘉时期考据学盛行，在关于方志定位方面出现一场争论，就是方志是属于历史学的还是地理学的。同治嘉定府志体例来源于嘉庆府志，从体例来看，府志是强调记录地理学内容的，从它将“风俗”隶属于“方舆志”可知，这样的从属关系，是认为风俗的产生是根源于地理因素，而不是历史社会因素。笔者在这里不是讨论“风俗”放置在方舆志的利弊问题，而是以此为例，说明嘉庆《嘉定府志》是乾嘉考据学成果，同治方志流衍其遗风。对于乾嘉考据学，后人有过不公正的评论，认为它将学人引向故纸堆，钻象牙塔，脱离政治。乾嘉考据学者在满人君主专制制度高压下，不敢接触满汉冲突及满人统治问题，在这方面不得不脱离政治，然而在其他方面就不是这样了，与前人一样总结历史经验，而其考据学的方法颇具科学性，一直为后人沿用，到20世纪与西方实验主义结合，形成实证史学。所以，乾嘉考据学的历史功绩应当得到尊重，歪曲就是对前人的亵渎，严肃的学者似乎警惕为宜。

体例的完整才有可能令内容丰满，同治嘉定府志的编纂者们是群认真的人，细致搜集材料，分门别类编写出来，使得府志含量丰富。笔者不拟在此罗列资料加以印证，就从前引康熙帝降香峨眉山一事就可知了——写明康熙帝派遣使者峨眉山降香及赐书字、赐佛经之事。府志是官书，写成要送中央派到省里的学政审查，因此涉及到皇帝与地方事务的事必定格外严肃对待，不敢随意增减，更不敢编造。笔者阅读之时，虽然还想从中获得更多的信息，但知道府志纂写者尽力了，不能指望再多的东西。

同治嘉定府志成于朱庆镛之手，他还撰写了一篇序言，今天读来，既感到亲切，又感到特别赋有警世作用。朱氏认为修志出现过“五弊”：其一，“就前人之书，略为增减，遂谓远迈前人”。这种毛病我们实在见得太多太多了，做一点事就自负了得，视前人为蔑如。其二，“攘窃前人，遂为己有”。昧着良心，剽窃前人的成果为自家的创造。此类事什么时代都有，不过人们对待的态度大有不同。在先，对剽窃行为人人痛恨，剽窃者遂不齿于士林，可哪里想到，今日之剽窃行径出现频率甚高，人们倒有点见怪不怪了，甚至宽容到照样当他的学官，照旧“为人师表”，痛哉！其三，“矜奇立异，炫己之长，诋毁前人”。人各有长处，后人比前人有进步，本不足骄傲，因此而诋毁前人，实乃自暴其短：妄自尊大，修养极差。特别是在朱氏之后，自从进化论、各种革命论传入以来，后人总以为古人愚昧、落后，而自身了不起。须知后人超过前人，是本分，不必沾沾自喜，更不能枉议、贬低先人。其四，“有可疑之处，或偏袒一方，或任意删削，昧圣人阙如之意”。对待疑难问题应当老老实实，知之为知之，不知就是不知，承认就是了，而不能强不知以为知，妄自判断，闹出笑话。其五，“掠美市恩，瞻徇情面，于职官则滥称名宦，于人物则谬赞贤良，弄月吟风之句辄入艺文，索引行怪之谈诧为仙释”。这里讲的是因心术不正而在人物评价方面犯的错误，为了讨好于官员、地方头面人物，不尊重事实，谬加颂扬，使方志不能成为信史。这种弊病，历来有之，今日尤其值得警惕。朱氏的五弊，抓住了志书修纂成功与否的要害，它主要是讲修志者的观念、品德问题，只有谦虚谨慎、恪守社会公德、尊重并继承前人遗产和具有实事求是态度的人才能编写出合格的方志。同治《嘉定府志》成为上乘之作，就是朱庆镛及其合作者具有高尚的品德和努力实践考据学风的结果。

同治府志的协修、秀山人龚应阁，后来定居乐山，他的后人在乐山从事教育，参与修志，在他是后继有人，在地方是出现教育、修志世家，也是一方之佳话。龚应阁之子龚骧（字旭东），为嘉定府学廪生，执教嘉定府中学堂，乐山县立男中、女中，并任乐山县立高等小学校长，在他的学生中有文豪郭沫若。旭东之子龚啸风，生于宣统二年（1910），1934年毕业于国立四川大学中文系，秉承先人遗风，投身嘉定教育，先后执教于乐山县立男中、女中，也曾出任乐山县立小学校长，父子校长，为该校校史添采。抗战军兴，作为后方的嘉定内迁人多，急需增设学校，啸风乃与同仁创办私立凌云中学，出任校长，以岳飞《满江红》、文天祥《正气歌》的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精神教导学生，勉励他们学成报效祖国。1944年，有四名学生违反校规，偷偷离校，与另一位离校生增报年龄，被驻印远征军录取，事后回校报告，啸风很高兴，破例在晚自习时间开欢送从军大会，当场发动学生捐款，为五人赠送程仪，同时又“责打”每人四竹板，表示维护校规。他说：“你们报国从军的志节和勇气值得称赞敬佩，我非常欣赏，但是你们偷离校门，翻墙出去报名，是违反校规的，当挨罚。”抗战胜利后，继续教学，20世纪50年代后期啸风被定为右派，开除公职，判刑入狱。1979年平反昭雪，退休。80年代后期，乐山市市志办编写方志，决定重印同治《嘉定府志》，乃聘请啸风担任校印工作。啸风承续乃祖的事业，越发精心核实校对，然事未竟于1991年故世。不过乐山市坚持其事，终于在2003年将同治府志重刻线装问世。笔者所阅，即市志办赠送龚啸风后人的。(www.xing528.com)

以上关于龚啸风的事迹，系据龚啸风欢送的五名学生之一的谈宗昌撰文《雷霆与雨露一例是春风——怀念恩师龚啸风先生》，龚氏后人口述的《龚啸风教育生涯追述》，二文亦由龚氏后人提供，笔者特此鸣谢。龚骧将女儿、啸风之妹季和出嫁乐山许昭义，昭义亦读书人，教学为生。季和善于持家，教子有方，长子高中毕业，即命服务公职，维持家计，命次子、三子从学，皆于50年代大学毕业，在高等学校任教，累迁至教授。季和之长孙，业余热衷于学，笔者之得龚氏历史资料，系他及乃叔、笔者同窗许教授帮助搜集、提供。笔者研治谱牒学，深知族谱的编纂常常是在一个房分内传承，父祖修谱，子孙就以续谱为己任。这是文化传承，形成修谱世家。今观龚应阁、龚骧、龚啸风祖孙及龚应阁曾外孙许氏，继承纂修方志、教书育人的事业，由此令笔者认为，文化教育上的世家精神需要培养，值得赞扬，社会需要给予关注、扶持。

以上四则故事都同皇帝扯着边，朱庆镛、龚应阁是进士，进士就是“天子门生”，不过进士凭其资格做官，不必再强调什么天子门生，与皇帝套近乎，所以这里没有特别可说的。万年寺无砖殿系万历皇帝母子所建，笔者所听到的故事当属实情。康熙帝给伏虎寺赐字确有其事，而来此私访顺治帝则属无根之谈。朱元璋没有到过峨眉山，他的故事不知从何说起。三个与寺庙有关的皇帝故事，半真半假。是谁编故事，可能是好事的俗家，更可能是寺院自身，因为一旦与皇家沾上关系，住持地位上升，容易招徕信众，而且民众也爱听这种故事。这是笔者俗人的猜想，也许亵渎佛家，但是寺庙历来同皇帝关系非浅，须知皇帝还设有僧录司衙门管理它呢！编造和流传皇帝的故事，笔者以为它反映了民众隐藏的皇帝崇拜文化心态。在古代，民家都供奉包括皇帝在内的“天地君亲师”的牌位，百姓笃信“好皇帝主义”，所以“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是公开地崇拜帝王。在今天则是隐蔽的了。好皇帝的帝王崇拜文化心态本应成为历史陈迹，今日仍有其遗存——主要表现在民众对清官的厚望方面，某种人治社会因素也许就是它存在的空间吧。

峨眉山合儒、佛于一炉的崖刻，见证国人对宗教的实用主义态度，虽说有文化宽容、善于吸收的长处，但从维护宗教信仰纯真性来看，不足为训。

峨眉山崖刻表现的儒佛合流，在崂山宗教文化中更明显，而在清代河南人将释迦佛、太上老君、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置于一殿崇拜，显现中国文化历来有吸收外来文化的传统，具有极大的包容性，丰富了自身的文化，但是实用主义的态度，造成文化芜杂，容易丧失追求真理的精神，无疑国人需有坚定的科学的思想信仰，尚需努力！

（2007年7月19日草于顾真斋，载《文化学刊》2008年第1期。2018年11月4日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