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配女子节烈行为的主导思想，人们历来认为是从一而终的名节观，事实也是如此。
拙文《袁机评传》（收入《庆祝王钟翰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论文集》，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文中叙述的袁机（1720—1759），“少守三从太认真”，坚决不退高家的婚约，往火坑里跳，支配其行动的就是从一而终的意识。
武进谈氏出嫁董家，仅有半年，丈夫病殁，她视含敛完毕，即不进饮食，公公让人劝她，为她立嗣，她主意已定，对妯娌说：“女子适人，以事人也，所事既死，留身何为！有夫兄和嫂嫂侍候公爹，我到地下跟从丈夫服侍婆母。”遂在乾隆五十九年（1794）绝食而亡。[11]她认为女性的天职就是侍候男人，夫亡从死，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她的殉夫，与第一个子目所写的殉情，在观念上有不少的差异。
向氏，四川涪州人，能作诗文，嫁给农家子王如义，常常劝他读书，道光十六年（1836）如义暴亡，婆母劝她改嫁，誓死不从，迨到公爹死后，家中更穷困，强迫她改适，她遂投江自尽，死前作绝命诗十首，其序云：“妾涪陵向氏女，适王氏，未一年，而夫即逝。昨岁翁又不幸。孤苦茕独，人劝以非礼，衣食事小，名节事大。夜题诗十首，藏笥中，他日阅妾诗，毋累阿姑也！”在临入水时，将写有“名节江中见”的字条贴在桥柱上，时年二十五岁。[12]她把宋儒程颐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牢记心中，并为之而实践，还怕因为她的死使婆母受连累，特地说明与其无关，心地善良，临危不乱。(www.xing528.com)
上述妇女的共同特点是把名节看得比生命贵重得多，以为妇人就是丈夫的附属品，包括性命在内的一切，莫不如此，而且这种意识业已殖入骨髓，根深蒂固，一言一行都会表现出来。华亭女子张氏是金景山的童养媳，但是金不要她，直至临终还向乃母说，她不是儿的配偶，把她嫁出去，金死，她矢志不嫁，有人劝她，未婚夫不认你，你何苦不走，她说“我知夫死妇节而已，不知其他”[13]。常熟朱孙氏，寡居抚养嗣子成为名诸生，嗣子要为她请旌，她不答应，说：“此吾分内事，何足以告人哉！”[14]康熙年间浙江钱塘人曾如兰殉夫绝命诗的结束语云：“我自归家去，人休作烈看。”[15]这些寡妇、贞女将守寡和殉死视为理所应当，临事想都不要想，自发地做出来，脱口说出来，从夫的名节观成为下意识的东西，所以做起来就那样自觉。
自觉实践名节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或一开始就能那么自觉的，而是有不许改嫁的社会舆论，从另一方面警告妇女必须走从一而终之路，否则名节有亏，将在社会上抬不起头来，受到各种侮辱，亲戚会认为她玷污门风，看不起她，所谓“再嫁者不见礼于宗党”就是指此。[16]这样的情况下日子可是不好过，现实迫使一些寡妇不得不耻于再婚，灵魂深处接受从一而终的名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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