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男性为主的社会，丈夫死亡可能会招致家庭的毁灭，是否能免除这一厄运，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妻子的态度：殉夫而死，抑或再婚而去，还是留下来养老抚孤？许多寡妇选择了后一条道路。
诗歌理论家张惠言（1761—1802）的祖母白氏当丈夫死时，有幼小的三男二女待哺，她的公爹说我老了，这些孩子全靠你了，她说我不敢自尽，扔下子女。第二年，公公临终又说，我将死了，小孩们与你相依为命，你存一日，他们活一天，但是家里穷，不知道你们怎么活！白氏说，请放心，我们母子生死在一起。其时最大的儿子十一岁，大女儿也只有十二三岁，她领着女儿纺织，让三个男孩读书，别人说你的儿子能不能读得成，读成了又要到哪一年，何不如让他们学种田，解决眼前的难处。她却说，自我公公这辈起，上数五世文儒，不能到我这断了家风。终于将儿子培养成儒生，到她的第三代家业兴起了。[5]
山东潍县李氏，儿子刚过周岁，丈夫死去，公婆不明她的志向，遂询问她：你很不幸，但是我们都老了，孩子又这么小，你打算怎么办呢？她回答说，我早考虑好了，若不是公婆年老和子幼，我就寻死了，我一定和你们一起生活，请二老放心。公爹卖浆，听到敲梆子声，她赶紧迎出去，把担子挑回家。平时抱着儿子埋头做活，从不说闲话。以后为公婆送丧，替儿子娶妇生子。[6]她不舍弃舅姑，维持了家庭，令公婆的担心成为多余的精神负担。
安徽合肥蔡吴氏与上述李氏有类似的经历，二十一岁守寡，儿子才周岁，不久殇逝，为了侍奉婆母而活下来，以子妇代行子职，她作有自叙辞，兹节录于后：“十六归君子，同心祀先祖。归时舅已殁，姑老谁为主？嗟嗟夫质弱，终朝抱疾处。……儿生甫一载，忽然夫命殂。姑妇并时啼，眷属群相抚。死者不复生，弱息堪承父。那知天夺儿，骨肉又归土。姑祗有哭时，我岂无死所！还念朽姑存，我死谁为哺？隐痛敛深闺，衰颜愿长护。奇灾偏遇火，焦烂姑肌肤。和血以丸药，年余仍如故。灾退宜多寿，云何复病殂！送姑归黄泉，夫缺我今补。”[7]正是吴氏的媳代子职，蔡家才得以保存下来，并立嗣传家。
直隶献县人张守仁寡妻梁氏，照顾老人，还受虐待，却心甘情愿。梁氏夫死，家有祖姑，老、瘫、盲集于一身，脾气暴躁，动辄大骂孙媳妇，抓破她的脸。家里穷，靠梁氏做佣工维生，有人劝她再婚，梁氏说：“我今日嫁，明日祖姑饥且死，义不忍。”[8]本来就穷苦，家人间再缺少温暖，日子更加难熬，然而梁氏可怜老人、病人，心地仁慈，胸怀宽大。(www.xing528.com)
以著作《佐治药言》传名的汪辉祖（1731—1807），他的寡母王氏、徐氏遇到另一种困难，即族人想把她们撵走。汪辉祖年幼，其叔不肖，赌博，把汪辉祖绑架，索钱还赌账，又唆使汪辉祖祖母离去，王氏、徐氏卖田产和嫁衣营葬丈夫，孝敬婆母，应付族人的迫害，也不离开家乡躲避，同时严格教育儿子。因为贫困，常常省下口食尽儿子吃。迨到汪辉祖外出做刑名师爷，每次回来必问有没有死刑案子，曾否破人家产？当听说没有，就很高兴。她们将心比心，最怕造成他人家破人亡的惨事。[9]
还有聘妻在未婚夫死后到夫家，承担抚孤的重任。江都人杜思宽为幕宾，妻妾均亡，遗有二子二女，乃聘陈氏为继室，未婚，嘉庆十三年（1813）客死南昌，友人戴廷璋送其灵柩和子女回籍，这时陈氏正寄住在姐夫家，闻听未婚夫的事，要求姐姐允许她奔丧，姐姐不同意，说他家穷得无立锥之地，孩子又幼小，你去了如何生活？她说这正是我要去的理由，遂去杜家，经理丧事，安葬杜思宽及其父母妻妾，抚养其子女，杜思宽的幕主听到这样的义行，厚予赠送，陈氏才勉强糊口，又勤于纺织，补助生活，给两个儿子娶亲，出嫁长女，次女原由戴廷璋收养，所以四个子女都有了着落。[10]这个家若不是陈氏前去料理，必定是孩子流浪街头，亡散败落，不再成为家庭。
有老有小，经济困窘，是家中主要男子丧失后的普遍情形，这时的寡妇、聘妻支撑家庭，不仅要克服贫穷带来的麻烦，还要同欺负孤儿寡母的社会恶势力作斗争，所以她们的生活是难上加难。坚定她们留下来持家的是仁爱和信义的观念，她们认为养老抚孤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是做子妇、母亲的责任，即一成为妻子，就是这家的人，就必须照管家庭。前述梁氏说的“义”，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婚姻契约，“义不忍”即不背约。因此丈夫死了，她们自觉地将维持家庭的责任承担起来。她们认为抛下老亲稚子是不义的行为，不做这样的事。结果是她们成为顶梁柱，使家庭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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