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赞誉的沦落女子在文化史散论中的影响

古代名妓有遗迹或后人制造的遗迹流传，为人瞻仰，寻觅她们的芳踪，向往与评说她们的事迹。杭州西子湖畔西泠桥下有传说中的苏小小坟墓，是以白居易《断桥》诗云：“柳色青藏苏小家”。涉及薛涛的“古迹”最多。薛涛颇享哀荣，由西川节度使段文昌作墓志铭，墓在成都锦江河岸，即今成都东郊望江公园附近，唐末郑谷《蜀中三首》之三专写其坟，其碑题曰“唐女校书薛宏度墓”。薛涛的画像有多种，有石刻的，今存成都望江公园。薛涛笺与薛涛井，薛涛居住在成都西郊浣花溪时创制花笺，以后盛名传播千百年；大约是明朝人据以造出薛涛井，谓为造纸之水。明人何宇度《益部谈资》记载说，井在锦江南岸，时属蜀王制笺处，每年定期命匠制纸，“用以为入京表疏”。薛涛井，笔者亦因在成都浏览，专程往观，以验证有关记载的真实情况。柳如是自身遗留下多幅山水画和诗词，清人余秋室为她绘画的“河东君初访半野堂小景”，保存完好。

古今人对沦落女子和她们的诗词给了许多赞扬的评论。明人编《名媛诗归》，收入薛、李等人的诗，把她们视作“名媛”。元人辛文房撰《唐才子传》，“下至妓女女道士之类，亦皆载入”。沦落女子被当作“才子”看待。唐末张为作“诗人主客图”，将诗人区分为主客两类，每类又各分上入室、入室、升堂和及门四等，将薛涛列入李益为主的“清奇雅正”类的升堂等第，也即给了一个不错的诗人位置。宋人编的《宣和书谱》说薛涛“虽失身卑下，而有林下风致”，将她视为士大夫一流的人物。在以理学为官方哲学的清代，康熙间官修《全唐诗》辑录薛涛时，在她的小传中，也认为她“有林下风致”。稍后官修《四库全书总目》，认为薛涛的诗“托意深远”“宜其名重一时”。同时评价李冶的诗，与“大历十子”相提并论。明人胡应麟在《诗薮》中更说她的诗“幽闲和适，孟浩然莫能过”。明清之际黄周星在《唐诗快》中为鱼玄机的被杀而惋惜不已：“夫造物之待才人，固极刻毒矣，何其待才媛亦复尔尔耶？”

大体说来，古人赞赏著名沦落女子的地方，多在承认她们的文学造诣，特别欣赏她们的诗画有男子气，以及像男人一样关心国事。在这些评述中夹杂着她们的一些史实，而对明清之际的董小苑、柳如是、陈圆圆、李香君等人，则有专文传记——《冒姬董小宛传》《柳夫人小传》《圆圆传》《李姬传》《影梅庵忆语》。还有专写沦落女子的《板桥杂记》，称赞她们“侠而慧”“能辨别士大夫贤否”。(www.xing528.com)

近现代学者对沦落女子的历史亦行关注，有专门论著，而评价之高，则为古人所未及。国学大师陈寅恪因柳如是作有《金明池·寒柳堂》词，晚年仍用“金明”“寒柳”为书斋名和著作名，如《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初编》《金明馆丛稿二编》。陆键东在所著《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书中，盛赞柳如是为“性格奇异、人格闪耀着光芒的历史人物”。王书奴的《中国娼妓史》在讲到董小苑、柳如是等人时，说她们“亮节高风，柔情侠骨，其可泣可歌举动，真非晚近士大夫所能做得到的”。20世纪初楼藜然在《灵峰草堂本洪度集序》里，认为薛涛的留名后世，是历史上有些须眉男子所无法比拟的；又以为，若薛涛生在“震旦维新，女校林立”的他的写序时代，“教习员中必当高置一席”对待她。康正果对古人赞扬沦落女子的立足点和某些论点颇不以为然，提出着眼于维护女性尊严的观察角度，认为“妓怨诗的中心愿望：向往一种与男人建立伦理关系的生活”，并从鱼玄机的《游崇真观南楼睹新及第题名处》七律中，看到女诗人提出了过去从来没有提出的怀才不遇的新问题（《风骚与艳情》，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乔以钢指出：唐代女冠、乐妓生活方式上有开放型特点，从而放任不羁地表现爱情心理为其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内容（《中国女性的文学世界》，湖北教育出版社，199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