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世宗借助《悦心集》宣传恬淡和出世思想，目的是什么？前已说过，他在序言中自称“淡泊为怀”，又说：“前居藩邸时，虽身处繁华，而寤寐之中，自觉清远闲旷，超然尘俗之外。然不好放逸身心，批阅经史之余，旁及百家小集，其有寄兴萧闲：寓怀超脱者，佳章好句，散见简编，或如皓月当空，或如凉风解暑，或如时花照眼，或如飞鸟鸣林，或如泉响空山，或如钟清午夜，均足以消除结滞，浣涤烦嚣，令人心旷神怡，天机畅适。因随意采录若干，置诸几案间，以备观览。”他这里说得很轻快，把自己打扮成怡情自适、与世无争的皇子。然而全不合于他的实际。康熙后期，因有废太子事件，皇家有激烈的储位之争。诸皇子与朝臣结党谋取储位，出现皇长子胤禔、废太子胤礽、皇四子胤禛、皇八子胤禩、皇十四子胤禵等不同的皇子集团，清世宗胤禛是储位的积极谋夺者，怎么有闲心制作《悦心集》呢？笔者认为这正是他争位的产物，原因之一是用以掩盖他的争位活动。在第一次废胤礽、诸皇子争为储君的时候，清圣祖严格禁止诸子结党，不许朝臣、满洲下人与诸皇子随意结交，声明“诸阿哥中有钻营谋为皇太子者，即国之贼、法断不容”[8]。胤禩不听，遭到处分。胤禛则采取隐蔽的方法，暗中加紧活动。他的奴才戴铎提出全面争夺储位的规划，他看了后说：“虽则金石，与我分中无用。”[9]对亲信尚且不说实话，对他人更要全行遮盖了。他读书，编辑《悦心集》，表示自己淡泊为怀，无所作为，欺骗乃父，瞒人耳目，以便他的活动顺利进行。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储位之争中，长期以来，他处于不利地位。开始是胤禩夺嫡呼声最高，后来胤禵欣欣向上。胤禛在逆境之下，既需要看点清静无为的东西安慰自己，又有牢骚要发，如《悦心集》卷四收有不知何人所作的《布袋和尚呵呵笑》，歌词讥谤伏羲画八卦，神农尝百草，尧舜禅让，汤武家天下，更有甚者，说及佛老、孔子、玉皇、天子：“我笑那李老聃五千言的道德，我笑那释迦佛五千卷的文字，干惹得那些道士们去打云锣，和尚们去敲木鱼，生出无穷活计。又笑那孔子的老头儿，你絮絮叨叨说什么道学文章也，平白地把好些活人都弄死。住住住，还有一笑，我笑那天上的玉皇，地下的阎王，与那古往今来的万万岁，你带着平天冠，穿着衮龙袍，适俗套儿生出什么好意思，你自去想一想，苦也么苦，痴也么痴，著什么来由干碌碌，大家喧喧嚷嚷的无休息。”呵斥圣人佛祖，对至尊的皇帝也嘻笑戏弄，原诗是为劝人清心寡欲，清世宗欣赏它则是怕搞不到储君而自我解嘲。
胤禛登基后情况变了，何以还把《悦心集》公诸于世呢？他的原因是否可以认为，第一是为把反对朋党的斗争进行到底。朋党之争并未随清世宗的继位而结束，世宗为巩固自己的帝位，也为着维护清朝的统治，采取种种措施打击朋党。开始对准胤禩、胤禵集团，接着指向年羹尧集团、隆科多集团，然后又向所谓的蔡珽、李绂士人集团开刀。就中，屡次发布上谕，如雍正二年（1724）颁布《御制朋党论》，说明党争的危害和打击朋党的缘由，四年（1726）春天，正是他同时干掉胤禩、年、隆诸集团首要分子的时候，刊印《悦心集》就不是偶然的巧合了。他自称“淡泊为怀”“乐天知命”，虽处尘嚣之中，而却见道于先，即是说他在当皇子时，没有搞过朋党，没有进行过储位斗争。[10]进而说明他处理康熙朝遗留下来的朋党问题的必要性，打击胤禩等人的合理性。清世宗还用以表示他过去“恬静自好”，今日仍以宽大为怀，不逼人太甚，即使打击朋党，也是万不得已，也不会过于严苛，以之回答当时社会上存在的一部分官僚对他严厉政治的批评。第二，作为人主的清世宗，利用《悦心集》劝诫天下臣民安分守己。清世宗说，正人心要靠圣贤存心洗心的明训，佛祖的明心寂心的微言，而《悦心集》所收之文，兼俱儒佛两家思想，恰是教人安于现状，逆来顺受，甚或看破红尘，把希望寄托于来世。这样一来，人民就不会有反抗，统治就能稳定。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清世宗是一个大力利用佛教作为统治工具的帝王，他自号圆明居士，又号破尘居士，著作《集云百问》《圆明居士语录》，编选佛教大师的论著，成《御选语录》，还与佛徒辩难，作《拣魔辨异录》，硬性规定把他认为邪魔外道的著作剔出佛教经典，将他认为阐扬佛学的著述收入佛经。[11]在宫中举行法会，用禅僧文觉等参予重大政事的谋议，并派遣亲信僧侣住持各名山古寺。[12]清世宗俨然成为僧俗合一的“天”“朝”皇帝。这样的君主，以专门的佛学典籍和《悦心集》式的兼有儒佛内容的著作向官员和百姓倾注，要臣民死心、寂心，一心当忠臣、顺民。总之，清世宗辑录和出版的《悦心集》是他参与储位之争和打击朋党的政治工具，也是他奴化臣民的思想工具。
曹雪芹写《好了歌》乃至《红楼梦》，其主观目的与清世宗辑《悦心集》大相径庭。《好了歌》充满了虚无主义思想情绪，但曹雪芹为什么作这样的描写，他对佛教是什么态度，他有什么样的人生观，只有对这些问题做通盘的检查，才可能把《好了歌》分析得清楚些。(www.xing528.com)
曹雪芹把僧道上层写得卑鄙、龌龊不堪，把寺观写成罪恶的渊薮，还无情地讽刺了宗教的修养方法和教义的无用无力。他写水月庵老尼净虚惯于勾结官绅，谋财害命，是披着袈裟的恶人。她的徒弟智能把庵寺当作“牢坑”，恨不得离开它。曹雪芹写马道婆，为了骗取财物，不择手段地破坏他人家庭。可见净虚、马道婆是借助佛道谋自身利益的可憎的三姑六婆，而戴发修行的妙玉则是真心出家的比丘尼。曹雪芹写她寻访观音遗迹，却寄身贵胄之家的大观园中；她鄙恶村妪刘姥姥，又不得不同贵妇贾母周旋；她自称“槛外人”，然而喜结交公子贾宝玉。真是“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出世又何谈容易。但是入了空门，白误了美好的青春，“可叹这青灯古殿人将老，辜负了红粉朱楼春色阑”。曹雪芹把她写成既令人同情又让人生厌的形象，说明他对所谓守清规的出家人也持保留态度。曹雪芹写警幻仙姑引领贾宝玉游历太虚幻境，充当荣、宁二公的代言人，把贾府复兴的希望寄托在宝玉身上，要他留心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这警幻就不是超凡入圣的神仙，而是热衷于功名利禄的俗人。至于道士王一贴，专以卖假药骗人，还引诱公子王孙讲房中术，这哪里是仙家，是地地道道的骗子。被曹雪芹刻画为懦弱者形象的贾迎春，对偷当她的首饰的下人不能惩治，只以观看《太上感应篇》解闷。林黛玉讪笑她“真是虎狼屯于阶陛，尚谈因果”。这是曹雪芹借以说明佛老不能解脱人生痛苦。这些情节描写和人物形象塑造表明，曹雪芹对佛老持批判态度，他不是追求出世，更不把出世当作理想。
但是《好了歌》和“注”、甄士隐出家又确实表达了对宗教的幻想，希望从中得到人生的解脱。这同他批评佛老的态度是矛盾的。不仅如此，他对主人公贾宝玉形象的塑造也反映了这种矛盾心理。宝玉少年时“谤僧毁道”，但人生不如意的遭遇，却使他逐渐向佛教靠拢。他对黛玉的爱慕，因社会上种种障碍，不能取得对方的充分理解，加之黛玉、宝钗、湘云之间的矛盾，他不能如愿以偿地加以解决，于是向佛老经典求教，相信“绝圣弃智”，才能无劳无忧无所求，产生不要恋爱、不要才智、清静无为的思想，写出“焚花散麝”的文字，作词：“无我原非你，从他不从伊，肆行无碍凭来去，茫茫着甚悲愁喜？纷纷说甚亲疏密？从前碌碌却因何？到如今，回头试想真无趣。”以为我亦非我，不过是臭皮囊、空色相，居然学起参禅。曹雪芹没有让他急骤地迈进寺庙的门槛，而让黛玉、宝钗破其痴心，指出他没有达到顿悟境界，暂时把参禅丢开。生活中的矛盾有加无已，一件件不如意的事情使他不能不走向消极厌世。他蔑弃功名利禄，父亲贾政硬逼他去学习时文八股，参予官场应酬。他要自由恋爱，然而命中注定“茜纱窗下，我本无缘，黄土陇中，卿何薄命！”“木石姻缘”终究为“金玉良缘”所代替。他一再表示如果不能同林黛玉结合，就出家当和尚。他平日心情不顺，或者有内疚，就焚香表示心意，还告诉别人这样虔诚，才能感应。“人事难定，谁死谁活”，既然自己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最后只能在“无可奈何之日”，悬崖撒手，“赤条条无牵挂”地出家为僧了。
曹雪芹写贾宝玉思想演变过程，是无法解除人生的苦恼，不得不遁入空门。[13]曹雪芹一面诋毁佛老，一面颂扬出世思想，这是多么尖锐的冲突！这是他对人生道路的矛盾心理状态的反映。他写钟鸣鼎食的贾府内外种种解不开的事端，危机四伏，而又不能克服自身的矛盾，终于树倒猢狲散，一败涂地。这个故事情节和思想倾向，使我们明了，曹雪芹深刻地感到社会的弊病，他苦闷，寻求出路，只是没有找到，无可奈何，求助于并不真心信仰的佛教，聊慰无可寄托的心情。曹雪芹是出入于佛老的，自号“芹溪居士”[14]，便是明证。因此，他对佛老既抨击又一定程度地相信的纠结现象，是不难理解的。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曹雪芹的《好了歌》及《红楼梦》故事情节与清世宗的《悦心集》，虽都有某种程度上宣传佛老的共同点，但它们的编著者的心情、目的并不相同：一个用以进行政治斗争和维护君主政权，一个是在做新的人生的探讨，而无结果时，表现出矛盾的心理；一个是儒佛合流的说教，一个是无可奈何的哀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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