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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王谢家族的文艺生活-《文化史散论》

时间:2023-10-0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王、谢家族人才多,有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书法家、思想家、艺术家,即使政治军事家,也是学者型的。这两个家族的文化素质高,别的不说了,这里单表他们的文学艺术修养与成就。书画,特别是书法,为王、谢族人的绝技,王羲之、王献之父子是为代表。其实王珣的《伯远帖》是王氏家族留下的罕见的墨宝,为乾隆帝的《三希堂法帖》中的一件珍品。歌唱、弹奏、跳舞也是王、谢族人的艺能和喜好。

南朝王谢家族的文艺生活-《文化史散论》

琅玡临沂王氏与陈国阳夏谢氏是与南朝相始终的历史上有名的世族。东晋司马氏政权初建之时,谚语说“王与马,共天下”(《晋书·王敦传》)。以王导为代表的王氏有肇建之功,“人伦之盛,实始是矣”(《南史》卷21)。谢安、谢玄叔侄内掌朝纲,外取淝水之捷,稳定了南朝。王氏与谢氏取得了不可动摇的社会地位,出将入相,内握枢机,外为方伯,朝中的文翰、教育,几乎成为他们的世职,婚姻聘问于帝胄,或在王、谢及其他世族之间。侍中王僧虔自诩:“王家门中,优者龙凤,劣者虎豹。”(《南史·王僧虔传》)王、谢出人才,世代不衰,李延寿作《南史》,总结王氏历史,谓其先世“并举栋梁之任,下逮世嗣,无亏文雅之风。其所以簪缨不替,岂徒然也”。论到谢家,“自晋以降,雅道相传。……人各有能,兹言乃信”。王、谢家族人才多,有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书法家、思想家、艺术家,即使政治军事家,也是学者型的。这两个家族的文化素质高,别的不说了,这里单表他们的文学艺术修养与成就。

文艺领域,王、谢两家人往往有多种才能,如司徒王导堂弟、左卫将军王廙,“少能属文,多所通涉,工书画,善音乐、射御、博弈、杂伎”(《晋书·王廙传》)。中书侍郎王微,“少好学,善属文,工书,兼解音律及医方卜筮、阴阳数术之事”(《南史·王微传》)。为把事情表达清楚,笔者将分事项进行说明。

文学方面。王筠,萧梁时为度支尚书,自称王氏七世以来,“爵位相继,人人有集”(《南史·王筠传》)。他本人“七岁能属文”,十六岁作《芍茱赋》,“其辞甚美”,“及长,清静好学”,作《洗马集》《中书集》《中庶集》《吏部集》《左佐集》《临海集》《太府集》等文集。《宋书》作者沈约称赞他的文章是当世最好的。(《南史》)被沈约评为与王筠齐名的黄门侍郎王泰,“每预朝宴,刻烛赋诗,文不加点,(梁武)帝深叹赏”(《南史·王泰传》)。王筠族兄弟中书郎王融,“博涉有文才”,应齐武帝命作《曲水诗序》,声名远播于北魏。他“文辞捷速,有所造作,援笔可待”,有“文集行于时”(《南史·王融传》)。侍中王训“文章为后进领袖”(《南史·王训传》)。车骑将军谢玄的孙子谢灵运,袭爵康乐公,“博览群书,文章之美”,与另一名家颜延之并推第一。居会稽,放骸山水之间,以文章自娱,“每有一首诗至都下,贵贱莫不竞写,宿昔间士庶皆遍,名动都下”(《南史·谢灵运传》)。谢微,“好学善属文”,作文集二十卷,一次北魏中山王元略返国,梁武帝饯行,赋诗三十韵,限三刻成,谢微用两刻的时间写就,而文甚华美,武帝看了一遍又一遍。(《南史·谢微传》)豫州刺吏谢万“工言论,善属文”,就屈原贾谊、孙登、稽康等八人作《八贤论》(《晋书·谢万传》)。他的侄儿东阳太守谢朗,“善言玄理,文义艳发”(《晋书·谢朗传》)。谢超宗“好学有文辞,盛得名誉”(《南史·谢超宗传》)。豫章太守谢瞻,六岁能文,所作的《紫石英赞》《果然诗》,“为当时才士叹异”,又作《喜霁诗》,由族弟谢灵运书写,族叔谢混朗诵,司徒王弘把这叫“三绝”(《南史·谢瞻传》)。总之,王、谢族人擅长古文辞赋,“善属文”的记载不绝于史。

书画,特别是书法,为王、谢族人的绝技,王羲之王献之父子是为代表。王羲之官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与孙绰、谢安等在山阴兰亭宴集,作《兰亭序》,并书写。他的书法,开始正书学钟繇,草书学张芝,自行创造,不断提高,越到晚年越好,超过同时代的书法家庾翼、郗愔,唐朝人评论,王羲之“尤善隶书,为古今之冠,论者称其笔势,以为飘若浮云,矫若惊龙”(《晋书·王羲之传》)。他对我国的书法艺术影响甚大。其子献之,善于草隶和绘画。献之七八岁学王羲之出行图书,乃父偷偷从后面拔他的笔,他握得紧,竟未拔出,可见练习时的用心。有一次给大司马桓温写扇面,墨汁误落纸上,乃随机应变,作一幅乌驳牸牛的画,而且很好。当时人论他们父子的书法,认为儿子笔力没有父亲强劲,只是妩媚多了一些,当然是儿子不如老子。(《晋书·王献之传》)王羲之的另一个儿子凝之,“亦工草隶”(《晋书·王凝之传》)。

王羲之族曾孙王僧虔也是大书法家,年轻时,“雅善于隶书”,任尚书令时以飞白书尚书省墙壁,他的飞白令时人折服,并著《论书》,品评诸书法家,认为有了王羲之书法,钟繇、张芝不再是人们学习的楷模了。宋孝武帝善书,并欲独擅其名,王僧虔用拙笔书写以隐讳他的真实技艺。齐太祖笃爱书法,与僧虔比赛,因问谁是第一,僧虔回答说,“臣书第一,陛下亦第一”,齐太祖才高兴地说:“卿可谓善自为谋矣。”(《南齐书·王僧虔传》)精于书法倒成了累赘。僧虔子王志能继父业,“善草隶,当时以为王《伯远帖》楷法”,并被人称为“书圣”(《南史·王志传》)。王珣、王珉弟兄善写行书,当时人认为弟弟比哥哥写得更好,说“法护(王珣)非不佳,僧弥(王珉)难为兄”(《晋书·王珉传》)。其实王珣的《伯远帖》是王氏家族留下的罕见的墨宝,为乾隆帝的《三希堂法帖》中的一件珍品。谢灵运“诗、书皆兼独绝,每文竟,手自写之”,被宋文帝称为“二宝”(《南史·谢灵运传》)。此外,王、谢族人书法造诣高超的很多,如黄门郎王僧祐“工草隶”(《南史·王僧祐传》),他的儿子中散大夫王籍也是“甚工草书,笔势遒放”(《南史·王籍传》)。太子中舍人谢综“有才艺,善隶书”(《南史·谢综传》)。他的侄子、尚书吏部郎谢朓“善草隶”,且长于五言诗,沈约赞扬他说:“二百年来无此诗也。”(《南史·谢朓传》)大体上讲王、谢家人能文能书,作出文章,自行书写,成为诗书佳品。

歌唱、弹奏、跳舞也是王、谢族人的艺能和喜好。酉阳太守谢孺子与车骑将军王彧是姑表兄弟,孺子“多艺能,尤善声律”(《南史·谢孺子传》),王彧善言哲理,宋文帝对他甚为“钦重”,令他把名字“彧”让给宋明帝,又为明帝娶他的妹妹。孺子、景文一次家宴,“孺子吹笙,自起舞”。一个伴奏,一个跳舞,气氛活跃,和谐有致。豫章太守谢鲲“能歌善鼓琴”,青年时期刚出仕为东海王司马越府掾,因家僮不法而黜官,士人为他叹息,他在听到这个消息时,继续“清歌鼓琴,不以屑意”(《晋书·谢鲲传》),以弹唱歌咏作乐,不把仕进放在心上。其子谢尚初应司徒王导之辟为府掾,府主特为他开欢迎会,说听人讲你善于跳《鸲鸪舞》,在座的都想观赏,你能满足众人的愿望吗?谢尚痛快地答应了,“便着衣帻而舞”,王导命与宴者抚掌击节以助兴,谢尚“俯仰在中,旁若无人”,表演得很自然。谢尚后来官至尚书仆射、镇西将军,“采拾乐人,并创石罄,以备太乐”(《晋书·谢尚传》)。南朝有钟石之乐,是从谢尚开始的。

前述王僧虔“解音律”,刘宋末年,他认为当时“朝廷礼乐多违正典,民间竞造新声杂曲”,上表请求改正乐典,提出“世有等差,无故不可去乐;理有攸序,长幼不可共闻”的原则,政府采纳了他的建议,整饬朝野声乐。(《南齐书·王僧虔传》)这实际上不利于音乐的发展。王僧虔懂音乐,但过多地把音乐当作政治教化工具,而不懂得它的娱乐性。王僧虔思想上刻板,然而毕竟是南朝的士人,不像后来读书人的道学气,他也能跳舞。齐高祖在华林园开晚宴,诸大臣应命弹琴、唱歌,王僧虔也遵命弹琴,看来他也有表演水平。尚书左仆射王充“晓音乐,习歌舞”(《南史·王充传》)。王、谢族人能歌善舞,首先在于他们懂得和爱好音乐。司徒谢安“性好音乐”,弟弟谢万死了,应守丧礼,十年不听音乐,但到晚年,虽同样有期亲之丧,照常令家伎演唱,好友中书令王坦之不以为然,写信要他遵守亲亲之道,不要听音乐了,谢安回信,说他听乐是“自娱”,对于“崇世教”,是不屑去做的。(《晋书·王坦之传》)由于谢安的带头,“衣冠效之”(《晋书·谢安传》),丧中听乐就成了社会风俗。

王、谢家族文艺修养的形成,有其社会和自身的原因。(www.xing528.com)

第一,王、谢二族重视文化教育。在朝廷,于战乱频仍之时提倡教育,培养贵胄子弟,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准。

东晋创建之时,晋元帝尚未正式即位,录尚书事王导就因军旅不息,学校停办,上书要求遵循西晋的典制,选择教师,恢复学校教育,令朝臣子弟入学就读。(《晋书·王导传》)淝水之战前后,尚书令谢石也因学校遭破坏,“上疏请兴复国学,以训胄子”,同时要求在州郡普遍兴建学校。(《晋书·谢石传》)在家族,强调文化传家,抓紧子弟的文化教育,重文轻武。刘宋时王僧虔写诫子书,说有的人贵为三公,但很少有人知道他,相反布衣寒素之人,卿相倒很尊敬他。有的父子贵贱悬殊,兄弟名声大相径庭。何以会贵而不闻,贫而名显呢?何以父子兄弟地位迥异呢?原因就在读不读书。(《南齐书·王僧虔传》)王僧虔是令儿子读书的,诸子王慈、王泰、王志各有所长。他的诫子书,比较系统地说明读书的作用和王氏的治学传统。王筠认为有文化,代代有文章传世,是王氏的家风,故而要求子弟“仰观堂搆,思各努力”(《南史·王筠传》)。只有认识到家庭传统,加以继承,才是合格的王氏家族成员。王导的长子王悦,“弱冠有高名”,青年时就侍讲东宫,可见有学问,王导很喜欢他。(《晋书》卷六十五)王导次子王恬,“少好武”,不受王氏家族的重视,王导更是见他“便有怒色”,而见他哥哥“辄喜”。家庭与社会环境逼着王恬改变习性,晚年好交结士人,“多技艺,善奕棋,为中兴第一”。

第二,社会上层和王、谢二族均重视文学艺术。宋、齐、梁、陈的皇帝和帝胄,相当一部分人文化水平很高,而且颇具有文学艺术细胞,富有这方面的成果。前述宋孝武帝、齐高祖善书法不必说了,梁昭明太子编辑《文选》,传诸后世,影响深远,由此可见帝胄文学才能之一斑。皇家的志趣,极大地影响着臣下,吸引人去学习文艺,如《南史》所说:“先是宋孝武好文章,天下悉以文采相尚。”(《南史·王俭传》)萧梁时也是“膏腴贵游,咸以文采相尚”(《南史·王承传》)。王、谢二族也很自然地以文艺要求子弟。王羲之教子学书是传家学,王僧虔也要求子侄学书法,其子王慈与堂弟王俭练书法时,来了客人也不停下笔来接待,可见在严格的家教下学书的专心致志。

第三,维护世族的必要条件。王、谢是大官僚、大庄园主世族,维持这样的世家,要有政治地位和文化地位,所以掌握文化是世族基本的必要的条件。同时由于它的官僚地主地位,有物质基础,能保证它的成员从事文学艺术训练和活动。世族因为已具有文艺传统,子弟对先辈的文艺才能和实践耳濡目染,也易于接受和把握。

文学艺术是一种文化,是人类财富,是丰富人们生活所必需的。有文化艺术修养的人,表明他文化程度高,生活丰富,创造力强,是好的事情。王、谢家族倘若诗歌一点不能写,看书画不知精妙之所在,见了跳舞就羞答答,对各种文艺表演都看不出名堂,则是缺乏文化修养的表现,愚昧的表现,那么也就未必能如此长盛不衰。这是我们研究王、谢二族的文学艺术生活所得到的最一般的启示,想来也是有益的。

(载冯尔康《去古人的庭院散步》,中华书局,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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