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朝的尊明反清政策-《文化史散论》

从大报坛透视李朝的尊明反清思想，不免有局限性，如果我们再从李朝对明清两朝的全部政策来考索，当会对大报坛有深一步的认识。李朝涉及到明朝、清朝的事务，能够揭示事情本质的笔者以为有以下几方面：

奉行两种正朔。奉正朔，意义重大，是基本的政治态度问题，一个藩邦，用什么年号，是同谁有从属关系的标志。1637年朝鲜降清之后，理应奉清正朔，仁祖在亡国恐惧下努力推行，遇到一些朝野士大夫的抵制，以后诸王采取灵活政策，凡政府公开的文献书写清朝年号，私藏文书及私家著述，用崇祯年号，书作“崇祯后年”。1637年二月，朝鲜政府决定，今后大小文书，皆用清太宗的崇德年号，^[52]七月，又在历书上使用崇德纪年，^[53]而那时祭祀祝辞仍用明朝年号，^[54]以示不忍割断与明朝感情上的联系。几年后的1643年，仁祖以那样做是欺瞒神祗，下令祭祝文书也改用清朝纪年，^[55]随后又要求朝臣奏疏一定使用清年号，^[56]这样在官方文书里清年号应用相当广泛了。孝宗以后诸朝对此有所改变，1649年七月，孝宗令国王碑石文字，不再书写清朝年号，只写干支纪年。^[57]肃宗起改用崇祯纪年，1701年肃宗给闵妃写“行录”，云其“以崇祯纪元之四十年丁未四月二十三日丁卯午时诞于京师”^[58]；正宗为李成桂旧阙竖碑，题字曰“崇祯纪元后三乙亥仲春，书停于此，拜手敬书”^[59]，即表示1755年的事。朝鲜给日本的文书，1637年后仍用崇祯年号，1644年明亡之后，只写干支，不书年号，不久用顺治纪年，1655年孝宗要求庙堂商议，对日文书不用清朝年号。^[60]朝鲜没有用过南明纪年，崇明人士对此惴惴不安，到1800年礼曹参判李文九犹言：“我朝之未奉永历正朔，是千古遗恨。”^[61]私人用清朝纪年者少，1675年护军金寿弘给人书信中署明“康熙四年”，他的家族知道后，视之为“家贼”，人们认为官文书之外，“虽下贱无书清国年号者”^[62]。士人多沿用明朝纪年，朝鲜政府亦为默许，甚至申韶在明清易代之际坚持反清立场，不仕于朝，到1821年给他封赠时，书诰焚黄，不书清朝年号，以尊重他生前志愿。^[63]朝鲜政府明奉清朝正朔，暗用明朝纪年，事实就是如此。

宣武庙、武烈祠等祠祀。李朝政府为纪念明朝御倭将领，立祠宇祭祀；还有明朝人在朝鲜建设的庙宇，李朝予以保存；朝鲜为中国古人设立的祭所，以后祀享不衰。兹据《李朝实录》记载，将这些祠宇的基本情况列表于下：

朝鲜纪念明朝人，或因明朝人的关系而祭祀中国古人，实可谓念念不忘明朝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优待明朝遗民。朝鲜质子昭显世子和凤林大君从清朝回国时，将坚持反清的汉人王文祥、冯三仕、王承美、郑先甲、裴三生、杨福吉、王以文、柳溪山、黄功等^[64]带到朝鲜，这些人中有的在明朝做过官，有的则是读书人。在明清之际，有一些原来的御倭将领的后人，如提督麻贵、李如松、李如梅、经略杨镐的中军康霖的后人流落朝鲜，他们通被视为“皇朝人”。凤林大君命随从质子到达的汉人居住在宫邸于义宫附近，称作“汉人村”“皇人村”，朝鲜政府给他们一些优待，特别是御倭人和九义士裔胤。孝宗拟用九义士为官，他们均以国破家亡而不出仕，然参预反清谋议，并接受口粮资助。大报坛建立之后，国王用皇朝人后裔为大报坛守直官，举行祭坛之后，常常召见参班的遗民，赏赐粮物，资助婚娶资财，或者考核他们的文武才艺，予以任用。国王有时还想起李如松、李如梅及九义士的先人，寻问他们的遗胤，下令给予顾恤。遗民间有参加科举的。因为各种途径，遗民中有出任文武官员的。国王的优待政策，常有不能落实的现象，但总的讲优待政策是一贯的，坚持实行的。国王把遗民看做明朝人，优待他们，表示对明朝的忠诚，并且要求朝鲜百姓也懂得这个道理。原来大报坛祭，国王接见参班的朝臣和遗民，百官在先，遗民在后，正宗认为这不合对待客聊的礼法，于1793年下令，以后朝臣与遗民分东西位接待。1788年正宗还说，大报坛祀时下令收录明朝旧裔，“欲使东土人士，皆识此个义理”^[65]。优待遗民，是朝鲜国王本身，也是他令臣民懂得尊周大义，是一项尊奉明朝的政策。

尊藏明朝文物。朝鲜国王对所得明朝文物，原来和清朝的文书放置在一起，1769年英宗查看明朝文书，得知混放情况，不满地说：“堂堂天子之诏，混置虏敕中可乎？”决定把明清两朝的文书分开蓄藏，置放明文书的叫“敬奉阁”。1811年议政院以该院所藏明朝的符验，“与他符牌混置于尘敝之中，诚为不安”，因而移置敬奉阁。^[66]朝鲜将明朝所赐蟒龙衣、印信，以及明太祖、宣宗、宪宗、神宗的御笔等物分柜珍藏，英宗于1756年亲撰《皇朝恩赐蟒衣、宝章及御制御笔御画柜小识》一文，以表示他对明朝文物的重视和崇敬。^[67]朝鲜国王刻意搜求明皇遗物，1716年肃宗从派往清朝的使臣处得到明神宗御笔印本，说这是屡求不见的，终于得到了，“喜感交集”^[68]。1699年肃宗下令访求历代帝王名笔，以搜集明毅宗、唐太宗御笔为重点，^[69]1725年英宗看到毅宗御笔“非礼不动”模本，感慨万端，涕泪交流，尊周之志更加坚定，说“皇朝再造之恩，实我东没世追慕者”^[70]。朝鲜国王观赏明朝文物，坚定尊明的信念。珍藏那些翰墨、衣物，表明无处不在尊奉明朝及其意识。

编选、刊刻明代以前中国图籍。朝鲜降清之后，君臣仍热衷于学习中国古代文化，特别是经、史两方面的著作，下面将国王主持的编印中华图书事务，分刊刻、选编两项，做成下表：（以下两表均据《李朝实录》记载制作）(www.xing528.com)

刊刻图籍表

编选刻印之书表

朝鲜君臣高度尊重中国文献，从中接受中国儒家理学思想，坚定尊王攘夷的信仰，愈益坚持尊明反清的思想路线。

打击尊清派。清朝在统一中国的征战时期，对朝鲜严加控制，稍后有所放松，仁祖时受制驭严厉，比较服帖。孝宗以后，亲明反清势力抬头，间有亲清人物的出现，必遭朝野人士的反对和打击。1644年年初，青原府院君沈器远、原知事李一元、广州府尹权澺等合谋，反对仁祖，欲立凤林大君或其弟麟坪大君，主张“内清朝廷，外攘夷虏”，事成奉明朝正朔，^[71]但他们失败了。孝宗继位，打击宣称“事大必须以诚”^[72]，即忠实于清朝的以领议政金自点为首领的集团，起用抗清派的金尚宪为左议政。^[73]被后人尊为“先正”的宋时烈（1607—1689），孝宗用他弹劾金自点党，密议反清，引起清朝不满，被迫退职，显宗一度任命他为右议证，但很快离去，隐居清州槐山郡华阳洞授徒，宣传朱学和尊明反清思想，他的门生权尚夏秉其遗志，在其居处建造万东庙，祭祀明神宗和毅宗。这是士人对明皇的崇奉，但得到朝鲜政府的允许。1776年，儒士李明徽上疏，指责宋时烈依托孝宗信任的历史资本，私祭天子，违背五庙七庙之礼。正宗说万东庙之祀合于礼义，李明徽是非议国是，责难宋时烈，实际是诬蔑孝宗，遂将他发配揪子岛。^[74]1803年，怀德知县姜世靖在举行乡校释奠礼时，念祝文到“崇祯”二字，令改读，华阳院儒生写文章向他提出抗议，他说已离崇祯数百年，当时的“冤痛”感早就过去，意即不必崇戴明朝了，因而激起七百多名儒生联名上书，斥其为“我东之罪人也，皇朝之罪人也”，表示“义不与世靖同中国”，纯祖乃把他斥退于机张县。^[75]

尊明反清是李朝的家法。李朝政策的方方面面，大报坛之外，凡涉及到对清朝、对故明的问题，在骨子里无不表示出一种思想和态度，即幻想明朝复兴，诅咒清朝灭亡。这种态度，不是今日研究者指出的，朝鲜君臣当时就很明确，正宗朝大司宪金夏材说：“我国之于彼人（指清朝），金缯往来，今已百余年，虽以畏天图存之意，有此卑辞厚币之举，而凡宾祀乡礼之间，与前日事大，迥然不同。”^[76]朝鲜在其全部对中国政策中，在臣服清朝的背后，是尊明反清。还要注意到的是，这不是哪一个国王的政策，而是历代相沿的，成了李氏王家的传统家法。只是到了19世纪末，中、朝两国在面临日本的侵略面前，为图存，朝鲜与清朝的关系大为改善。1882年朝鲜大院君之变，清朝钦差吴长庆迅速到汉城平乱，扼制了日本的出兵。吴长庆卒后，朝鲜即于1885年在汉城为他建立靖武祠，国王下教，谓之“东来伟功，何日可忘！”^[77]1896年把该祠列为小祀，与宣武祠同样规格。国际形势变化了，李朝政府对清朝有了相应的态度转变，不过为时很短，朝鲜沦亡，清朝被推翻，所以从整个清代讲，李朝与清朝关系是不协调的，而朝鲜的尊明态度迄未改变。明了了朝鲜对明、清两朝的总态度，对于它的大报坛祭，认识得更清楚了：它是尊明反清总方针的集中体现，也是实现这个总方针的一个重要措施。有了这样的方针，二百年的大报坛祭就不足为怪了。

叙述了朝鲜尊明反清的思想和政策，不妨把朝鲜与明朝、清朝的关系做一概述。在明朝存在的二百多年中，朝鲜与明朝关系友善、密切；在明朝消亡后，朝鲜崇拜它的亡灵，以示报答它的恩情，弥补投降清朝的内疚，取得心理上的平静。真是“忍痛含冤，迫不得已”^[78]地投降清朝，依照附属国与宗主国的礼法交往，国王对清廷外恭而内倨，双方的关系具有外弛而内张的成分。朝鲜、明朝关系和好，是因为明朝战时救助朝鲜，平时也不刻薄，是为仁义的友情。李朝、清朝若即若离的关系实因清朝两次进兵朝鲜，实现城下之盟，种下朝鲜仇恨的根源，终难消除。兵为凶事，岂可玩弄，清朝用兵的恶果，在与朝鲜的关系中体现出来了，影响到那么长久，足可发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