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国王赋予大报坛的祭祀以强烈的尊明反清精神，寄托着他们缅怀明朝恩德、仇恨清朝的思想情绪。
明神宗主持下的1592年至1598年的援朝御倭战争，击败了倭寇的侵略，使濒临灭亡的朝鲜得以独立存在。当时朝鲜国王定祖把这一历史事实称作“再建蕃邦”。肃宗对神宗满怀感激之情，1702年说“神宗皇帝再造蕃邦，生死骨肉之恩，寤寐何可忘也”[29]；神宗用兵，“丧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30]，肃宗因之又说：“皇朝之速亡，未必不由于东征。”负疚之感觉沉重。及至为神宗筑坛设祭，祝文云：“誓期子孙，永效朝宗”[31]，表示子子孙孙永不忘神宗大恩大德，确实，他的后人世代祭奠神宗。1797年正宗在皇坛望拜礼后，以“再造蕃邦”为题，命参班的儒生作赋，[32]继续在臣民中树立神宗的神圣形象。
明朝建立不久，李成桂立国，明太祖当即封其为王，并赐国号“朝鲜”，给冕服，颁正朔。“朝鲜”是古老的名称，汉代以前使用，以后一千余年未用，李朝以此为国号，象征着它源远流长，国王因此而对明太祖大有好感，英宗说：“高皇帝眷顾我东，锡封赐号之恩，又何可忘乎？”左参赞元景夏也说：“太祖皇帝特赐‘朝鲜’之号，锡以冕服。‘朝鲜’即箕子旧号也，以此赐号，岂非百世不可忘之恩乎？”[33]为此决定在大报坛给明太祖以一席之地。
1637年正月，朝鲜投降清朝，六月从北京回来的冬至使金堉报告说：“天朝洞知我国情事，故每言势穷力弱，至于此云。”[34]明毅宗对朝鲜的谅解，使后来知道这个态度的英宗感动异常，要给予尊崇神宗那样的待遇，但礼曹判书金若鲁认为这个神、毅两个皇帝不能相提并论，因为毅宗没有救助朝鲜之功。英宗说不能以受恩厚薄来对待君上，臣子忠君是一致的，同时要看到毅宗时明朝的艰难形势，他对待朝鲜的态度就更难得了：“试思崇祯时景象，清兵满辽阳，流贼遍中原，然犹欲涉海出师，远救属国。……毅宗德意，无异神皇。”[35]这就构成了祭祀崇祯的充足理由。
明太祖等三皇并祀时，明朝灭亡业已长远一个多世纪，朝鲜君臣的纪念明皇，自然不存在来自在历史上消失的明朝的压力，这就是说他们的祭祀是发自内心的愿望，是真诚的。统观上述朝鲜君臣的言论，他们对明太祖、神宗、毅宗的朝鲜政策及其实践非常满意，充分肯定三帝对朝鲜的“大造”“再造”之功，对朝鲜的友好情谊，所以大报坛的建设和三皇并祀，表明朝鲜对明朝的感恩戴德以及诚挚的怀念之情。
朝鲜人的尊崇明皇，还考虑到被祀者的人品，肃宗在1704年祭祀毅宗的祀文中有这样的话：“帝日死守，义勿去之。殉于社稷，乃礼之经。”[36]对于毅宗的殉社稷极表崇敬。1731年，英宗君臣读《礼记》，至“国君死社稷”章，特进官李廷济指出，国君死于社稷的，汉唐以来还没有人，唯独明毅宗实践了。英宗承认明毅宗说过的话：“我非亡国之君，诸臣是亡国之臣。”[37]皇帝死社稷，是实现了最高的君德，朝鲜君臣赞佩不已，以毅宗的品德为高不可及。大报坛祀三皇，还有配享的明臣，每朝一人，毅宗朝为大学士范景文，他本来主张固守北京，及至城陷，毅宗出宫，他乃投井自杀，并写遗书：“身为大臣，不能灭贼雪耻，死有余恨。”[38]朝鲜人敬重他忠君死难，实现了最高的臣节。神宗朝的陪祀者，是宁远伯李成梁，1762年领议政洪凤汉提出异议，他说，看故相李廷龟的札子，获知李成梁常想吞并我国，用之配享，内心不安。英宗不以为然，他说大报坛专为尊崇皇朝的，从享的人也是为明皇的，“岂以我国之恩怨，斥其功臣”[39]。大报坛是朝鲜的事，但考虑事情却以明朝皇帝为中心，不管是明朝人还是朝鲜人，都以其是否忠于明皇为评价准则，并不以对朝鲜态度如何而论。朝鲜孝宗（即凤林大君）在清朝当了八年质子，继承王位后，采取反清的政策，总想任用反清派，但受清朝干预而不能实现，就因这种志向，为他的裔孙所崇敬，1740年英宗给他追加谥号。[40]1779年正宗说，孝宗应该配享大报坛，道理是极其明白的，但这样的大事，就是不敢轻易讨论。他知道，以外藩而从祀天子坛庙，又是重大的礼仪原则，不好办，行不通，所以遗憾地表示：“不配享庙，甚欠典也。”[41]上述对明毅宗的评价，对配享人的选择，对孝宗的从祀议论，有一个共同的也是最终的标准，就是尽忠于君主和社稷，而具体地说就是忠于明朝。大报坛祭祀正是再现了朝鲜君臣对明朝感恩载德的感情，是在君主至治、君为臣纲的政治思想支配下尊奉明朝的。(www.xing528.com)
在清朝的眼皮底下祭明皇，这种祭祀自然受到清朝的影响，筑坛不设庙不必说了，在祭祀过程中遇到与清朝有关系的事，朝鲜君臣相机采取办法，使祀事坚持下去。1757年正月二十九日，朝鲜投降清朝整一百二十周年，合两个甲子，当时朝鲜人和中国人一样，认为甲子轮回，并且召见当年抗清功臣的遗胤。[42]英宗原定于1760年五月初十日举行皇坛望拜礼，但初六日清朝使臣到汉城宣读敕书，英宗跪着听了，遂下令望拜礼暂停，因为刚刚给清朝跪过的膝，再到皇坛行礼，是对明皇的不恭。[43]纯祖于1803年七月下令，皇坛斋宿时，不看载有清朝年号的文书。[44]1706年三月，领议政崔锡鼎受命摄行大报坛祭祀，四学儒生宋婺源等认为他的祖父崔鸣吉是清、鲜战争中的主和派，由他摄行将是对明皇的侮辱，表示反对，崔锡鼎遂上书辩论，说乃祖在处理降清事务后，拒绝清朝征兵，又派人同明朝联系，不是奸臣。[45]这一争论，表明朝臣们高度重视祭祀者的对明、清两朝的态度，亲清反明者决不能入选。此外，祭祀中不用清年号，前已交待过了。肃宗在1705年大报坛祭告明神宗文中，有“故国腥膻，于何陟降”的话，[46]对清朝统治中国表示愤慨。从大报坛的祭祀中考察，朝鲜君臣对清朝外似恭敬畏惧，内心极度不满，反清情绪强烈。
朝鲜君臣在大报坛祭祀活动中，经常说“尊周大义”。1712年，是干支纪年的壬辰年，即倭寇侵朝的二甲子之年，经筵讲官洪致中、李世谨因而要求肃宗不要忘了当年宣祖逃难的屈辱，并“因书中复仇雪耻之语，反复开陈，请追孝庙之遗志，明《春秋》之大义”[47]。1740年三月，英宗举行经筵，讲《春秋》，“筵臣以上不忘尊周之恩，赞扬之；又以《春秋》尊攘之义，仰勉之。”英宗很高兴地接受了，因而作两首《感皇恩》诗。[48]他们讲的《春秋》大义、尊攘之义，按其原意，是周朝衰微，诸侯要尽心辅佐王室，以恢复周室的兴盛；另一层意思是尊奉华夏政权，反对夷狄乱政。18、19世纪朝鲜君臣讲尊攘之义，正是针对被视为夷狄的清朝统治着华夏，故主明朝不只是衰朽，且是灭亡了的。所以，朝鲜君臣建大报坛，尊明反清，符合于中国儒家尊王攘夷观念，并且是它的具体运用。大报坛不仅在形制上是中国儒家学说的体现，在政治思想上也和儒家相一致，可见儒家文化对朝鲜影响之深了。
明朝不存在，尊明反清，何能实现？朝鲜君臣的大报坛祭祀活动，是一种自我精神安慰，表示没有忘掉明朝，问心无愧。1667年，时值南明灭亡不久，郑氏尚在台湾活动，朝鲜在清朝威迫下，将漂来的汉人送给清朝，往往遭杀戮。朝鲜笃信春秋大义的人士痛心于政府不与汉人政权联络而做清朝要做的事，幼学成至善等八人疏称：“我国之于大明，有君臣之义，有父母之恩，而式至今日，背恩忘义，夷狄禽兽之名，乌可辞乎！”[49]真是痛心疾首之至。1699年，原任佥使朴昆上书，讲说为明神宗建祠宇，“非但一国之大义，乃天下之大义；非但天下之大义，乃万世之大义也”[50]。大报坛设立了，崇明人士很高兴，庆幸世界上还有纪念明朝的地方，从而以“小中华”自诩。但是，他们也很清醒，深知以朝鲜的国力无法反清。此事祭祀明帝活动的热忱者英宗在1763年七月读诸葛亮的《出师表》，伤感地说：“明岁是甲申也。河清未闻，北敕（指清朝使臣）又至，读此聊以写日暮途远之怀也。”[51]
不能兴复是一回事，大报坛本身还是明朝与朝鲜友好关系的见证。明朝使臣到朝鲜也有需索滋扰，但明朝给予朝鲜的要多得多。这是朝鲜君臣怀念明朝最根本的原因，虽然共同的儒家政治观念也是重要因素。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