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序

读者手中的这部著作，是中国博士、韩国学者金成修研究员的博士学位论文的修订本，我能理解成修因著述在中国面世的喜悦，并请接受我的衷心祝贺，同时我为蒙古与藏传佛教关系史研究具有新视角成果的出现而高兴，因此成修要我写序，就愉快地来写这么几句话，也就不顾忌自己对这种学问的无知状态了。

我和成修的有缘，在于她的好学与为人。1996年的春末，她到我家，表示要考中国明清史方向的博士生，谈了她在延世大学的硕士学位论文《十七世纪蒙藏势力圈与清朝》和对蒙藏关系史继续钻研的兴趣。对于报考博士研究生，我自始就有一个做法，就是请报考人先给我两篇论文（发表的、手稿均可）看看，我阅后提出对他报考的建议，这样做，出于两点考虑，一是了解其学习水平，三年能否完成博士论文；二是如果没有第一个前提，让他考试，他往往要在考前来南开大学接受短期外语培训，届时再来应试，两次往返交通住宿费用是一种负担，若是在职应试者，还要做好单位的疏通工作，假如考不中，在单位就难于相处，所付出的代价太大。顾虑到这两点，对有的人还不如不让他考。对于韩国学生我也不例外，但也有变通的地方。鉴于她是留学生，应当了解她的古代汉语水准和汉学基本知识，所以当即在二十五史的书橱里抽出两本书，一本是中古的，另一本是近古的（似乎是《魏书》和《明史》，记忆不清了），随手各翻出一页，让她朗读和解释，她读得不那么流利，然而读下来了，大意也能明了。我立即表示同意她报考。

入学之后，尊重她研究方向的选择，虽然我对蒙藏史和藏传佛教史所知极其有限，由于她的兴致所在，相信能够学成。为此对她提出四点建议：作为留学生，固然有了一些汉学基础，但毕竟文化背景不同，对中国历史文化知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需要有较多的认识；研究方向明确了，若要深入进去，必须对明清史的大背景有足够的知识，不可局限于明代中后期和清代前期蒙藏关系史的一知半解；需要掌握蒙文和藏文乃至满文以及相关史料，缺乏蒙藏文资料，将不会有多少贡献，我的同事中有懂得蒙文和满文的，可以向他们请教，但是要想达到高水平，不如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等专业机构去进修；不断提高分析认识能力，一定要有提高思辩力的意识，多写读书报告和文章，为此参加博士班研讨课，出席校内外举行的学术研讨会。

成修于1996年9月入学，到2002年6月获得博士学位，历时六年，时间比一般的博士生多了一倍，我有时对客人介绍她这种情形，赞扬她，她总是说用时六年是常有的事，在国外很正常，甚至比这个年头还多。我也知道一点国外的情况，博士读个十年八年的不新鲜，不过在中国，绝大多数三年毕业，在职攻读的可以四年，否则还得申请，批准才能读五年，而成修坚持到六年，“赖着不走”，就在于她追求论文的完善，非要把应当做的内容做成，做得像样子才罢手。这件事是我认为她求学、治学的执着追求精神与实践的体现之一。另一种表现是蒙藏语言文字的学习和史料的搜集。她先到社科院民族所向白翠琴研究员求教，随后用了两个学期的时间到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系进修蒙古语文、藏语课程，并自学满文，又向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专家请益，与此同时着力搜集蒙藏文资料，这样下了几年功夫，能够顺利阅读蒙藏文原始资料，学位论文的附录一《第一世哲布尊丹巴传》，系她据藏文译成汉文的，被蒙古史专家乔吉研究员评论为，“作者对原文的理解和翻译基本无误，非常难得”，而该书“资料价值很高”。就此一事足以证明成修对藏文、汉文的成功把握。

再一个表现是通过局部历史事象的研讨达到整体的综合，在学期间她钻研了一些专题，写出文章，参加学术研讨会，既向与会学者请教，又发表自己的论文，以求提高学术水平，如1998年出席内蒙古大学主办的“第三次蒙古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做出《藏传佛教在漠北蒙古传播史与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前身问题》的发言；1999年出席南开大学主办的“明清以来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宣读《藏传佛教在厄鲁特蒙古》一文；2001年参加韩国檀国大学主办的“韩国蒙古学会研讨会”，提交《研究藏传佛教史对清代蒙古历史的意义》论文；2001年参加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西藏社会科学院主办的“2001年北京藏学讨论会”，报告《第四世班禅喇嘛与清代漠北蒙古活佛系统》；2002年参加广西师范大学主办的“海峡两岸明清史”学术研讨会，就《清代蒙藏政局与阿拉善蒙古的形成》做出发言。在此期间发表几篇论文：《16、17世纪格鲁派在喀尔喀蒙古传教新探——以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前身问题为中心》（《蒙古学信息》），《16世纪末、17世纪初格鲁派与卫拉特佛教》（《中国社会历史评论》），书评“Vladimir L.Uspensky，Prince Yunli（1697—1738）——Manchu Statesman and Tibetan Buddhist”（《中国社会历史评论》），《十七世纪末蒙藏政局与阿拉善和硕特》（《庆祝陈捷先、冯尔康教授古稀之年学术论文集》），《西藏与中国》（韩文《佛教评论》）等。

现在的书是成修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饰定稿成书的。成修试图重新认识16、17世纪蒙古民族共同体的面目，即达延汗政权成立以来在蒙古逐渐形成的政治改革论与藏传佛教的结合，在恢复理想化古代秩序的旗帜下，出现的土默特、喀尔喀、厄鲁特等地区性政权，以及它们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她综合运用民族学、历史学、语言学多学科的知识和研究法，论述在蒙元灭亡二百年后，蒙古族政治复兴观念的产生及其某种实践，以及这种观念同藏传佛教的关系。她采取新视角的观察方法，以此区别于前贤的研讨。中国学者讨论蒙藏关系史和藏传佛教史，大约多是从中国整体史出发，放在中央集权的格局下，研究蒙、藏与明清中央政府以及蒙藏之间的关系，而成修不同，单刀直入，研究蒙、藏本身的历史，蒙藏之间的关系史，这样就能直接进入论题，少兜圈子，省力，还方便论题的解决。应当说她的新角度、新方法有独到之处，应该视为一种发明，是一种成功的研究法。当然，这不能空论，而应看成修的研究结果。

我感到成修发出了一些前人所未发现的观点，就是：（1）蒙古政治与藏传佛教的关系向来为研究者所注意，但不同的是成修认为蒙古人产生恢复蒙古政治的理念，并有所实践。此为他人所未道及。（2）指出藏传佛教在蒙古传播的本质是政治改革工具，不只是文化现象，而且是16、17世纪蒙古政治改革的主要工具；有学人把蒙古地区的佛教误解为以祖先崇拜为主的萨满教与藏传佛教的结合，成修观点不同，认为蒙古引进藏传佛教，不是为与蒙古固有的萨满教的结合，而是恢复成吉思汗、忽必烈时代的大蒙古国秩序，确保该政权的正统性，利用了佛教，使得16世纪藏传佛教成为蒙古政治改革论的主要内容，融入成吉思汗在内的佛教世界成为蒙古政权的新模式。（3）认为“印藏蒙同源论”，实系蒙古中心论，是为恢复蒙古政治制造舆论，而不表明蒙古佛教对西藏佛教的依赖性。（4）对蒙古藏传佛教史多所辨证，与一些陈说讨论，如无所谓红教、黄教之争，自始就是黄教的传播。批评格鲁派史学观对叙述蒙古历史的影响，因为有的学者以为哲布尊丹巴的前身是非格鲁派，因而认为喀尔喀本来是红教传播区，而后来改宗格鲁派，这是误解，实际上喀尔喀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前身是格鲁派哲蚌寺的创始者“嘉央曲杰”，哲布尊丹巴与格鲁派领袖达赖喇嘛之间的矛盾来自喀尔喀中心论与格鲁派教权主义的冲突。(www.xing528.com)

成修新见解的提出，建立在占有多种文字的大量的史料基础上，全书利用汉文、蒙文、藏文以及英文、日文、满文的原始资料和研究成果，所以资料充实，论证有力。这种多种文字文献的运用，为年轻的学人所不易达到，甚至可以说难于企及。成修在语言工具方面的准备和资料搜集上下的苦工，真是皇天不负苦心人——取得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成修的书仍有需要加工的地方，她自己就意识到：讨论重心放在蒙古政治改革观念方面，而对实际制度上的反映忽视考察；由于是以土默特、喀尔喀左翼为研讨中心，忽略了厄鲁特的情况，从而整体性欠缺。我则建议她增加图表，具体是：“人名、佛号、词意对照表”；“蒙藏高僧求佛、传教活动地图”。这是为较多读者设想的。历史读物面向读者，这读者不只是小同行，还有大同行，乃至有兴趣的非史学工作者，为后两种人，在专著中就需要加进一些知识性、工具性的内容，不知成修以为然否？成修看到不足，并且表示“以后的研究将要利用17世纪蒙古法典以及相关资料，探索当时蒙古政治改革论在制度上的反映。而且还将扩大论述范围到整个蒙古地区，希望以此达到所提出的观点在蒙古具有普遍性”。（博士论文答辩时的陈述）

我想成修的愿望不会落空，因为她在获得博士学位后，继续从事她的这项研究。她博士毕业，即被母校南开大学聘为教师，在历史学院讲授蒙藏史、西藏通史、蒙文、满文课程。一年后回到她的韩国母校延世大学，任文科大学史学科讲师，兼任韩国延世大学国学研究院研究员，进行《清代藏传佛教寺庙组织与藏传佛教文化区域之形成》课题研究，写作专题论文和出席学术研讨会，如2003年参加韩国历史学会主办的历史学大会，带去发言稿：《第一世哲布尊丹巴胡图克图与十七世纪喀尔喀蒙古》；同年出席中国汉民族学会、云南社会科学院主办的汉民族学会国际研讨会；出席台湾佛光大学主办的国际清史研讨会，宣读《清代边疆统治与喀尔喀蒙古》论文；参加韩国中亚研究会秋季研讨会，做了《藏传佛教在北亚洲传播与清朝藩部体制》的报告。同时发表论文：《17世纪喀尔喀中心论的形成与藏传佛教》，《中亚研究》（韩文），第7辑，2003年1月；《第一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与17世纪喀尔喀蒙古》，《东洋史学研究》（韩文），2003年6月。这种研究情形会继续下去，我想是没有疑问的，因为除了她本身的条件，还有她父母的极力关怀和支持。记得2003年我去汉城（首尔）出席韩国中国史学会主办的中国宗族史研讨会，期间她的双亲请我晚餐，我说成修将会成为优秀学者，她的父母很高兴，说当教授不难，成为学者就不一样了。他们是要将女儿培养成学者的。他们不是只有想法，而是用行动去造就女儿，比如母亲陪同女儿到蒙古人民共和国进行学术考察，实在难得，我为成修有慈爱的双亲而高兴，我因而相信成修一定会如父母之愿，以学术贡献于社会，令其双亲引以自豪。

至此我要说，成修会坚持不懈地在她的治学领域钻研下去，以新的研究成果奉献于学术界，成为蒙藏史和藏传佛教史的杰出学者，我们期待着。权以此为序。

（2005年8月4日于旅次，载金成修《明清之际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