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事业，号称救死扶伤，真正实现这种崇高目标，是相当长的历史过程，现代社会也远未做到。因为它的实现需要相应的充分的社会条件，即社会公共财富的丰富、政治制度的文明先进、人类（包括病人自身）高度的道德水准、完善的医疗制度，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这些条件就很难实现了，就会视求医者的政治和经济状况，也即视其政治经济能量而给予治疗。
传统社会是等级社会，贵人、富人生病可能会得到医治，贫困者、卑贱者难于获得医疗。中国历史上的名医，许多是为皇帝、贵胄医病而出名。《魏书》卷91《术艺传》论及北魏一代名医，“周澹、李修、徐謇、王显、崔彧方药特妙，各一时之美也”。[2]他们为皇帝治愈疾病而得到荣宠。周澹为魏太宗治好头眩病；李修给魏孝文帝、文明太后治病多有效验；王显诊断文昭皇太后的病是怀孕，果然生下魏世宗，并有效地治疗他的疾病；崔彧针灸治好中山王王孙。[3]皆足以表明医生的服务对象主要是贵人。社会下层的贫贱者处于缺医少药的境地，所幸者有一批医生，道德高尚，富有同情心，热心为穷人治病，东汉和帝时郭玉为人疗疾，“虽贫贱厮养，必尽其心力”[4]。清代乾隆间怀宁人章光裕，“以药济世，未尝受谢。常备药材，以待贫乏”。同县张天择，“能以药活人，贫病者不取一文”。[5]“贫贱厮养”，是贫民穷人和贱民奴隶，这些人没有钱财求医，身份卑贱，难得有医生把他们看作人而给予疾病治疗。我国传统医疗有诸多特点，一些医生医德高尚，为贫窭者施医施药，即为其一。但这种义行是个人行为，缺少金钱和地位低下的人与医疗保障仍然无缘。传统社会后期一些地方出现施药局，有的行会成立“同仁会”，为会员施药，设立义冢。此类组织，试图在局部范围内帮助穷人治病，有社会保障的某种作用，但力量微弱，涉及人群极其有限，远远没有形成社会保障事业。
到了近现代，治病的政治条件和金钱条件依然起重要的乃至主导的作用，如极力倡导阶级斗争的“文革”时期，政治挂帅，对所谓有政治问题的人，对所谓阶级敌人，不予治疗，任其病痛以致死亡。在一切向钱看的时代，病人若不能预交高额费用，不予收留治疗。此皆背离生命至上观念。(www.xing528.com)
医疗机构、医院、医生无条件地治病救人，无条件地善待病人，这是生命至上、是尊重生命观念的体现。有此观念，不论病人是什么样的人——有无政治身份，是什么肤色的人，有无金钱，一概不问，先治疗，其他再说，这是尊重生命，也是尊重人权。即使罪犯也予人道主义治疗，何况穷人，岂可摒弃！无条件地治病救人，实在是实现人的尊严所必须，需要有相应的医疗制度来保障它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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