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理念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学术争议

梅光迪、吴宓等人的学衡派，主张“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对传统文化抱着尊重的态度，加以甄别，选择其精华，使之流传于世；在传承的同时，吸收西方文化，并把它融化到中国文化之中，让它变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他们坚持文言文，认为它优美，表达出人们的感情，是文明的体现，因此反对白话文。他们在当时及后世的一段时间内被视为文化保守主义团体，遭受批评，近年的研究者在世纪回眸的语境下，重新解读他们的著作，认为他们的学术观点，“比他们的对手要中和得多”。所谓“中和”，是既不急进，也不保守，洽得其“中”，以哲学观念来讲，就是合于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在前述张岱年的论述中就认为它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深中肯綮。它是中国人所特别讲究的，是理念，也是行为的准则。中庸的哲理内涵，是说在做事上不要冒进，须知“过犹不及”，“欲速则不达”；待人要宽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为已甚”；在宇宙观上讲“天人和谐”。

历代有为的统治者，大多以中庸、时中的观念作为理政的指导思想，具体说就是宽仁与重法方针的交相使用，即在什么环境下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如清朝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祖孙三代相承续，因政治环境的差异，施政方针不一，康熙帝实行宽仁政策，晚年出现法制废弛和政局混乱的状况；雍正帝用严猛方针去医治它，他知道这种政策能纠偏而不能得人心，故而表示局势变好后就改行宽政，那时就是他的福气了；乾隆帝继位，立即宣布实施宽严相济的方针，弥补前朝的缺失，争取达到中庸的治理境界。时中、中庸政治是统治者所追求的。亦足以给后人以启示，明白中庸的道理。

“矫枉过正”，是对中庸的一种误解，以为要达到中庸境界，有时不得不做得过头一点，才能够矫枉。全盘西化论笃信矫枉过正，以为中国人保守观念极端深重，只有在全盘西化中，中国传统文化里的优良成分才会得到鉴别和显露出来。矫枉过正容易走向极端，在其矫枉之后，又需要有人来为其纠偏，然后才会达到“正”的境地。看来矫枉过正不足为训。

20世纪“孔子”的胡适，主张“充分的世界化”（全盘西化的另一种表达），与本位文化论、学衡派等论战，在对待中国文化传统方面是非常激进的，可是他在个人的行为上又多方面地遵循中国传统礼法和习俗。他的太太是乃母确定的，在时代反对包办婚姻的潮流下，他为顺遂母亲心愿结婚了，而且与太太厮守一辈子；母亲亡故，丧礼虽对旧礼诸多改革，不过仍保留了一些。有人对胡适不理解，以为他主张西化，有亏于中国的传统道德，其实不然，考古学家李济在悼念胡适文中赞美他是“革新运动者，但实际上他的操守能代表中国最优美的传统”，蒋介石在挽联中说他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有人认为这些说法都是“非常公正而深刻的”，中国就是需要有胡适这样一些大儒，“以为品格价值的规范”。一方面是激烈的文化革新者，一方面又是保持文化传统的典范，似乎是两不相容的，但是确确实实地发生在一个人身上了。胡适自云“无数无数的人民，那才是文化的‘本位’”，他是中国人，在他身上体现了中国人的文化传统。热衷西化而又保持传统文化真是耐人寻味。在此笔者不拟作勉强的解释，只想说对传统文化不是简单地否定的事情。(www.xing528.com)

如果用中庸道德观念来考察20世纪的学术讨论和政治批判运动，不难发现学术争论的各方有时火气不小，温文尔雅的胡适不仅对十教授的宣言表示失望，甚至有意无意地将他们的行为与新军阀的何键、陈济棠的倡言复古联系起来，指斥他们“保守心理在那里作怪”，“妄谈折衷”，“适足为顽固势力添一种时髦的烟雾弹”。梁实秋指责本位文化论者是“夸大狂”。而陶希圣则回敬他们为见洋人就下跪的人。学术讨论与政治批判不同，民间的学术讨论应当是温和的、艺术的，政治批判是只有当政者才可以发动的，往往是不讲理的、粗暴的。何以学者间的争论，也不太留心于讨论艺术呢？这可能同20世纪人们急于改变民族受侵凌的地位有关，心中着急，将不同的观念视为有碍于社会进步，因此就不太讲究争论的方式方法了。如若讲究中庸的宽容，心平气和地开展讨论，效果会好得多。后来人说这些话，可不是责难先贤，不过是想从历史上的学术讨论中吸取经验，提高今日学术讨论的品质。

在论争中胡适倡言的“充分世界化”，似是预言，在今日世界经济一体化、全球化，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环境下，值得再加解读；中国本位文化传统则更需要重新认识：有哪些优良成分应当继承？又如何继承？怎样在世界多元文化格局中发挥积极作用？换句话说，以什么样的中国文化贡献于人类社会？

（2003年1月13日作，载《苏州科技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