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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史散论:本位文化与西化之争

时间:2026-01-26 理论教育 南栀 版权反馈
【摘要】:1935年是中国本位文化、全盘西化、西化各种观念争相讨论的一年。既然致力于本位文化,重视民族传统,对外来文化多加挑剔,原是应有之义。批评本位文化论,最激烈的是全盘西化、西化论者。全盘西化论者陈序经认为学习西方只能全盘接受,因为文化是整体的,不能切割。胡适本来是全盘西化论者,鉴于“全盘西化”有语病,容易引发繁琐的争论,改而提出“充分世界化”的概念。

1935年是中国本位文化、全盘西化、西化各种观念争相讨论的一年。1月,王新命、何炳松、陶希圣等十位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主张全盘西化或充分世界化的胡适、陈序经撰文反对,在这两派之外的学者,如张熙若(张奚若)、张岱年、梁实秋等亦参与论战,而以马芳名编辑的《中国文化宣言讨论集》于12月出版告以小结。

王新命等的宣言惊呼“中国在文化的领域中是消失了”,成了各种不同主张的国际文化的血战之场,处此情境,应以建设中国本位文化为使命;它的内涵是什么,他们的理解是:充实人民的生活,发展国民的生计,争取民族的生存。建设资源是什么,他们没有正面讲述,但在谈到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态度中有所表露,即检讨古代中国制度思想,存其所当存,去其所当去,赞美良好制度伟大思想,竭力为之发扬光大,以贡献于全世界,而可诅咒的不良制度卑劣思想,则当淘汰务尽,无所吝惜。对欧美文化,“吸收其所当吸收”,而不是全盘接受。他们还认为西方文化有资本主义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的冲突,如何能全盘接受。从他们所讲的建设内容,我们知道,本位文化论所说的文化,主要是指生活方式和习俗,要建设的是科学的生活方式,至于观念方面的世界观、人生观、哲学、伦理、文学艺术、史学等文化命题,他们则是缺乏思考的,所以对传统文化他们有接触,但不深刻、全面。他们强调本位文化,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观念,对外来文化他们并非固执地拒绝,但反对全盘西化,呼吁这一派人士不要“打消半殖民地的中国的民族独立自主的思想。人应当不自骄,可也不要见人就跪”。既然致力于本位文化,重视民族传统,对外来文化多加挑剔,原是应有之义。本位文化论者发表宣言,与他人论战,似乎立于主动地位,其实他们是以攻为守,处于被动地位。其时的思想流派与社会舆论,西化论占上风,其中宗法欧美论又居主导地位,宗法苏俄论和宗法德意论均有一定的势力。在这种舆论环境下讲本位文化,留意于民族文化与文化传统,自然就容易被人视为复古守旧,列入顽固势力范围。

批评本位文化论,最激烈的是全盘西化、西化论者。全盘西化论者陈序经认为学习西方只能全盘接受,因为文化是整体的,不能切割。胡适本来是全盘西化论者,鉴于“全盘西化”有语病,容易引发繁琐的争论,改而提出“充分世界化”的概念。他主张“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以西方科学主义为武器,对中国传统文化作出新的全面的阐释,但它的着眼点是全盘接受西方文化,坚持“一心一意的走上世界化的道路”。他的意思是先西化,用西方的文化改造中国文化,建设新的中国文化。本位文化论的提出,胡适认为是对西化的干扰和对抗,是打着对传统文化、西方文化都要鉴别吸收的时髦旗号,为顽固势力张目。在他看来中国文化消失论是危言耸听,因为文化有惰性,是由人民来传承的,不会毁灭。他说:“物质生活无论如何骤变,思想学术无论如何改观,政治制度无论如何翻造,日本人还只是日本人,中国人还只是中国人。”而现在令人焦虑的不是十教授的中国本位的动摇,而是缺少变化,“是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处处都保持中国旧有种种罪孽的特征,太多了,太深了”。因此要向前看,让世界文化与中国古老文化接触,借前者的朝气打击后者的惰性和暮气,“将来文化大变动的结晶品,当然是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那是毫无可疑的。如果我们的老文化里真有无价之宝,禁得起外来势力的洗涤冲击的,那一部分不可磨灭的文化将来自然会因这一番科学文化的淘洗而格外发挥光大的”。由此可知,西化论的西化是建设本位文化的手段,并非不要中国文化和文化传统。(https://www.xing528.com)

本位文化论者、西化论者和其他参加争论的学者各自阐明自家的观点,而忽视了他们的共同之处,那就是关心国事,都在寻觅救国、建国之路,都或多或少地承认中国文化传统的作用,只是各有自己的理想途径。这场讨论,既然是对着本位文化而来的,自应对中国文化传统多所涉及,然而事实上却有点令人失望——讨论不多。前面已指出,本位文化论者对制度文化、生活文化关照多,而忽视思想文化,在讨论中有的学者作出弥补,张奚若、梁实秋自谓力求探寻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优良因素,所得不多,如梁实秋认为中国文化优于西方文化的地方是菜好吃,长袍布鞋舒适,宫室园林雅丽;张奚若亦是如此,以中国坛庙宫殿式建筑而自豪,中国饭好吃,山水画讲究意境。在文化中涉猎面较广的是张岱年,他认为中国文化传统的特点有四个方面,即中庸的行为态度,人伦之注意,农业和士大夫的统治。他说中国人在各方面都喜欢调和持中,对待自然的态度是调谐的,不为已甚,只要自然不十分难为人,便可对之妥协;中国人不是不会发明,只是容易满足,停止不进。他说中国人最重人伦,中国所谓学,是研究人伦日用当然之理,所谓德,也只是在人伦上处得好。说到中国文化的特质,张岱年认为是“注重人性之发挥与改进”。这些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优良内涵的认识为当时的讨论丰富了内容,从后人来看这种争论本身也是一种学术遗产,为今日建设新时代文化的有益资源,有益于识别、吸收传统文化中的优良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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