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理20世纪学术文化史，总结研究成果，打造当代中华文化资源

1.社会渐进论者的国学、国粹派的儒学资源

社会渐进论者深刻地认识到社会的弊病，觅求社会改良，其中有的人本来是相当激进的，如章太炎是反满革命领袖之一，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之一，但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他们同梁启超、梁漱溟及《学衡》派诸人笃信社会渐进论，潜心学术，主要研究经学、史学和典籍，成为倡扬国学的大师。章太炎晚年总结经验，认为孔学最适用于中国，作为中国人，应当有民族思想、民族感情、民族精神，有礼教道德，有历史文献知识，做人要遵照儒家伦理，“孝悌忠信”仍然有价值。为实践他的主张，在苏州开办“章氏国学讲学会”，提倡民族主义，发扬孔子教育精神，讲授《尔雅》《尚书》《公羊传》；梁启超研究国学，撰著《清代学术概论》，宣传“复兴古学，以求解放”的思想，又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自云在接受西学的同时，“力谋中国过去善良思想之复活”，并谓章太炎提倡种族革命，“同时也想把考证学引到新方向”；《学衡》派坚持文言文，反对白话文，他们中的吴宓、陈寅恪、梅光迪、汤用彤，是留洋学者，学贯中西，而着意于保存传统文化。梁启超的观念时或变化，被人讥为“善变”；章太炎由激进的革命家，被他的弟子（如鲁迅）、再传弟子（如蔡尚思）视作尊孔读经大师，是不合时代潮流的历史落伍者。

如何理解章太炎、梁启超的变化?以落伍责备他们，固然可以，这是肯定当时社会激进潮流前提下的观点；设若换一种语境，是否可以理解为他们政治观念上不以激进为然，而信奉渐进，并不要彻底改造中国，所以对传统文化有所热爱，在其备受冲击之中，坚持儒家的基本观念。在批判传统文化的时候，国学、国粹派对传统文化的研究，有批评，如封建、君主制的思想要不得，业已过时；有赞扬，系有分析的肯定，主要在做人伦理。他们的研究活动使人知道传统文化不能全盘清除，内含不可抹煞的有益成分，可以继承、实践。他们的学术成果，为我们今天认识传统文化提供素材，可供建设当代文化的参考。(www.xing528.com)

2.晚近新儒学的资源

章太炎、梁启超那一代人的国学研究，对后世的新儒学产生了启示作用，晚近新儒学代表人物杜维明认为他们是现代新儒学的先驱人物。初期的新儒学，梁漱溟、熊十力、张君劢和冯友兰是重要学者，他们以及康有为、梁启超，在西方文化盛行的情况下，认为儒家文化还有其价值，对儒家的人生观、宇宙观，对人生、宇宙、天人关系、人际关系等方面作出深刻思考，从各方面建构儒家学术框架。20世纪后半叶，尤其是七八十年代亚洲“四小龙”兴起之后，身在大陆以外的华人学者，研讨“四小龙”的发达与儒家文化的关系，形成新儒学的第三代，而在台港的徐复观、牟宗三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撰著《两汉思想史》的徐复观自云：“没有五十年代台湾反中国文化的压力，没有六十年代内地反孔反儒的压力，我可能便找不到了解古人思想的钥匙，甚至我不会作这种艰辛的尝试。”可知新儒学是在社会反儒舆论情形下发展的。这时的研究已经处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在这种大背景下的讨论，更需要深入探讨儒家思想的时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