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历史比较技巧揭秘

不少文章为说明郑和下西洋征服海洋壮举的历史意义，同西方航海史上远航时间、人数、船数进行对比：在时间上，比迪亚士在1487年发现好望角要早82年，比哥伦布在1492年到达美洲要早87年，比麦哲伦在1521年到达菲律宾早116年；在人、船方面，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有大型宝船62艘，大者长44丈、宽18丈，官兵27800人，而哥伦布去美洲仅有船3只、80余人，麦哲伦到菲律宾不过5条船、260余人，达·伽马去印度有船4艘、约160人，与郑和船队无法相比。

陈述的这些事实，都是历史的真实。然而比对是否就此截止，是否还要比较什么内容，这是由作者研究目标所决定的。就郑和下西洋和地理大发现作比较，笔者以为还需要关注两个问题：

其一，历史后果。一个事件的历史意义，在很大程度上看它对当时以及后世社会生活的影响。15—16世纪的中西航海史确实令人深思，西方只用了那么少的人力、物力，真是同永乐帝动用的人力、财力不可同日而语，如果比较一下两者的后果，则是另一种不可同日而语了。地理大发现所开始的殖民活动，揭开了西方资本原始积累的时代。殖民者进行海外掠夺，把大量黄金输入欧洲，引起“价格革命”。在物价上涨中，新兴的工业资产者发财致富，一部分农民发家，征收定额地租的地主经济遭到破坏。所以价格革命带动生产关系的变化，促进城乡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造成封建制的进一步衰落。地理大发现的后果如此，其重要意义也在这里。郑和下西洋的后果与此不同，中国君主利用经济富足和高技术水平从事航海活动，用重金聘请所至之地的国王、酋长来华，制造“万国来朝”的颇有虚幻成分的“鼎盛”局面，稳定永乐帝因篡位而形成的不稳定的政局，这是下西洋的首要目的。其次是购买上层社会所需要的珍珠、香料等奢侈品。下西洋贸易对官营手工业的发展不无好处，而限制、打击民间工商业的发展，整个讲做的是赔本买卖。因此永乐后期，官员李时勉等人说“连年四方蛮夷朝贡之使相望于道，实罢（疲）中国”（《明太宗实录》卷120）。下西洋过后不久，兵部车驾郎中刘大夏说：“三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弊政耳。”（《殊域周咨录》卷8《古里》）他们将郑和下西洋当作弊政来看待，认为是政治外交行为，而不是正常的经济贸易活动，结果是疲敝中国。两种后果，倒反映了事情的本质。(www.xing528.com)

其二，中断的“第一”意义何在？下西洋时代中国造船术、航海术最先进，处于“第一”的地位，但是后来中断了，成为昙花一现的事物，这样的“第一”，强调它的意义在哪里？郑和下西洋发生得早，利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造船术和航海术，船队规模大，航海持续时间长，在人类航海史上是空前的壮举，是中华民族对世界航海事业的贡献。它表明当时中国经济、文化的发达。这些都值得我们引以自豪，加以歌颂。问题是进行这样的中西对比想说明什么？一味地自诩“当年我们祖先如何如何先进”，是阿Q式的“十年浩劫”时代的思维逻辑，今人不宜固执。若用以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寻找中国由先进变为落后的社会原因，激励国人奋发图强，将是有意义的，然而少见以此立论的文章。历史上的先进只应对后人起鞭策作用，而不应替落后作解嘲。郑和下西洋的时代，中国是周边国家及西洋的“中心”，这种自诩世界中心的观念源远流长。在清代，西方文明传入，开明人士虽未把它视作奇技淫巧，然而也认为中国古已有之，观19世纪大学士阮元主编的《畴人传》即可知。20世纪人们一方面反对“全盘西化”论，另一方面传统的中国中心论仍在或明或暗地流行着，因之片面地比较郑和下西洋与地理大发现，就不是奇怪的事情了。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爱国，他人也爱其国。在中外历史比较中，尊重祖国，同时也要尊重他人之国，庶几或可避免偏颇之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