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体完善，百姓就会受益得福吗？两者关系不是简单的逻辑推理所能得出结论的。马戛尔尼对此持有否定的见解。他在中国生活几个月后，就清朝不发展科学一事，对中国社会、民众前途有了概括性预测，于11月30日写道：“……中国政府不复以科学为人生所急，而对于西洋物质上的进步亦以此一概抹杀。果如是者，吾苟设为一言，谓中国上有鞑靼政府，而其所属人民得有修养元气之福泽者，则此言必为大误。它姑不论，近年中国各省兵乱之事，几于无岁无之，虽此种兵乱旋起旋灭，于国家大势无关，而祸根不除，人民之当其冲者，宛如病虐大寒大热交克其身，日日不已，有不筋疲力倦者乎？”[162]不讲科学，就不易发展生产，经济不能发达，民众生活就得不到改善，而祸乱频生，如不断出现兵变、民变，虽然被敉平，但使得受害的民众陷入极端困窘境地，哪里有福泽可言，哪里有幸福可言！应当说马戛尔尼的话不是武断的。清朝皇帝全力关注的是皇家富有，政府富有，百姓有了大灾大难，皇帝也会发帑银救济，但“小惠未遍”，贫民只能在困苦中苟且偷生。试想，皇帝集权体制决定其自我调节能力极其微弱，职官制度中的重满轻汉方针，决定了满洲皇帝进行机制改良的不可能性，善良的民众在此种体制下看不到希望。君不见清末，革命派提出“驱逐鞑掳恢复中华”，改良派希望实行君主立宪，皇家来了个“皇族内阁”，导致全民失望，清朝灭亡。
拉杂写到这里，该归结内容要点了：
马戛尔尼等人观察到中国下层民众具有尽心尽力的劳作态度，苦干巧干的作风，保证活计的质量，妇女与男子一样从事繁重体力的农活；民众饮食粗粝，衣着不整，居室简陋，很是清苦；他们因信仰神灵、命运和好皇帝，安分守常。一句话，是吃苦耐劳、可悯可叹的守法良民。
清朝皇帝享有隆重尊君礼仪，占有不可数计的财富，专用的御道，生活奢华至极，为其服务的官僚体制就像一架机器，听其指令有序高效地运转，高度集权的皇权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为世界王权之最，其他国家的君主无可比拟，但没有因此给百姓带来福泽。
建立在勤劳朴实民众基础上的清朝政权巩固，然有难于克服的隐忧。因为皇帝和官员故步自封，不讲求科学，不懂得发展近代工农商业，还是传统社会的那套办法管理国计民生，溺婴就表现出民众相当贫穷，成为社会问题，重满轻汉方针政策形成又一个社会问题。有着种种社会问题的社会、政权将有怎样的的前途呢？清朝统治者并未未雨绸缪！
（2017年10月31日成稿，载《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
【注释】
[1]（英）乔治·马戛尔尼：《乾隆英使觐见记》，中文本由刘半农译，有多种版本，最早的是上海中华书局1917年10月第1版，之后有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0年插图版。笔者所读和本文引用的版本为天津人民出版社版，有林延清解读，封面书名作《1793年乾隆英使觐见记》，扉页云林延清编著，刘半农原译，版权页作《龙与狮的对话：英使觐见乾隆记》。
[2]《马戛尔尼勋爵私人日志》《巴罗中国行记》，何高济、何毓宁译，合刻本名《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商务印书馆，2013年。《马戛尔尼勋爵私人日志》《巴罗中国行记》，刘半农分别译名《中国游记》《中国旅行记》，巴罗译作摆劳。
[3]（英）乔治·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版本甚多，初版于1797年伦敦；叶笃义译中文本，香港三联书店1994年版；山海书店1997年版；刘半农译《乾隆英使觐见记》题名《出使中国记》。
[4]原载《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收入《尝新集》，天津古籍出版社，2017年。
[5]黄一农在《印象与真相——清朝中英两国的觐礼之争》（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十八本，第一分，1907年3月）指出：“马戛尔尼使团其实是一支大型的调查团，他们利用途经中国沿海和内陆的机会，对华进行大量的情资(含兵备、科技、动植物、地理、风土和社会)搜集。使团返英之后，个别成员开始因名或利竞相出版相关著作，有些还在文字之外搭配动人的黑白或彩色图像，且大多很快被欧美各国翻译，更常应市场需求而重印，深刻影响到此后至少半个世纪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印象。”他们出于“情资”需要用心搜集清代中国各方面资料，并表明他们的见解。恰可供今日研究者解读。
[6]《乾隆英使觐见记》，天津人民出版社，第20页；下引该书资料，简单注作：觐见记及页码。
[7]觐见记第46页。
[8]觐见记第168—169页。
[9]觐见记第209页。
[10]觐见记第181页。
[11]《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1431，五十八年六月丙戌条。《清实录》（第二七册）《高宗实录》（一九），中华书局影印，1986年，第135页；下引该书资料，注作：乾隆实录卷、年及册页。
[12]觐见记第182页。
[13]《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第413页。
[14]《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第146—147页；觐见记第9—10页。
[15]觐见记第23—24页。
[16]觐见记第208页。
[17]《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第195页。
[18]《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第444页。
[19]《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第464页。
[20]《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第151页。
[21]觐见记第199页。
[22]觐见记第208页。
[23]觐见记第46页。
[24]《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第163页。
[25]《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第160页。
[26]《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第159—160页。
[27]《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第410页。
[28]《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第234页。
[29]《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第152页。
[30]《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第211—212页。
[31]马若瑟于1700年（康熙三十九年）11月在江西抚州的通信中说到中国人的勤劳与生活清淡：“我们不能像责备欧洲多数穷人那样责备中国穷人游手好闲，以为只要他们愿意劳动便能维持生计。因为这些不幸者的辛苦超出了人们一切想象。一个中国人整天双手翻地，而且往往在水深入膝的水田里劳动，但晚上若能就着淡而无味的清水汤吃一小碗饭便是幸事。这便是他的日常生活。”见杜赫德编：《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大象出版社，2005年，第一卷第151页；朱静编译：《洋教士看中国朝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6页。
[32]《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第222页。
[33]《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第425页。
[34]觐见记第182页。
[35]《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第445页。
[36]觐见记第22—23页。
[37]《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第153页。
[38]觐见记第23页。
[39]《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第161页。
[40]《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第427页。
[41]《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第409页。
[42]《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第420页。
[43]在1793年之后的1868年，德国人李希霍芬访华记录里的京津民房状况：天津“房子是用麦秆混着泥土（红土）建成，并且在村子里紧紧挨在一起，整条路上只有一所稍好些的房子，是一所出租屋”。“北京城的房屋又矮又破。”而在南方的宁波情形好得多：“房子建得不错，一部分用木头，一部分用砖，偶尔还能看到石头院墙。”不过该地与广州是“最富有最安全的中国城市。”见费迪南德·冯·李希霍芬著，E.蒂森选编：《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李岩等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13—14、30页。
[44]《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第435—437页。
[45]《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第420页。
[46]《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第421页。
[47]《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第428页。
[48]《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第417—418页；觐见记第184—185页。
[49]《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第432页。
[50]《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第19页。
[51]《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第402页。
[52]《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第401页。
[53]“像印度人一样，中国人也偏爱数字九。”《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第368页。
[54]《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第404页。
[55]《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第34页。
[56]《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第7—8页。
[57]《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第387页。
[58]《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第196页；巴罗说孝道观念不存在于中国人思想中，有武断成分。
[59]《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第390页。
[60]觐见记第6页。
[61]觐见记第36页
[62]《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第409页。
[63]《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第164页。
[64]《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第201页。
[65]《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第204页。
[66]《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第424页。巴罗在此处提到中国人卖鸦片，他进而说到上流社会吸食鸦片的情形：“上层社会在家里好抽鸦片烟。尽管政府采取措施禁止输入，这种毒品仍大量走私到国内，但对老百姓来说，抽烟花费太大。海关官员免不了受贿……孟加拉的当地船只大多把鸦片运往中国，但伦敦开往中国船上的土耳其烟更受欢迎，以将近两倍于前者的价钱出售。”两广总督公告说明鸦片之害，但他“从容自得每日享用鸦片。”（《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第201—202页。）这是极其值得注意的事情。雍正朝就禁止鸦片贩卖，乾隆朝后期已有多渠道的鸦片进口，不难理解半个世纪后鸦片战争的发生。
[67]《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第424页。
[68]“中国人在谈论本国或外国发生的大事时，往往归之于天意和中国帝王之意。”（《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第404页。）
[69]《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第365页。
[70]觐见记第27页。
[71]觐见记第95页。
[72]觐见记第28—29页。
[73]觐见记第99—100页。
[74]觐见记第195页。
[75]觐见记是103页。
[76]觐见记第105页。
[77]觐见记第88页。
[78]《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第180页。(www.xing528.com)
[79]《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第344页。
[80]觐见记第6—7页。
[81]《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第147—148页。
[82]应当指出，民众的皇帝崇拜情节是皇帝和当权者制造的，拙文《皇帝崇拜文化心态研究》（《广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已有论述，狮子号船舱有乾隆帝御容像画，他听说了，甚为关注，特令征瑞到船上探明究竟，画像是否像其本人，可是征瑞害怕登船，没有完成这项差使，被将三级，可知他强烈关注人们对他的崇拜。（觐见记第89页；《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第179页。）
[83]觐见记第227—229页。
[84]觐见记第62页。
[85]觐见记第110页；《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第187页。
[86]早在康熙年间，皇室收藏的钟表之富有，就让人惊讶莫名了。康熙五十九年（1720）俄国使臣伊斯梅洛夫来到北京，康熙帝令传教士马国贤带领他参观皇家钟表收藏，马国贤说从这儿你才能知道富有的观念。他引领伊斯梅洛夫参观的情形是：“补充一个小插曲，也许能够给出一个中国皇帝是多么富裕的概念。一天我奉命给公使和他的一些随员们展示一下陛下的钟表收藏。一踏进房间，伊斯梅洛夫伯爵大吃一惊，这么多数量和品种的钟表展示在他的面前，他开始怀疑这些东西都是赝品。我请他亲手拿几件看看，他照办后，吃惊地发现它们全是极品。当我告诉他，现在看到的所有钟表都是准备拿来送礼的，陛下拥有的钟表数量远不止这些时，他更是惊讶不已。”（马国贤著：《清廷十三年——马国贤在华回忆录》，李天纲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99页。）
[87]觐见记第106页。
[88]巴罗从英国人的室内陈设角度观察，疵议中国皇家陈设使用性能差：没有玻璃窗、火炉、壁炉、沙发、写字台、吊灯、镜子、书橱、印刷品、绘画。（《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第225页。）
[89]马戛尔尼说：“在中国，皇帝的利益始终是头等重要的事。”（《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第31页。）
[90]觐见记第180页。
[91]觐见记第180页。
[92]赵翼：《檐曝杂记》卷1《廷寄》，中华书局，1982年；王昶：《春融堂集》卷47《军机处题名记》，嘉庆12年刻本。
[93]《清高宗实录》卷1433，五十八年七月乙卯条，第27册第160页。
[94]觐见记第29页。
[95]觐见记第207页。
[96]觐见记第206页。
[97]觐见记第211页；《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第464页。
[98]《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第61页。
[99]觐见记第208页。
[100]觐见记第215页。
[101]觐见记第215页。
[102]觐见记第113页。
[103]《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第47页。
[104]《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第435页。
[105]觐见记第112—113页。
[106]觐见记第118页。
[107]觐见记第215页。
[108]《清世宗宪皇帝实录》卷56，五年四月丙午条，《雍正朝起居注册》
[109]马戛尔尼说：“无论乾隆本人，还是他身边的人，对这些东西（新的科学仪器）都没有好奇心。此外，现政府的政策不鼓励新事物，尽量防止百姓抬高外国人，贬低自己。”（《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第63—64页。）
[110]乾隆实录卷1426，五十八年四月初一日，第二七册第72页。
[111]乾隆实录卷1431，五十八年六月戊寅，第二七册第131页。
[112]乾隆实录卷1436，五十八年九月丁酉，第二七册第199页。
[113]乾隆实录卷1431，五十八年六月丙戌，第二七册第134页。
[114]《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第470页；觐见记第145页。
[115]觐见记第167页。
[116]《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第470—471页。
[117]觐见记第54页。
[118]觐见记第51、172—174页；《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第407、410页。
[119]觐见记第167—168页。
[120]《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第471页。
[121]觐见记第29—30页。
[122]觐见记第160—161页。
[123]比如雍正朝常保住伴送葡萄牙使臣麦德乐返回澳门，浙江总督李卫揭发他擅作威褔，雍正帝令李卫和两广总督孔毓珣秘密调查他有无贪赃之事，孔毓珣回奏，常保住在广东，来回都派家人打前站勒索银两，“在澳门收受西洋人食物，则人皆知道，收受西洋人是何礼物，则外人不知”（见《朱批谕旨·孔毓珣奏折》，六年三月二十二日折，光绪十三年上海点石斋缩印本）。这虽是雍正朝的事，乾隆朝也会如此。
[124]长麟于十月折奏：“臣长麟于初十日管押贡使赴粤。”（乾隆实录卷1438，五十八年十月癸酉，第二七册第225页。）
[125]觐见记第20页。
[126]康熙帝派遣传教士洪若翰（Jean de Fontaney，1643—1710）前往西洋招募科学技艺人员，他于四十年（1701）带同应招募人员乘坐法国船昂菲特利特号达到雷州半岛电白附近的放鸡山小岛，遇风暴不能驶往广州，船上有给康熙皇帝礼品，驻军都司li-Tousse（李）听说后，“大为震惊，如果在他管辖下出了事，他的脑袋，至少他的财产就要保不住。在中国，如果出了事故，不管当事官员是否有错，都要归罪于他。李都司马上报告给了他的上司两广总督，一面听候总督指示，另一面也可减轻责任和耽心”。受洪若翰招引来的汤尚贤（Pierre-Vincent de Tartre，1669—1724）以亲身感受描述了官员对皇帝贡品极端谨慎态度：两广总督与洪若翰决定，将礼品就近运上岸，从陆路运往广州，然后再运送京城。随后，押运礼品的官员吩咐将礼品用草绳包扎好，以防挑夫用竹竿扛抬时有损失；运输途中，“每副礼品担上都插有一面黄色小旗，旗上的中国字警告老百姓避让。挑夫们都遵命写下他们的姓名和担保人姓名，每个挑夫身边都有一个士兵，士兵们有一个队长统管。押运礼品的地方官员们和他们的随从们前后照看着这支队伍，不让有人掉队。对于中国人来说，没有比皇帝的东西更神圣的了，即使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东西，他们也把它奉若神明，小心保管好”。《洋教士看中国朝廷》，第9—12页；《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第一卷第186—191页。三品官令下级官员各负责一条船的运输，与广东官员押送洪若翰带来的贡品，虽是陆路、水运方式不同，管理方法完全一致，可以想象船户也会写保单按手印的。
[127]觐见记第25—27页。
[128]觐见记第31—35页。
[129]觐见记第181—182页。
[130]觐见记第164页。
[131]《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第470页。
[132]觐见记第38页。
[133]《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第344页。
[134]马戛尔尼说：“百姓极端憎恶曼达林和当官的人，他们害怕官吏任意处罚、迫害和凌辱他们，痛感官吏之不公，他们必须满足官吏的贪婪。”（《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第11页。）
[135]觐见记第74页。
[136]《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第213—214页。
[137]马戛尔尼说：“皇帝作为其子民之父，虽然公开表示，希望大家明白他对鞑靼人和中国人一视同仁，但鞑靼人也好，中国人也好，都不被这番话欺骗。”（《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第11页。）
[138]《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1431，五十八年六月丙戌条。《清实录》（第二七册）《高宗实录》（一九），中华书局影印，1986年，第135页。
[139]觐见记第73—74页。
[140]《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第25页。
[141]《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第361页。
[142]觐见记第32—33页。
[143]觐见记第82页。
[144]觐见记第84页。
[145]觐见记第42—43页。
[146]《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第26页。
[147]《清高宗实录》卷1435，五十八年八月己卯，第27册第185页。
[148]《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第479页。
[149]“中国百姓在政府中没有发言权，他们没有想争取他们应有的权利，他们必定心甘情愿忍受压迫，遭践踏。帝王或者官员可以按己意随时行施手中的权力。百姓无意寻求反抗政府的方法，政府对此毫不担忧。”（《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第351—352页。）
[150]《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第333页。
[151]《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第160页。
[152]《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第205—206页。
[153]《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第349页。
[154]《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第206页。
[155]《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第333页。
[156]《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第208—210页。
[157]《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第196页。
[158]《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第351页。
[159]觐见记第29—30页。
[160]觐见记第53页。
[161]觐见记第46页。
[162]觐见记第2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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