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五十年(1785)来到北京的法国教士劳克司神父,服务于朝廷,受派遣为马戛尔尼中文翻译。他对后者说:“我辈读中国之历史,证以目睹,则中国社会似尚无显著之缺点。唯残害婴儿一事,吾西人以为极背天理,华人则视为无足轻重,即日日见之,亦不以为怪。”他道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中国人溺婴、弃婴,并不以为是惨无人道的行为。他又说,弃婴多系夜间被置于住宅门前,有碍帝都观瞻,乾隆末年步军统领衙门乃在早上派巡逻车收集弃婴,以便拉到义冢掩埋。西洋教士得知,便忙活起来,每天赶到巡逻车旁,“遍察各婴儿之尸,见其中尚有气息者必抱归灌救,救活则就教堂中抚养之,长而施以洗礼,是知此残余之生命系仰托上帝之佑护”[135]。巴罗听一位侨居伦敦、曾在中国福建传教多年的法国传教士讲,他到男仆家看望,见仆人将要把妻子刚生的婴儿投进水罐溺死,他对仆人说这样做“是违犯上帝和人性的”,可是仆人表示:“因为无力负担,所以留下一条注定要吃苦受难的生命,还不如让他早早死去,这样倒可减轻罪过。”传教士见此情形就说不如我把婴儿抱到教堂施洗,拯救他的灵魂。仆人跟随到教堂,被传教士的行为引发父子之情,遂抱回家养育。[136]为何溺婴?那个仆人说“注定要吃苦受难的生命,还不如让他早早死去,这样倒可减轻罪过”。他说的不无道理,生在穷人家,终生受苦挨冻。贫穷,是中国人溺婴的根本原因。“京城居大不易”,帝都尤难,一个仆人在艰难竭蹶中挣扎,不得不产生溺毙、遗弃亲生骨肉的念头。乾隆朝社会,表面上是盛世,透过溺婴现象,以及使团成员目睹的下层民众吃食不如西方乞丐,船上夫役住的是“狗洞”,当然会发现民间贫困,会知道天朝盛世的虚假成分是多么严重!(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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