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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层民众的精神状态:《文化史散论》揭示的成果

时间:2023-10-0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祭祀河神,表明船户、水手有类似行业神的信仰,祭祀是祈求河神保佑航行顺利平安,获得人身安全。认命,是中国人的哲学,是接受、实践命定论者。巴罗在《中国行记》里多次记录中国人的赌博行为,可知给他印象之深。中国人不仅在国内赌钱,并把这种恶习带到移居地。

下层民众的精神状态:《文化史散论》揭示的成果

从六个方面观察,即职业信仰,一般的信仰,讲求孝道,休闲娱乐,赌博恶习,非议他人。

职业信仰的祭祀河神。马戛尔尼、巴罗等人看到与他们接触最多的船户、水手祭祀河神的虔诚仪式,那是在客船从运河穿过黄河时进行的祭祀河神:渡河前船户杀牲(猪、鸡),将猪肉、鸡肉放在船头,用牲血、羽毛涂、粘贴船头、船面,另备三个小杯,分别置放酒、油、盐(或油、米、面、盐),船主向船头方向叩头;开行,船主立于船头一侧,另一侧有一水手执持铜锣,到黄河中流湍急处,鸣锣为号,船主举杯,将杯中物倾倒水中,燃放爆竹,烧镀金锡纸,众人举手向河神致敬,过了急流,船主行三叩首礼,祭祀完毕。[48]及至马戛尔尼使团船行在赣江上,到第十五处险滩,船夫看到两三只遇难船骸,很是恐惧,“像传说中的乡巴佬,不是奋力抢险,而是开始敲锣求河神保佑,烧檀香打动河神发善心”[49]。祭祀河神,表明船户、水手有类似行业神的信仰,祭祀是祈求河神保佑航行顺利平安,获得人身安全。

希图通过占卜求神获知命运。马戛尔尼说他发现中国“老百姓都极其迷信。他们严格选择吉日和避免凶日,一如他们的长辈,都相信手相术、占卜术、占星术[50]。巴罗更了解到寺庙求签问吉凶的过程:“每个城、镇和村庄,有时在树林里,有时在山头,及极荒凉之处,都建有小庙,大门一直为那些想求神问卦的人敞开。事实上,中国宗教的实用部分可以说就在预测命运上。教士并不需要解释算卦书。若有人要出行、或买妻、建房,最重要的是埋葬已故的亲人,对这些事拿不准吉凶,那么他就到附近的庙去……每座庙的坛上都摆着一个木筒,内装若干小签,签头上写有一些字。他拿着筒摇动,直到落出一支签,看了签上的字再去查一本通常挂在庙墙上的书。就这样抽几次签,如果三次抽到好签,他认为就是吉兆。”事后,应了签上的话,他就去庙里烧香还愿。[51]不能抛头露面的妇女,“某些时候可到庙里去求神问卜,不会遭到指责挑剔。不妊妇女甚至被允许到庙里去抚摸小铜佛的肚皮,求保佑可以很快怀孕生子”。由于妇女不便外出,又需要算命,“因此出现一批算命先生……靠挨家给人算命为生……他们得知主人生辰八字后,就给人预测未来”[52]。此外,为求吉利中国人以“九”为吉利数字,[53]如九月九日重阳节,表示尊重老年人。人无论身份高下都相信占星术。认命,是中国人的哲学,是接受、实践命定论者。从求神问卜,可知中国人心态,很现实,关心的是现世幸福,这就是巴罗说的:“百姓担心今生的不幸,而不是害怕来世的惩罚,他们想的是尽量平息神的愤怒,化解面临的灾祸。”[54]

笃诚于孝道伦理。中国人讲求家庭伦理,父慈子孝。马戛尔尼就此说:“没有一个国家比中国更讲孝道和感恩的了。”[55]他和巴罗还注意到中国人的孝行意识,贯注在亲人生前和死后两个方面。“中国家庭和朝廷一样也维持等级隶属关系。父权虽无限,但始终表现出仁爱和宽大……在亲情的纽带没有被父亲折磨的地方,它就日愈加强,终生不变。中国各阶层特点中,没有比这种极其值得尊重的融洽关系更令人注目了。亲情和责任手挽手共行,从不希望分离。父亲的慈爱总是感受得到,始终增长;儿子的依赖也完全为父亲所理解,他从不想减轻它……根据中国人的观念,一户家庭只有一致的利益,其他的想法都是非自然的和不道德的。”[56]中国人相信祖宗亡灵会保佑子孙,为此要有感恩的祭祀:“善人都必须在家庙里严格举行祭祖的典仪……不愿举行这种重大典仪的人将因此受到惩罚,死后灵魂被剥夺访问祖宗祠堂的权利。”[57]使团成员对中国人的孝道更有着两点深刻的认识,一是指出孝道不只是道德观,而是法律、习惯的强制执行。这就是巴罗说的:“孝道在中国不是道德观,而是长期以来取得独断法律效能的规定;不妨如实说它存在于政府的准则上,而非存在于百姓的思想中。”“父母权威性得到法律和风俗的肯定,从各方面看都如同具有最强的法律效力。”[58]二是理解中国人的尊崇祖先是可爱的弱点:“在这方面(祭祖),中国人的迷信,说到底,是一种可爱的弱点。设若人死后的灵魂可以保佑活着的人,那么人们肯定应向关爱过自己的人献祭,而不是向那些除名字外一无所知的人礼拜。”[59]

强烈的好奇心。中国人的词汇里有“出洋相”一词,意思是出丑,观看马戛尔尼一行,是真正欣赏出洋相的洋人,以寻求开心。马戛尔尼船只到舟山定海,“人人诧为奇观……上船观者甚众,拥挤不堪名状……多逗留徘徊不肯即去……然尚肯自守规则,未有野蛮之举动,于中有少数之人状貌粗蠢,若全无知识者,盖下流社会也”[60]。英使所乘船只停靠在海河天津城区,“岸上及船中之中国人民,咸企足引首,向吾船观看,面上各露惊异之色”[61]。看客中的许多人,“仅仅是出于好奇从几里远的地方赶来看我们的”[62]。使团人员往北京城的路上,“两旁排列着观众,有的骑马、步行,有的乘坐小车、手推车、马车、轿子”[63]。民众娱乐的机会很少,而好奇心人皆有之,看热闹,看出洋相就是一种乐趣,能够观看英国人、英国船真正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争相而往,是很自然的事情。这里需要留意的是中国人的好奇心,是为寻求刺激,找乐子,不是去探求新知识,去发明创造。(www.xing528.com)

嗜好赌博。巴罗在《中国行记》里多次记录中国人的赌博行为,可知给他印象之深。他写道:“每逢几个中国人碰巧相遇,通常都赌博。”[64]“每逢闲汉有机会凑在一起,少不了试试赌博运气,中国人对此是有准备的。他外出时难得不在口袋里带一副牌,或一双骰子。”“在许多城镇赌博之风十分盛行,以致几乎每个角落都有人玩牌或者掷骰子。他们甚至被控告常常拿他们的老婆孩子作大赌注。可以理解,在人们能够出卖子女为奴的地方,赌徒会毫不后悔地”冒险干这种事。[65]为了赌博,竟然随身带着赌具,更有甚者,拿妻儿作输赢的赌资,恶劣到极点。中国人不仅在国内赌钱,并把这种恶习带到移居地。所以巴罗又说:“赌博,中国人无论到什么地方都免不了这种恶习。据说在我们的一个东方殖民地(威尔士王子岛),允许中国人定居,他们每年上交一万美金为取得开赌场和卖鸦片的许可。”[66]

爱议论他人的恶习。“中国的交往老是一个样,大家不外谈论东家长西家短,当官的怎样不公,奸商怎样欺诈,又有那个人弄虚作假。”[67]下层民众聚在一起,免不了说闲话,议论张家长李家短。爱管闲事,又不当面说,有搬弄是非之嫌。背后议论人,是不道德的行为。至于评论当官的事,老百姓不知官场情况,知道一点也不敢说。这种议论是官方人士之间进行的。

要而言之,马戛尔尼、巴罗、斯当东等人观察到中国下层民众具有尽心尽力的劳作态度,苦干巧干的作风,高效而保证质量的成效,妇女与男子一样从事重体力农耕活计。他们的生活状况是,饮食粗粝,衣着不整,居室简陋,异常清苦。而他们因信仰神灵和命运,[68]安贫守分,得过且过。父慈子孝,家庭和睦,进而促成社会稳定。但是有嗜赌恶习,爱说闲话,是精神空虚的表现。归结成一句话是:吃苦耐劳、可悯可叹的守法良民。

写到这里,不妨用马戛尔尼使团人员比较北京人伦敦人的一天生活来表达他们对中国平民生活看法。他们说:“北京的大街上,傍晚五六点钟,难得看见有人行走,到处都是猪、狗。居民干完了白天的活,此时都各自回家,吃饭,同时按他们大皇帝的习惯,日落就睡觉。同时候的伦敦,从海德公园一端到迈尔区(Mile End)则人群壅塞,几乎阻断了道路。在北京,一大清早,百姓就像蜂群嗡嗡喧闹;而此时,相反的,清晨的伦敦街道上几乎空无一人。晚上八时,哪怕在夏季,北京城门也是关闭的,门钥匙交给城守,不得以任何理由开启。”[69]北京人,更不要说中小城市、乡村人了,基本上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农业社会的生活方式,平民百姓生活简单、平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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