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4年“牡丹社”事件后，日本并未放弃占领台湾的野心。1884年法国海军进攻基隆、淡水期间，日本海军曾亲临观战，并拜访占领基隆的法国海军司令孤拔。1894年，朝鲜东学道农民起义，中国和日本派兵入朝帮助平乱。但平乱后，日本拒绝退兵，进而于1895年7月25日突然袭击丰岛附近的中国“高升”号运兵船，引发甲午中日战争。7月28日，日本陆军向驻扎朝鲜的清军发起攻击。8月1日，中日两国同时正式宣战，并派援军奔赴朝鲜。
战争爆发后，清军统帅叶志超既不主动进攻汉城的日军，又不择险据守，将部队收缩于平壤城内外，坐待日军完成对平壤的战略包围。9月14日，日军兵分四路，对平壤发动进攻，老将左宝贵力战身亡。叶志超弃城而逃，渡过鸭绿江，退入中国境内。9月16日，中日海军在黄海遭遇，双方鏖战5个多小时，北洋水师损失惨重，邓世昌等将领壮烈殉国。随后，李鸿章令北洋水师退守威海卫，放弃了黄海制海权。日军则发动了对中国本土的进攻。连下辽东半岛的九连城、凤凰城、岫岩、旅顺、大连等地，兵临山海关。
1894年10月，日军从两路攻入辽东，对清军形成包围之势。清廷上层主和派抬头，寻求列强调停。11月3日，恭亲王奕
在总理衙门会见英、美、德、法、俄五国公使，称中国愿以承认朝鲜独立及赔偿军费为条件，与日议和，请各国调停。[1]五国中唯有美国表示愿意出面调停。11月6日，美国驻日公使谭恩照会日本外交大臣陆奥宗光，表达美国调停中日战争之意愿。陆奥认为此时媾和时机尚未成熟，中国国内主战言论仍高涨，必须对中国进行“更沉重的打击”[2]，“使清国产生更为恐惧的心理”[3]，才能逼迫中国接受苛刻的议和条件。一番深思熟虑后，日本决定暂时不予明确回复，表示若美国愿意居中转递消息，将“深愿倚赖美国政府的厚谊”。[4]随后，清廷托美驻华公使田贝向日本提出前述拟定的媾和条件。[5]但是，承认朝鲜独立和赔偿军费显然不能满足日本的野心。早在1894年10月初，日本外务大臣所草拟的最早的三套媾和方案，已把割占土地视为基本要求：“甲案：一、中国承认朝鲜独立，不干涉朝鲜内政；割让旅顺口及大连湾于日本，作为永久保证；二、中国赔偿日本军费；三、中国以其与欧洲各国所缔结的现行条约为基础，与日本缔结新条约，并在履行上述条件以前，中国应予日本政府充分担保。乙案：一、由列强担保朝鲜独立；二、中国将台湾全岛割让于日本；其他条款与甲案相同。丙案：在日本政府宣布停战条件以前，先要问明中国政府的意向如何。”[6]不过，当时日本军事上虽处优势，战事毕竟尚未蔓延至中国，提出割占远离战场的台湾并不符实际，日本总理大臣伊藤博文也未把台湾视为必得的条件。(www.xing528.com)
11月27日，日本递交美国驻日公使一份备忘录，拒绝了中国的和议条件，并称中国若有诚意和谈，“可任命具备正当资格之全权委员，日本政府当于两国全权委员会商时，宣布日本政府之停战条件”。[7]与此同时，日本提出“干预作战”政策，即根据即将展开的媾和谈判重新调整战略部署，扩大对清廷的军事压力，以期最大限度掠取侵略权益，这其中就包含争取割占台湾。
不过日本内部对未来的军事行动产生了分歧。日本军方多主张进行冬季作战，乘胜攻入山海关，进军直隶，以威胁清廷权力核心地域。但这遭到内阁总理伊藤博文的反对，他认为若进攻直隶，战线过长，补给不易，难度太大。同时，还容易招致列强的干涉。因此，1894年12月4日，伊藤在“应进攻威海卫并攻略台湾之方略”中，建议日军一方面“宜渡海进攻威海卫”，一方面“须与此同时夺取台湾”。这一兼具外交考虑的策略，显示伊藤对东亚局势的清醒认识，其意在避免引起列强的干涉，同时也迎合朝野的议论，尽可能扩充其侵略权益。[8]日军大本营接受了伊藤的建议，日军作战行动因之做了调整。1895年1月20日，日军在山东半岛的荣成湾登陆，大举进攻威海卫。2月，日军攻陷威海卫，北洋水师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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