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隆官煤厂原由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大臣沈葆桢倡办，及沈氏奉调总督两江之后，煤厂的经营便移转到闽抚身上，成为一项经常性的地方政务。光绪二年，叶文澜奉派为矿务督办，在基隆组设矿务局，直接对闽省大吏负责。光绪十二年十一月，丁日昌渡海赴台，抵达台湾后的第一件事即为视察基隆煤矿，并派督办煤务的道员叶文澜分勘硫黄矿、铁矿。[89]十二月十六日，丁日昌在其奏折中报告称：“基隆煤务已用机器举办，明春可开至煤层，以成本计之，每吨在一元三角左右，运至香港，则每吨可值五六元。计每吨可得余利三四元。该处民矿若用价一律由官买回自办，以断葛藤，将[来]山中之煤无尽，即公家之利无穷。”[90]上述奏报似乎展示出基隆煤矿一片大好的前景。三年三月十二日，煤井“凿至二百六十九尺五寸”，看见煤层，成色甚佳，其质坚亮，能耐久烧并少灰土，与外国上等洋煤相埒。丁日昌在上奏朝廷时称“台湾矿务以煤利为最大，用亦最广。……将来推广扩充，取不禁[尽]而用不竭。诚可利国利民，上舒圣廑”。[91]然而，基隆官煤厂日后的发展并非如丁日昌所预料的那么乐观。
早期基隆官煤厂开采的技术或设计范围统由洋矿师翟萨主持办理。至于出煤后的疏运销售，工人的管理，员工薪资的发放，机器的采购，以及日常行政事项，属于业务经理范围，则由煤务局官员负责。三年十二月，机器安装完毕后煤厂开始正式生产，已具备了日产煤炭200吨的条件。四年，由于工人名额不足，且疾病流行，全年采出煤炭1．6万吨，算是一个初步的开端。五年，受雇工人日渐增多，外国工匠中8人虽因合同期满离台回国，但全年煤炭产量仍增为3万吨。六年初，煤炭产量仍未达到每天200吨的水平，其后煤局官员奉命积极整顿，生产随而顺利进行，每周产量由1000吨增到1300吨，全年的煤炭产量共为4．1236万吨。七年，虽然受到台风和地震的影响，但全年的煤炭总产量仍较上年增加30%，为5．3606万吨。八年春季以后，矿师翟萨告假回国，台湾道委任船政学堂学生张金生接替，往后官煤厂的开采事宜又转入另一新的阶段。
官煤厂在创办之初对于煤井采出的煤炭，并未定有周全的疏运措施。光绪四年，台湾道曾计划改用上海拆运到台湾的铁路材料建筑八斗至基隆间的铁道，以便疏运煤炭，但未实行。煤局采用旧式驳船从煤港码头装载煤炭，趁风驶至基隆码头的疏运方式，因驳船不多及风向不顺，而大受影响，导致采出的煤炭积压在煤井附近。翟萨曾提出由煤局置备足用的煤船，并购置一小型汽艇拖曳煤船前往基隆码头，以增进疏运的效率，但煤局方面却迟迟未能实施。
官煤厂出产的煤炭，根据煤块大小及细碎程度分为官炭、总炭及粉炭三种，官炭优先供应福建船政局及兵轮之用，总炭及粉炭两类由煤务局自行营销。然而，官煤厂的营销绩效不佳，煤炭的售价远较民窑为高，总炭、粉炭等类又不大合于外国船只购运的条件。煤务局官员坐待主顾光临，偶或洽有大批交易，价银稍有出入，仍须层层向上请示，时间稽延，往往错过销售机会。至八年，积存未销的各色煤炭多至40余万石（约合3万吨）。以致“上等之煤渐化为次等，次等之煤更化为下等，下等之煤一火自焚，不值一文”。[92]在管理方面，冗员浮费过多，主持乏人，成本过重，随处虚耗，任意报销，种种靡费，悉难枚举。[93]
闽省督抚等以台北煤务诸多亏折，一再批饬台湾道刘璈认真整顿。刘氏于八年二月拟定整顿煤务条规，规定：煤炭折耗限定最高成数，逾限应予分别赔罚；煤局员役工匠等日常需用煤炭，一律自行照价购用；煤层开挖情形，按月绘图呈报；煤局执事售货员，应按实裁减改派，不准滥用私人；每月拨煤收银账目，应将收欠还各款注明册报；招徕销路，剔除扣头及使用小费等类弊端。[94]此外，为降低成本，还提出购置小轮船以改进煤厂煤炭的疏运，购置机器，将粉炭制成煤砖，提高售价，增辟销路等主张。然而，整顿未见成效，随后两年的产量，不增反降；与此相反，当年经费开支却由原来每月四五千两，增至6000两，其后又增至8000两。官煤厂亏折连连，陷入经营失败的困境。
光绪十年中法战争期间，为了避免资敌，刘铭传饬令所属部队前赴八斗拆移煤厂机器，炸毁煤井设备，放水流入矿坑，并将煤局房屋及坑口存煤1.5万吨焚毁。[95]经营将及十载的台湾官煤厂，至此完全破坏。
光绪十一年五月，法军撤退之后，帮办福建军务大臣杨岳斌与刘铭传即到基隆安抚百姓，商办善后事宜。因经费所限，对于官煤厂的重建一时未能立即进行。商人张学熙乃乘机禀请承办原由官营的八斗煤矿，其条件是嗣后船政局在台采购煤炭，每百石减低价银4元，商方只领价银20元，一俟办有成效，再由官酌议抽厘。[96]刘铭传认为基隆煤矿交由商人承办，官方不仅不需筹垫经费，且此前煤务岁支经费银10余万两也可节省，因而批准照办。嗣因矿坑积水过深，张学熙无力购办机器，仅用人力排水，开办数月，亏折本银数千两，力不能支，而禀请退办。[97]为了供应江南机器局、福州船厂及兵轮用煤，刘铭传又与两江总督曾国荃、船政大臣斐荫森相商，由南洋、船政和台湾官方各凑资本银2万两，作为官股，并委派补用同知张士瑜招集商股6万两，合成本银12万两，作为官商合办事业。光绪十三年正月，官商合办的台湾煤务局成立，初期的产量并不理想，每天少的仅25吨，多的不过50吨。是年十一月后，新的采煤机器安装完成后，煤厂具备了日产煤炭100吨的能力，但出煤疏运的老问题又再度出现。非造铁路改进运输，煤务不能获利。然而，煤局原有官商资本，用以办理机器工程已经捉襟见肘，实在没有再行修造铁路购买火车的能力。为了免致商股亏折，张士瑜于当年十二月禀请收归官办。[98](www.xing528.com)
改归官办后的基隆八斗煤矿，延至光绪十五年上半年煤炭日产量虽已增至100吨左右，但生产的条件却仍多欠缺，如矿区至基隆间运煤铁路的铺设，采煤机器的更新，及新矿区煤井的开辟等都亟待进行。依外籍矿师的计议，非增加本银100万两，力筹恢拓，煤局无法获利。然而，台湾经费支绌，官本无款可筹，商股不能再招。在刘铭传感到进退两难之际，久已企图开发基隆煤矿的英商认为机会已到，推范嘉士（Hankerd）为代表，出面揽办台湾矿务。六月，由矿务委员张士瑜与其会商承让条件，草签合同十一条。此项合同给予英商的权利与便利可谓应有尽有，其中自由选定矿区两处，矿区内外、员工房屋和码头屯煤处所等需用官地概行免租，以及20年之内全台非该商不准添用机器挖煤等项，尤为英商方面的特权；而台湾官方得到的利益，不过是每月按市价八折收购煤炭1000吨，出口煤炭每吨征收课赋银一角，并收回基隆煤矿官本银14万两而已。至于民营煤矿方面，不仅因此增重厘捐负担，且受诸多限制。[99]
不过，刘铭传在呈送合同的奏折中却认为台湾煤矿每年亏折银四五万两。以台湾弹丸之地，所入不敷所出；此项漏卮，无所底止。非设法变通补救，不能免此无穷之累。若由该英商承办，不特官本可以取回，即以20年计之，可免漏卮100万，关税并车路运价转可得数十万。利源既辟，商务更兴，于地方民生尤属有裨。[100]
然而，总理衙门并未赞同刘铭传的看法，庆亲王奕劻在复奏中认为合同所立各节大都为利益煤矿起见，而于本地民生殊有妨碍，必非民情所愿；且台地孤悬海外，基隆实为扼要之区；该处煤矿，乃中国自有之利。一旦付诸外人，盘踞二十年之久，俨同地主；渐至建盖洋房、聚族日众，恐年满之后，又将别生枝节。尤可虑者，中国各省矿产，洋人垂涎已久，迭经相关将军、督、抚奏请设法阻止，杜其觊觎。若准英人开办煤矿，恐他国援以为例，纷纷要求；倘拒而不允，彼将谓“厚彼薄此”，重烦辩论。似不值贪此小利，转贻外人以口实。庆亲王还认为台湾煤矿自创办以来，几费经营，方能具此规模。与其轻议更张，致滋流弊；曷若善为经理，自保利权。[101]
经总理衙门与户部会奏后，清廷认为刘铭传“办事殊属粗率”，特传旨申饬，仍命其按照总理衙门原议慎选贤能、破除积习，将煤矿各事认真经理。[102]刘铭传奉到上项上谕之后，于是年十月将煤局洋员裁退，委派候补知县党凤冈管理，经过整肃，收效明显，这一年官煤厂的产销数量都有增加，统计全年出口煤炭43419吨，仅次于光绪七年而已。
其实，刘铭传于委派党凤冈管理煤局之时，即已决定一面仍招华商另行接办的原则。光绪十六年六月，帮办全台抚垦事务的林维源访招富商蔡应维、冯城勋、林元胜等鸠资30万元，商定与官合办，为期20年。合办的方式，股份定为官一商二，由商缴还原矿本银12万两，承受矿存房屋机器，就应缴款项中以10万元作为资本，其余按月缴煤折价抵还；矿局一切业务由商负责经营，官不过问，将来无论赢亏，按照成本三股匀算。[103]经蔡应维等禀立合办章程，刘铭传认为所拟办法，尚为妥协，即予批准，定于七月初一日开办，仍一面奏报朝廷备案。可是，全案经户部咨商总理衙门认定基隆矿务经派员整顿后，甫有起色，又忽变为官商合办，上年洋商包办早已作为罢论，是否尚有影射冒充情弊，事属可疑；考核所定章程，又属必不可行，因而会奏请饬即行停止，照前遴员认真经理。朝廷认为所议各节“实属抉摘隐微，确中情弊”，严谕刘铭传“将现办之局赶紧停止，不准迁延回护”。[104]刘铭传也因此获咎，受革职留任处分，同时遵奉谕旨饬令蔡应维等于九月二十日退办。而对基隆煤矿的经营，饬由藩司沈应奎与台湾道唐景崧会筹办法。光绪十六年十月，沈、唐详报会筹办法，历陈基隆煤矿不可停办的各种理由，主张暂仍其旧，万一出煤日绌，亏折日多，唯有暂行停采，另俟筹有巨款，再开新矿。户部及总理衙门对于基隆煤矿维持官办旧状，也是别无异议。
商人退办以后，基隆官煤厂出煤愈少，仅足维持制造局、船厂及官轮的需用。刘铭传因官护商办的煤务政策屡遭朝廷否定，并受革职留任的处分，而心灰意冷，于光绪十七年三月称病去职。官煤局由于八斗老井煤苗形将告竭，产量日益低落。邵友濂继任台湾巡抚之后采取紧缩政策，十二月，复将官煤局外籍矿师芮德（Reid）解雇。光绪十八年，官煤厂的采掘工作已经停止，而另开暖暖煤井的计划，依然未有定议；官煤局在形式上虽然仍维持旧状，但除了出售存煤外，实际上已经停产。同年十月，邵友濂正式饬令“暂将旧用机器封储，即行停止开采，以资撙节”，[105]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官办机器采煤厂就此寿终正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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