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战争爆发并导致甲申易枢

1883—1885年间的中法战争因越南问题而起。19世纪中叶，为了在亚洲建立所谓“法兰西东方帝国”，法国参与了侵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而后把侵略重点放在越南。1862年，法国逼迫越南阮氏王朝签订第一次《西贡条约》，开始了在越南的殖民进程。到了1867年，法国的殖民地拓至整个越南南部，控制了湄公河三角洲。1866年，为了寻找从越南进入中国的路线，法国殖民者组织探险队，溯湄公河北上，经其上游澜沧江，进入中国云南地区。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殖民者发现澜沧江航行条件恶劣，而从越南北部的红河，经中国境内的元江进入云南，才是理想的通道。这一发现令殖民者兴奋不已，马上决定向北扩张，占领北圻（法国人称之为“东京”），夺取这一通道，从而打通面向中国西南的门户。

1873年11月，法国海军上尉安邺带领一支法国远征军攻占了河内及其附近地区，并准备继续西进，攻占地处中越边境的重要门户保胜。此时，驻扎在保胜一带的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应越南政府的请求，参加了抗法战争。12月21日，黑旗军与越南军队一道在河内城郊大败法军，击毙安邺，收复河内，迫使法军退出红河地区。越南国王授刘永福三宣副提督之职，据守红河两岸。然而，越南抗击侵略的决心并不坚定，在法国的威逼下，派人与之议和，并于1874年3月15日签订第二次《西贡条约》（即《法越和平同盟条约》）。通过这一条约，法国取得了红河至中国云南的航行权。此后，法国视越南为其“保护国”，并试图断绝中国与越南历史上形成的“宗藩”关系。不久，应阮氏王朝之请，清军也进驻越南山西、北宁地区。中法不可避免地将在越南发生冲突。

为了在未来可能瓜分中国时占得先机，法国谋划进一步把越南作为侵略中国的跳板，侵占北圻，打开进入中国云南的通道。之所以选择北圻，“因为它是一个理想的军事基地，由于有了这个基地，一旦欧洲各强国企图瓜分中国时，我们将是一些最先在中国腹地的人”。^[1]1881年7月，法国议会同意增加远征北圻的军费。1882年3月，法国海军上尉李维业率法军第二次侵犯越南北部，再次攻陷河内，次年3月攻入南定。1883年5月19日，侵越法军在纸桥遭到黑旗军的伏击，大败而归，李维业也被击毙。刘永福得到越南朝廷的嘉奖，被封为三宣正提督。但法国不甘心失败，议会增加了远征军的军费与部队。8月，法国侵略军在孤拔（Courbet Amédée Anatole Prosper）的率领下，攻占越南首都顺化，强迫越南签订《顺化条约》，使越南正式接受法国的保护，完全沦为法国的殖民地。接着，法国要求清政府令清军退出越南，召回黑旗军，开放云南边界通商。同时，法军开始进军清军参与协守的北圻。

如何应对越南形势的恶化以及西南边疆所面临的危险，清政府内部出现了主和与主战两种分歧的意见与争论。主战者主要是清流官员（如张之洞、张佩纶、陈宝琛等）、湘系官员（左宗棠、刘坤一、彭玉麟、曾纪泽等），以及滇、粤、桂三省督抚（如刘长佑、张树声、倪文蔚等）。主和者主要是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官僚。在两种意见影响下，清政府对法态度模棱，迟迟无法定夺，“法越构衅，绵延三年，致法占越南，和战仍无定见”。^[2]与此同时，中法两国为越南问题数次进行谈判。法国坚持要求中国承认其对越南的殖民统治，并且开放云南边境，遭到拒绝。到了1883年10月下旬，法国政府决定中断谈判，企图用武力来迫使中国接受其要求。^[3]

1883年12月，法国议会通过追加2900万法郎军费和1．5万名远征军的议案。随后，远征军司令孤拔率13艘军舰、6000余名士兵，从河内出发，水陆并进，向驻扎在北圻山西一带的清军和黑旗军发起进攻，正式发动对华战争。此时，驻守在山西的清军、黑旗军及越军共有7000余人。清廷上层和战不定，影响前线官兵的作战准备。清军统帅、云南巡抚唐炯消极避战，竟擅自率行回省，“置边事于不顾”。^[4]余下的清军将士与黑旗军虽据险坚守，与法军激战3天，终仍寡不敌众，被迫撤离，山西失守。1884年2月，法军增援部队抵达，米乐接任远征军司令。3月8日，他率法军1．2万人，兵分两路进攻北宁。北宁地处河内和谅山的交接处，是法军进犯谅山，威胁中越边界的必经之地。清军在此经营年余，清政府多次饬令清军全力防守，但清军统帅广西巡抚徐延旭株守谅山，迁延不进，后望风而遁，致使前线官兵战败溃退。3月12日，法军占领北宁。随后，法军在东西两线上长驱直入，先后占领谅江、郎甲、兴化、临洮、宣光等地，控制了整个红河三角洲。^[5]

清军前线的节节失利震动了朝野上下，激起了舆论的不满。清流官员更是要求清廷严惩败将，痛下决心与法军决战。清廷为了推脱责任，以“委蛇保荣，办事不力”为名，变更权力中枢军机处。首席军机大臣奕被“开去一切差使”，由礼亲王世铎取代，并撤换全部军机大臣。^[6]同时，任命贝勒奕劻主持总理衙门，实权则掌控在醇亲王奕譞手中。此次清廷权力中枢的剧变，史称“甲申易枢之变”。而败军之将唐炯、徐延旭等人也被革职拿办，潘鼎新、张凯嵩分别继任广西、云南巡抚。清廷在表面上摆出了一副要与法国决战的姿态，但此时在西北边境与朝鲜所面临的外敌压力，迫使其希望在“不贻后患、不损国体”的条件下，寻机议和。^[7](www.xing528.com)

法国一方虽然加紧在越南的军事进攻，但连年战争让法国感到相当吃力，因此还是希望用外交讹诈的手段达到目的。1884年4月，法国海军中校福禄诺通过粤海关总税务司德璀琳，向李鸿章转达撤换驻法公使曾纪泽的要求，以此作为议和的先决条件。^[8]作为当时清廷主战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曾纪泽在对法交涉中态度强硬，招致法人忌恨。为了向法国表示议和的“诚意”，4月28日，清政府下令撤换驻法公使，让李风苞暂代，并授权李鸿章全盘负责对法议和。^[9]

经过数日谈判，李鸿章和福禄诺分别代表中法两国政府，于1884年5月11日在天津签订了《中法会议简明条款》（即《李福协定》），内容有五款：（1）中越边界毗邻北圻，法国应予保全；（2）中国将驻北圻各防营调回，对于法越所签及未签条约，“均置不理”（法文本则用“尊重”一词）；（3）法国不向中国索赔，中国同意在与越南北圻毗邻的地区开放通商；（4）法国同意在与越南签订条约时，决不出现伤碍中国威望体面地字样，并销废以往与越南所立约中有关东京的所有内容；（5）三个月后，两国各自派遣全权大臣，按以上所定内容，会议详细条款。^[10]在福禄诺看来，条约的第二款意味着中国终于放弃对越南的宗主权。法国政府迫不及待地希望尽快实现这一条款，即于签约后的第二天（5月13日）指示福禄诺向清政府提出清军从东京（北圻）撤兵的要求。但根据条约，中国撤兵的具体时间应在三个月后，再由双方的全权大臣议定。福禄诺不顾先前的约定，单方面于5月17日突然向李鸿章递交一份“牒文”，提出法军将于20天后，即6月6日占领谅山等地；40天后，将占领北圻全境，并宣称“这些期限届满，我们将立即进行驱逐迟滞在东京领土上的中国防营”。^[11]这个“牒文”不仅违背双方的约定，也不具任何法律效力。对福禄诺的要求，李鸿章态度暧昧，只是“含糊应对”，既未同意，也没予以驳回。这使福禄诺误以为中国接受了撤军的要求，即向法国政府报告。这个“误会”导致局势进一步失控。^[12]

接到福禄诺的报告后，法国政府即令远征军司令米乐派军队如期前往谅山接收清军阵地。6月23日，法军上校杜森尼率兵到达谅山附近的北黎（即观音桥），强行抢占四周山冈，先枪杀前来交涉的3名清军使者，继而向清军阵地进攻，遭到清军的阻击。此战，法军战死近20人，伤79人，失踪2人。^[13]清军阵亡百余人，伤300余人。^[14]此事被称为“北黎冲突”，或“观音桥事变”。

观音桥事件立即成为法国向中国索取更大侵略权益的借口。谢满禄于7月12日向清政府提出最后通牒，要求清军立即从北圻撤军，并赔偿2.5亿法郎。并威胁“自今日为始，限七日内复明照办”，若一周内得不到满意的答复，法国将“径行自取押款，并自取赔款”。^[15]所谓押款，即占领中国一两个沿海口岸，并收取关税作为抵偿。清政府则认为北黎冲突源自误会，希望依据简明条款，由双方派代表详议条约，解决纷争，并主动于7月16日令清军一月内从北圻撤兵完毕。7月19日，清政府派遣的全权代表两江总督曾国荃到达上海与巴德诺（Patenôtre，Jules）谈判，但双方未就赔款数额达成协议。清政府态度强硬，表示拒绝任何赔款。

在这种情形下，法国认定只有把战火烧到中国境内，才能逼迫清政府屈服。在谢满禄提出最后通牒的第二天，孤拔即率领新组建的远东舰队，开进了福州马江和台湾基隆，与福建水师对峙。战事一触即发。